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一度坚定认为“第三条道路”是最好道路的吉登斯宣称，在技术与全球化压制下，他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已死。作为中左翼的思想政治主张和现代化运动，“第三条道路”在欧洲的衰落，折射出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欧洲左翼力量将走向何方？本期“学海观潮”邀请五位学者对此发表看法。
对话人
田德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林德山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研究员
郭忠华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史志钦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吕薇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4月，吉登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技术与全球化的压制下，他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已死。话音刚落，5月8日揭晓的英国大选结果似乎为吉登斯的判断提供了又一力证。在此次大选中，曾因“第三条道路”而名声大震的工党不仅没有取得突破，反而节节败退，同时受到来自英格兰地区和苏格兰地区两方民族主义的夹击，成为此次选举的最大输家。
盛极一时的“第三条道路”宣告失败
《中国社会科学报》：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它的政治主张有哪些？
田德文：“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当代版本。20世纪初接受改良主义道路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并不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只是希望通过改革使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合理、人道、文明。其改革的举措和重点，随着历史时期的变化而不同。一战前主要是推进政治民主化、改善劳动条件，二战后则转向福利国家建设。应当承认，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推动欧洲资本主义进步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其与主张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完全不同，甚至连“同路人”都谈不上。作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当代版本，“第三条道路”保持了这一理论流派所主张的阶级合作、社会团结等基本教条，但在经济政策方面进一步削弱了“社会主义”的色彩。
郭忠华：“第三条道路”认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已不再合时宜，新的社会条件呼唤新的政治思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于社会公平、福利政策的固守不仅造成市场的低效率，而且使国家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第三条道路”改变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分配方式，把福利供给更多转变为培训、教育等人力资源投资。同时，“第三条道路”重视市场效率，但又旨在弥补由于过度个人主义和家庭价值下降所造成的不足。此外，“第三条道路”还重视20世纪晚期出现的新社会问题，如移民浪潮、环境破坏、犯罪率上升、全球化发展等，主张发展情感民主、建立世界性国家、实行文化多元主义等。从总体来看，“第三条道路”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第三条道路”思潮的影响下，欧洲一时被称作“粉红色的欧洲”。“第三条道路”当时为什么能够盛行于欧洲？
林德山：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第三条道路”在欧洲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20世纪80年代，欧洲社会民主党陷入政治危机，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接连选举失利；而凯恩斯主义政策方式的失灵、传统福利国家问题的暴露也使社会民主党人的传统理念政策受到怀疑。而与此同时，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的新右派在欧美崛起。突出市场逻辑、要求政府放松控制是新自由主义政治方式的核心，它显然迎合了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需要。冷战的结束进一步强化了新自由主义政治方式在欧美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但这种方式同时带来的是社会关系的失衡。
面对挑战，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开始调整政治战略和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的方向和进程方面，各国社会民主党之间、各社会民主党内部不同力量之间存在明显分歧。一部分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者”主张更为激进的改革，包括在政治上放弃传统左翼政治方式，在政治战略上摆脱传统工人党形象，并围绕新中间阶层构筑新的政治战略。为此，他们主张淡化党的传统意识形态色彩，包括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主张。吉登斯是这种观念主张在思想理论界的主要代表，他在1994年出版的《超越左与右》一书中提出了“超越左右”的口号。
进入90年代中期后，欧洲社会民主党普遍扭转了此前的政治颓势，相继回归执政队伍，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出现了强势复苏之势。当时欧盟15个成员国里，一度出现13个国家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或联合执政的盛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一书以及布莱尔的小册子《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在1998年一经面世，立刻引起全球关注，尤其是布莱尔小册子的副标题“新世纪的新政治”引发人们很多遐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高举“第三条道路”的旗帜，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路高歌猛进，大有引领21世纪政治新趋向之势。2007年《里斯本条约》签署之时，不少人认为欧洲将走向一个在价值观上更趋向社会民主主义化的新时代。然而，实际情况却出人意料，欧洲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变成了在野党。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田德文：在我看来，要准确把握“第三条道路”兴衰的脉络，必须对战后的欧洲政党政治有一个基本了解。回顾二战后的欧洲政坛，多数欧洲国家都出现了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右翼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的“钟摆政治”格局。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形象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者，政纲大多包括：通过企业国有化和经济计划化来纠正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弊端，通过累进税制缩小贫富差距，以及通过完善福利制度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等。
1973年石油危机以前，战后重建给欧洲经济带来大量内需，世界经济格局对欧洲国家很有利，所以多数欧洲国家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增速较快、就业充分的“黄金时代”。欧洲右翼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他们没有理由更改左翼政党具有惠民性质的政策，即使上台也只是小修小补，因此形成了左右翼政党在政策上达成“共识”的表象。
石油危机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战后重建的内需消失、新兴经济体崛起、能源和原材料涨价等原因，欧洲国家先后陷入经济增速放缓、失业激增的困境，民众最关心的已经不再是财富如何分配，而是怎样恢复国家经济活力。这给欧洲右翼政党全面否定战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实践提供了机会。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领导保守党在英国率先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行国有企业和公有住房私有化，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削减社会福利等。改革对振兴英国经济起了明显效果，助推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大行其道。1979—1997年，保守党在英国连续执政18年，接连的政治失败使工党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在这种背景下，在野的工党逐步放弃以国有化、均贫富和增福利为特征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主张，转向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但在价值观上强调社会公正、阶级团结和机会均等的“第三条道路”。1997年，布莱尔领导工党击败保守党上台，工党连续执政12年。在此期间，工党政府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成果基本“照单全收”，把国内工作的重点放在促进就业方面，在确保英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通过低薪岗位、政府补贴等手段有效降低了失业率，得到多数英国人的支持和很多欧洲国家的仿效，德国、西班牙等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先后贴着“第三条道路”的标签重返政治舞台。
但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欧洲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欧洲再一次陷入增长乏力、失业激增的困境。和石油危机时期一样，欧洲选民又想通过政府更迭走出窘境。其结果就是，除了德国等少数几个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之外，多数执政的左翼政党在金融危机期间都下台了。
左翼身份特征弱化导致稳定支持力量的流失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三条道路”在欧洲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田德文：石油危机后，欧洲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增强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劳动力市场状况，而欧洲左派的传统强项是在社会分配上做文章，在促增长方面却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我认为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式微的主要原因。
郭忠华：“第三条道路”的吸引力在于其将一系列具有矛盾性的目标包揽在一起。它的成功依赖于政策能够在左与右之间保持精妙的平衡，这种政策实际上没有多大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如果考虑到“第三条道路”还希望重建家庭和社区、解决生态和多元文化问题，那么这种政策平衡就更加难以维持。从这个意义而言，“第三条道路”注定不会长久。
吕薇洲：按照吉登斯的解释，“第三条道路”的衰落是由全球化和信息革命造成的。在我看来，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迅猛发展虽然对“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政策形成了一定甚至是巨大冲击，但毕竟外因要通过内因发挥作用。我认为，左翼身份特征的不断丧失才是“第三条道路”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影响下，不同程度地丧失了自己的身份特征，与保守党之间的执政理念出现了很大程度的趋同。
林德山：只要冷静地分析“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就会发现它内含了许多矛盾。例如，“第三条道路”强调用市场手段来矫正传统的“大政府”问题，但却缺少约束市场的必要手段，因而在现实的政策中更多地表现为对市场的妥协。为了与“大政府”决裂，吉登斯强调政府的作用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有效性。他认为政府传统职能可以向两个方向转移：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市民社会；一部分权力则需上移至全球治理的层面。事实上，前者并非为社会民主党人所独有，而且市民社会也只能承担一部分社会职能，很难承担抑制市场泛滥的职能；而后者则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同样，在个人权利与责任的问题上，虽然“第三条道路”强调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但在现实的政策手段上，这主要是通过限制福利范围和水平的方式来实现的，因而更多表现为对个人责任的要求而非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正因为如此，在许多人看来，“第三条道路”只是社会民主党人向新自由主义方式妥协的一种表现，它未能真正如其所标榜的那样，矫正新自由主义方式所导致的社会失衡。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第三条道路”失败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三条道路”试图以新的中间阶层为中心，重建选举联盟的策略为什么也没能获得成功？
林德山：从短期来看，向中间靠拢的战略的确为社会民主党赢得了一部分中间群体的支持，但同时它也导致一部分传统支持队伍的流失。例如，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拉方丹为代表的一部分传统力量脱离了该党，并最终与更为激进的民社党组成了现在的德国左翼党。虽然从总体上看，传统的产业工人队伍本身在萎缩，但它是社会民主党相对稳定的支持力量；而作为社会民主党新战略核心的中间阶层却是多元的流动群体，很难像过去的产业工人队伍那样成为长期稳定的支持力量，他们会随时随地改变政治倾向。这也正是目前社会民主党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史志钦：“第三条道路”的逻辑内在地要求政党，尤其是左翼政党抛弃意识形态信条，奉行“没有左派、右派之区别，只要行得通就是好政策”的实用主义。如果政策只要行之有效，任何政党都可以照搬，那么左翼政党的优势又体现在何处？当经济危机来临、国家陷入危机时，选民需要的是激进的经济政策，包括反对财政紧缩、保护弱者利益和强调平等，这些是激进左翼政党的政策主张。在即将面临经济危机挑战的国家中，选民希望能以强有力的经济政策应对危机，这被认为是右翼政党的长项所在。在经济低迷、社会问题丛生和民众情绪处于焦虑状态之时，极右翼政党则最善于利用和操纵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因此，从选举市场的需求角度看，左翼政党的供给空间被上述三类政党所挤占，加之左翼政党提出的既不得罪社会各阶层，又能够在艰难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中维持兼顾弱者的福利制度方案，几近不可实现，其所处的困局可想而知。
吕薇洲：可以说，目前的社会民主党处于一个左右夹击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右翼政党借助自身的政治实力以及掌控传媒的优势地位，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抢占先机，不断挤占社会民主党等左翼力量的理论阵地和政策空间；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内部不断分裂，缺乏团结，与其他左翼政党之间在理论政策上存在分歧，缺乏有效的联合，这也是导致其选民分散和选举失败、致使其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不胜反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抛弃意识形态信条是“第三条道路”失败留给左翼政党的一个教训？
林德山：为突出中间化战略，“第三条道路”有意识地淡化了传统的意识形态色彩。一个典型案例是，布莱尔在就任党领袖之初即修改了主张“共同所有权”的党章第四条，这一条款长期以来被视作英国工党的象征。布莱尔修改党章的目的主要在于表示与传统决裂，突出“新工党”形象。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淡化意识形态是一种趋势，是中间化战略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保持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急剧地放弃意识形态信条往往会导致一个政党与其传统的陡然断裂。
吕薇洲：“第三条道路”作为苏东剧变后社会民主党对其传统理论政策反思的结果，其目的是想通过反思，有效团结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大量的中间力量，找到一条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这一初衷无可厚非，且其反思确实也起到了一定效果，不少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得以顺利执政。但是执政后的社会民主党却放弃了自己原有的政治立场和原则，日渐脱离了支持它的中下层民众，采纳了传统右派的一些政策手段，削弱了自身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
其实不仅社会民主党，甚至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也存在类似现象。譬如，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领袖一味迷恋于议会民主，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不断妥协和退让，包括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放弃反印反美立场等，导致尼联共（毛）始终面临内部革命派和改良派斗争引发的分裂，并最终在2013年第二次制宪会议中惨遭失败。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深刻和惨痛的，应当为各国左翼认真总结和铭记。
郭忠华：谈到“第三条道路”的兴衰，不得不谈到西方的现代选举制度。中间选民定律促使传统社会民主党不断从对手那里吸取灵感，借鉴对手的长处。事实上，综观20世纪中后期发达国家的主要政党，走向中间立场的实际上不止社会民主党，其对手保守党、共和党等也不同程度地向中间选民靠拢。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传统政党似乎正变得界线模糊。面对政党趋同趋势，选民的选举参与率也不断走低。
如果说这中间有什么可资借鉴的教训，我认为，保持政治立场的稳定性和意识形态的鲜明性非常重要。这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体现在政党的纲领上，它们是政党向社会公开树立的旗帜，选民据此判断自己的取舍。一旦为追求更多选票而不断采取对手的立场，把自己弄得立场模糊，它也将越来越失去选民的支持。
史志钦：我认为，欧洲左翼政党的“第三条道路”破产、主流左右翼政党不断趋同，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欧洲政党政治的困境。政党认同与核心选民是西方民主制度下政党争取选票时所必须具备的要素。然而，伴随着欧洲政党阶级认同的衰落，其他多元认同诸如民族（国家）认同、地方认同等显著强化或复归。民意碎片化、认同多元化使得既有的“左”“右”分野已不再能很好地回应政治市场中的选民需求。如何在日益碎片化、多元化的选民分野中汲取更大的力量，如何在可能的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化的民意中保持自我，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欧洲政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欧洲左翼仍有发展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报》：考察“第三条道路”在欧洲的兴衰给我们提供了一面观察欧洲左翼政党走向的镜子。今年初，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大选中获胜；西班牙国内的激进左翼政党目前也十分活跃。这是否意味着左翼政党在欧洲的复兴？
田德文：我认为，欧债危机背景下，重债国希腊、西班牙的激进左翼政党崛起不能作为欧洲左翼政党复兴的证据，但是可以反映中下层民众对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强烈失望。
拿希腊来说，为获取国际债权人援助，希腊被迫进行长达6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结果年度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经济总量缩水、失业率飙升到20%以上，25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更是超过50%，而债务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2015年1月，希腊选民的愤懑情绪借议会选举表现出来，激进左翼联盟党获得36.3%的选票，比此前执政的右翼政党新民主党高了9个百分点，最终与极右翼小党“独立希腊人”党组成联合政府上台执政。
自1974年结束军人政权以来，希腊首次出现左右翼两大主要政党都未参与的新政府。这说明，希腊选民已经看透了原来的左翼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知道他们上台不会跟右翼政党有什么两样。其实，希腊选民把票投给激进左翼党，并不是因为该党有什么靠谱的救国之策，而是由于对两大政党毫无差别的新自由主义路线极度失望。
史志钦：希腊、西班牙的激进左翼最近固然十分吸引眼球，但我们应慎言左翼复兴，就像我们十几年前欢呼社会民主主义复兴一样，那样的复兴也大概只延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其中原因既与欧洲议会民主政治的“钟摆”效应密切相关，更不能忽视全球化和信息化所带来的政治“飘忽性”和选民的“易变性”。在社会更加多元及全球金融危机所造成社会鸿沟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化带来的“赢家”和“输家”共存，包括左翼思想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都能找到各自的空间。
如我反复思考和强调的那样，二战后欧洲主流政党不断中间化，希望以全民政党的面目出现，但他们始终缺乏一个意识形态上坚实的“全民共识”基础。在以“市场政治”为取向的议会民主制度下，选举政治如同市场拍卖，稳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很难持续，这就是目前欧洲政党政治困境，其实质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而且在可见的未来，很难找到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下，对社会民主主义等欧洲左翼力量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的人不在少数。社会民主主义等欧洲左翼力量在全球化背景下是否还有新的发展空间？
田德文：全球化背景下欧洲左翼的走向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历史上的欧洲左翼都是在民族国家边界内存在的。只有划定一个范围，劳方才可能通过斗争迫使资方让步。全球化给资本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劳动却仍然基本上被限制在国界之内。如此，二者之间的实力对比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资本的力量大幅度提高，而劳方的力量则持续下降。20世纪80年代后，欧洲国家中作为劳方代表的工会急剧衰落，各国工会会员人数大幅减少，反映了劳方斗争能力的下降。从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打破了欧洲原来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劳资合作的假象，劳动者不得不对资本作出越来越多的让步。当然，这种让步是有限度的，希腊和西班牙激进左派力量的崛起就说明，要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能只顾“资本逻辑”，“社会逻辑”也必须考虑进来。从这种角度看，欧洲的左翼力量还是有发展空间的，空间的大小取决于“社会”与“资本”在全球化舞台上新的博弈结果。
吕薇洲：我也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或者说更广义的欧洲左翼力量在全球化背景下依然会有发展空间。当然，这种发展要建立在欧洲左翼力量能够认真反思过去和审视当下的前提之下。
一是坚定政治立场。左翼要摆脱困境，实现复兴，就要切实改变过去那种完全抛弃自己的立场原则、一味淡化自身的身份特征、对右翼不断妥协让步的做法，继续把自己定位在代表产业工人、失业者和一般职员，即社会中下层人群。同时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尚未完全摆脱危机困扰的有利机会，利用世界范围内反资本主义情绪的不断蔓延和高涨的有利时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模式以及民主政治制度进行深入剖析和积极揭露。
二是制定有效政策。左翼一定要在认真汲取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调整其目标任务和行动策略。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明确提出“重新左翼化”的斗争目标，提出要重新回归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重新举起“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的旗帜，以彰显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特色。
三是加强团结联合。代表中左派的社会民主党，要同各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以及左翼运动组织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开展有效的相互合作和相互协调。凝聚政治党派之外的各种社会、文化、劳动层面的民众力量，建立一个反资本主义的统一阵线，推进左翼对右翼的替代，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
如果能够把握好以上几个方面，欧洲左翼力量还是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