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时代》杂志选择了三位中国农民工作为封面人物。他们认为，中国劳工的勤奋和巨大的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关键因素之一。毫无疑问的是，30余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中国的人口红利密不可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奠定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基石。而今天，伴随着出现多年的用工荒，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制造业外企转移等现象，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争论此起彼伏。
那么，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真的到来了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曾提出“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连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拐点”。
劳动力是否从剩余变成短缺是评判拐点到来的依据。但从目前看，“短缺”的结论或许有些片面。首先，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看，劳动密集型产业未来在整个中国国家占的比重是相对下降的，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的现象正预示着一个新的未来。这两天，《浙江省第一批“机器换人”先进适用装备推广目录》出炉，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成为东部省市发展的方向。机器换人，一方面降低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风险，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同时也减少了对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其次，中国未来至少还要持续20年的快速城镇化，从去年数据看，已经有2.74亿农民工转移出来，按照“三个一亿人”的设想，其中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这些潜在劳动力拿什么来接纳？值得思考。此外，现在已经转移出的劳动力，年龄基本在16岁—45岁，这是最佳的就业期，到了45岁之后绝大部分都返乡，回到农村去务农。应该说，45岁的年龄对于工人来讲仍是黄金就业期，这种劳动时间的闲置源自户籍制度及二元体制的障碍。由此，判断劳动力人口红利是否消失，需要放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从经济结构的转型、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来综合评判。但从目前看，一方面城镇化蕴含大量劳动力人口增长潜力，另一方面还有劳动时间的大量闲置。人口红利终结的论断还为时过早。
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人口红利的内涵也需要进行全新的分析。如果说，在过去，人口红利更多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的低廉，那么，未来则更应体现在质量的提高上。如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再持续依靠传统的“人口红利”可能难以为继。如果劳动者技能普遍提高，中高端人才比例大幅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实现新的跨越。在新常态下，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创新，而创新的关键是人才。只有通过深化改革与制度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依靠智力创造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当前，我们正在为“中国制造2025”努力，中国制造要成为中国创造，与之相适应，人口红利也要转变为人才红利。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一个是量，一个是质，这两方面并不冲突，而且量是质的基本保障，通过科技和管理创新，“量”的优势就可以转化为“质”的优势。与此同时，企业要释放人才红利，获得利润，同时也要让利，让创新人才参与分享企业的利润，从而形成持续创新发展的动力。只有充分调动创新创造的积极性，才能实现体制机制的突破，从而使经济增长更具活力。从未来看，“人才红利”蕴含巨大空间，随着人的寿命延长，可利用的老年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越来越多。由于产权和知识产权制度还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等，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未充分发挥出来。更好激发人才创新的动力，这正是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新闻观察员 冯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