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民主革命
孙中山从青年时代起就忧国忧民，“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把“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作为毕生奋斗的理想。他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并付诸实践。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青年孙中山北上天津，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纲领，但是遭到冷遇。从此，孙中山不得不放弃改良思想和行医职业，转向民主革命。他的一生始终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爱民精神、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天下为公的理想精神和民生为本的博爱精神。在他百折不挠、矢志不渝的领导下，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年封建帝制，为中国开创了走向共和的新时期。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加之革命党本身的涣散软弱，孙中山既定的目标未能实现。但是他并不气馁，从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得到鼓舞和启发。他接受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着手建立国共两党联合战线。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对三民主义做出新的解释，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充实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形成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在国民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贡献毕生精力
1918—1920年，孙中山完成《建国方略》，提出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但是，他未能将梦想变成现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孙中山梦寐以求的宏伟目标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孙中山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国家的统一和富强贡献了毕生精力。1953年，毛泽东在谒拜中山陵时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96年，江泽民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大会上，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并列为20世纪中国的三位伟人，深情地指出：“孙中山先生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他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2005年，胡锦涛在纪念孙中山逝世80周年时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对他怀着崇高的敬意，从来就是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合作者、继承者。”
孙中山给我们留下大批精神遗产，他所提出的“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现实意义：统一祖国，就是要促成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振兴中华，就是要实现全民全面小康，实现祖国的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孙中山未能等到这一理想的实现，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的革命遗志成为中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理想，他的革命奋斗精神成为中国人民永远进取的动力源泉。
贯彻三大革命政策
廖仲恺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是近代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近代革命史上的杰出人物。从青年时候起，他就立志献身革命事业。廖仲恺和夫人何香凝自从1903年9月在东京结识孙中山之后，便毕生追随孙中山，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他的革命活动与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息息相关，与孙中山并肩携手振兴中华。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协助孙中山积极进行推翻清朝专制政府的斗争，参加讨伐南、北军阀的斗争，呕心沥血，殚精竭虑。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2月南北议和开始。廖仲恺被派为南方革命政府代表，恰巧其兄廖凤书也被袁世凯指为清政府的代表，兄弟俩各站一方，在谈判桌上对峙，一时传为新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廖仲恺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下，与时俱进，全力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促成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在合作过程中，他同李大钊、毛泽东、彭湃、吴玉章、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结下深厚情谊，被共产党称为“无产阶级的好朋友”。
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秉承其遗志，砥柱中流，继续坚定地贯彻三大革命政策，全力支持工农群众运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其他反革命派，为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勇敢战斗，不顾个人安危。当敌人密谋刺杀他，有人提醒他警惕时，他坦然回答：“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事顾忌！”“我平生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他大义凛然，坚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
廖仲恺不仅是杰出的活动家，而且是优秀的政论家和宣传家。辛亥革命前，他积极为《民报》撰写和翻译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参与中国人首次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他驳斥保皇派的错误言论，传播革命思想。第一次护法运动前后，他大力阐发和传播孙中山的学说，主张民主革命不能停止步伐，要继续前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满腔热情地为之欢呼，坚信“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从1919年起的两年时间内，他先后译出《进步与贫乏》、《社会主义史大纲》、《全民政治论》等书，并撰写、发表《三大民权》、《〈全民政治论〉译序》等系列政论文章，积极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与办法，展现了思想的光芒，产生很大影响。他高度赞扬五四爱国运动，认为它是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最好方法。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的思想境界有了新的升华。政治上，他主张“把国家主权放在四万万同胞手上”；经济上，他要求有一个发达的经济基础，应该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遭到敌人暗杀，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9月1日，廖仲恺出殡时，广州的黄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20多万人参加，表达对他的深切哀悼，行列之大，阶层之广泛，情绪之严肃、悲壮，都是空前的，说明他是广大民众崇敬的革命领袖人物。共产党人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周恩来亲自撰写《勿忘国仇》、《沙基惨案与党代表之死》等悼文。邓颖超后来说：“廖仲恺、何香凝先生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建树了光辉的业绩。他们坚持原则，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廉洁奉公，不断进步，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今天，全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落实“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千帆竞发，万马奔腾。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将是对孙中山先生和廖仲恺先生最好的纪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