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50年代研究中国近代史开始，我就和绝大多数同行一样相信两个观点：一是在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二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总是”归于失败，总是被地主和贵族利用，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并形成一条“历史发展周期律”。但是，长期以来又感到这两个观点之间存在难以解开的矛盾：“真正动力”与“历史发展周期律”之间的矛盾。既然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就不应该出现“历史发展周期律”；既然出现“历史发展周期律”，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不可能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关于这个困惑，在读到匡亚明先生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写的“总序”时有了新的体悟。“总序”中写道：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随后，我又从恩格斯的著作中得到同样的启示。恩格斯在为马克思作的“悼词”中写道：“他首先把科学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从“规律”和“科学”视角来审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能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取决于农民起义领袖的思想是不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在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们的思想认识虽然在一开始或多或少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但最终跳不出封建思想的束缚，因而总是陷入“历史发展周期律”。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时期内人们所能认识到的规律，当然是物质决定意识的体现，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规律改造社会则是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映规律的思想可以影响历史进程。在一定社会，同时存在多种不同思想，它们相互碰撞、融合，最终某一种思想（多数情况下是几种思想的融合）推动形成了一定历史实际。因此，准确地说，应是思想合力影响历史发展。这启示我们，决不能忽视思想意识对历史发展的反作用。用这一视角考察我国古代历史，会有许多新的认识。
关于我国古代史，通常的说法是：皇权思想主导着我国古代政治家。其实，主导我国古代政治家的除了皇权思想，还有神权思想以及政治家（主要是帝王将相）的政治欲望。在我国，皇权思想与神权思想结合在一起有着悠久的历史，历代政治家（帝王将相）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并实践这种思想，又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欲望。皇权、神权和欲望三股思想不同形式的结合，主导着我国古代历史的多样发展。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下面以对比性极强的三位皇帝为例。
一是秦始皇。他的贪欲极度膨胀，大肆挥霍天下财富，压榨民脂民膏，民不堪命。他幻想子孙万代都做皇帝，结果却“二世而亡”。二是汉武帝。早期贪欲膨胀，晚年改正。汉武帝登上皇帝宝座后，长期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在对外征伐的同时，对内又大兴土木、多次巡游、祭祀名山大川、举行封禅大典等，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赋税、兵役和劳役负担。到汉武帝晚年，社会危机极度严重。大臣徐乐向汉武帝指出，当时已出现“土崩”之势。汉武帝接受徐乐的意见，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汉武帝征和四年发出的轮台“哀痛之诏”——下诏罪己，改弦更张。正是控制了贪欲、转变了政策，才出现了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历史。三是唐太宗。唐太宗吸取隋朝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毙，其君亦亡。于是，他将自己的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发展成为贪欲。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可见，帝王的思想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顺应人民意愿、反映历史规律，是决定王朝兴衰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