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玥
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要求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
在《意见》中多达22项的工作部署中，“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和“克服行政化倾向”的明确要求，直接回应了社会关切。
其实，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的呼声并非现在才有，这么多年过去了。“逐步”定格为遥遥无期，“取消”仍是一纸空文。
此次教育部公布新的意见，要求创造积极条件，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何为积极条件？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最大的阻力在哪儿？如何克服？
2009年，朱清时受聘担任南科大创校校长时，就提出学校去行政化，校长去官化的治校理念。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在校长职务后面加了副部级，“这是丢人的事”。
显然，取消学校行政级别中，存在的强大阻力来自于校长及行政人员的既得利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近日在微博发言：“这事，挺难的，大学的行政级别，是校长书记脖子上的灵通宝玉，须臾不可分离。”
一直以来，我国在任命31所具有副部级级别的985大学校长时，通常会表明校长的级别。将校长与“官位”组合在一起，将大学与“政府部门”并列一起，仿佛向社会宣告，大学是“官场”，而不是纯粹的教育和学术机构。
因此，“官僚思维”充斥于大学，校长成为行政的附庸，扭曲的学校评价体系，严重影响大学的办学思维，让大学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失去灵魂。
取消学校行政级别，首先应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近年来，从部委厅局级岗位空降到学校担任校领导的不在少数，这也是上级行政部门解决官员晋升问题的途径。由于校长是有行政级别的官员，为了个人政绩，较少按照教育发展规律办学，更多的听命于“文件”。
不仅如此，校长手中掌握着各种权力，社会影响力较大。这也是目前校长去行政化推衍不足的原因。
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不仅需要校长们形成共识，转变观念，调整心态，懂得放权。还应在选拔校长、管理学校的方式上予以调整。如今各地扩大校长公选试点，开始探索校长职级制，推行“专家型校长”，让教育专家办教育，这些都不失为实现“校长岗位专业化”的好方法。
校长要专业化、职业化，要摆脱行政权力的干扰，享受更多的自治权，在德、智、才、学以及管理上，实现真正的“教育家治学”。
教育部有关人士曾经表示，校长总要有一个身份，不是官员而是专门的职业性的校长，要有相应的选拔办法确定校长的身份和地位，让校长在一个制度的基础上成为教育家。
如今，在选拔校长的标准上，我国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规范，而校长去行政化正需要制度的保驾护航。
清晰界定校长的权责，完善薪酬和社会保障配套机制，出台具体维护利益群体的改革方案……在学校去行政化的改革大潮中，落实好制度细则，走好这一步，循序渐进，坚定信心，至此，“去行政化”才不会沦为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