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光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政治与外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后初期在美国的占领下，日本旧政治制度面临被瓦解的趋势，新政治制度尚未形成；在外交领域，日本外交活动空间极为有限。1947年前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需要调整和制定新的世界战略，作为这一世界战略重要组成部分，该战略的新内容无疑会反映到对日本政策的调整、转变上来。1948年以后，日本作为美国的战略重点，被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轨道，具体表现是“旧金山体制”的最终确立。
战后初期：“五五体制”与改宪护宪斗争
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党等革新政党的势力得到急剧增长并一度成为执政党。但是，随着美国对日政策发生转变，从而使保守势力占据日本政坛的支配性地位，并于1955年形成“五五体制”，形成了所谓的保守与革新对立的两党竞争体制。以鸠山一郎和岸信介为代表的两届首相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推行了一条与“保守本流”路线不尽相同的政策主张。改宪与护宪也成为这一时期斗争的焦点。战后日本政府形成了一个传统，即从吉田首相开始，每位首相在任期间总要努力在内政或外交上作出一两件“大事”，为自己“树碑立传”。吉田茂签订媾和条约，为日本争得独立；鸠山一郎签订日苏联合宣言，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取得苏联的支持，进入联合国，进而回归国际社会；岸信介完成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与美国建立新的安全体制。在新的日美安保条约签订之后，岸信介内阁离开了日本政治舞台，随后的池田勇人上台组成新内阁。为避免由于安保条约而导致国内的对立与分裂，转移国民的注意力及缓和政治，池田内阁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方面，适时地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池田时期，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重视经济外交。
在上个世纪60年底，欧美等国都先后采取了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日本政府也顺应了这一潮流采取了同样的政策。日本政府充分地利用了当时的国内外有利条件，于1968年基本实现了日本百余年梦寐以求的追赶欧美的国家目标，登上西方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佐藤内阁在日本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的基础上，收回了冲绳行政权，解决了拖延多年的冲绳的归属问题，使日本在日美同盟关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70-80年代：确立经济大国地位 谋求政治大国目标
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71年6月17日，日美双方签订归还冲绳协定后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发表了即将访华的声明，一个月以后的8月15日，尼克松又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由“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变为“牙买加体系”，作为美国摆脱困境的举措。此时，佐藤政权已经日落西山，内阁的支持率下降到35%，不支持率达到46%。在这种政治背景下，1972年7月16日，内阁正式辞职。7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党政治在国会浮现“朝野伯仲”的政治局面，使执政的自民党控制国会的能力大为减弱。
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越来越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经济大国地位，而开始寻求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是经济立国战略发展的表现和结果，也是在经济成功基础上所形成新的国家战略。这一战略以“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之间的如下逻辑关联为基本依据：作为经济大国，有能力争当政治大国，同时也理应成为政治大国；前者为日本设定新的战略目标提供了依据，后者为日本向内外宣示这一战略目标的合理性作出了论证。中曾根长期政权不仅确定了“政治大国”的追求目标，实现了重大的政治转折，而且国内政局较为平稳，内阁支持率显著提高，创造了自民党发展史上一个“黄金期”。
冷战结束后：自民党长达38年单独执政的局面结束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进入了风云变幻的时代：在短短的几年中，新政党接二连三地出现并迅速解散、重组；内阁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而且昔日水火不相容的自民党与社会党竟然联合执政；日本国民对政界的变化由充满期待变为无所适从，进而陷入深深的迷惘、失望之中。1993年8月6日，日本新党细川护熙在众参两院的首相提名投票时，击败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出任首相。进而结束了日本自民党长达38年单独执政的政治局面，日本政党政治由此进入多党联合政权时代。与自民党的单独执政相比，多党联合政权无论是在政权构成还是决策机制方面及政策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93年7月，日本国民因为对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过程中形成的腐败体制不满，选择了非自民党政权。但是，非自民党的细川护熙、羽田孜和村山内阁令他们大失所望。村山不堪国务之重负，主动将首相之位“禅让”给桥本龙太郎，使得自民党在“五五体制”瓦解两年半后又重新掌握了执政的主导权。
2001年小泉上台执政，小泉内阁以“彻底改革派”的姿态出现，对经济、政治、财政、行政、社会等领域进行了“没有禁区的改革”，意在全方位改造日本，进而重塑自民党的执政地位。但是小泉在自民党内属激进改革派，思想偏右，并一贯主张修改宪法。小泉当选内阁首相后顽固地表示并坚持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大步迈进。
在2009年8月30日举行的日本第45次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毫无悬念地成了日本众议院第一大党。但选举的结果似乎又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和预测，民主党不仅单独获得了过半数议席，而且一举赢得了在众议院的“绝对稳定多数”的地位，民主党成为此次大选的最大赢家，以民主党为主导，并由国民新党和社民党组成的新的联合政权终结了由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联合政权。2009年9月16日，众参两院召开大会，指名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为第93代日本首相，鸠山内阁正式上台执政。其后，又经历了菅直人内阁和野田佳彦内阁。
观点评价：日本新国家主义主张跃登时代舞台
战后日本政治外交的发展表明，日本一经进入以政治为主题的时代，必定以新国家主义主张跃登时代舞台。反之，国家主义潜伏蛰居的时期，如60年代的日本，政治时代也随之让位于经济时代。国家主义的内容是以统治阶级标榜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国民利益为最高追求。在不能兼得的情况下，有时就不得不暂时舍弃一些利益的追求。战后初期，日本追求全面独立的愿望被遏制，转而追求不全面的独立，即强调“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同样，60年代的日本，追求国际政治的大国地位提升的欲望被束之高阁，但这并不等于说日本统治阶层主观上放弃这部分权力，而是社会的价值选择、价值认同迫使统治阶层将经济利益暂时放到国际政治大国地位追求之上。在国家利益的选择过程中，政治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无法同时实现的时候，吉田选择了后者，即优先发展经济；而“保守旁流”却选择了发展政治为目标。在冷战这个大框架内，发展日本国力，“保守本流”和“保守旁流”并没有根本分歧。如果论及分歧，那就是二者的目标孰先孰后的问题。
80年代中曾根康弘的“新国家主义”和90年代小泽一郎的“新大国主义”，在批判战后日本政治的时候，明确表明“保守本流”路线并非放弃政治追求，而是在当时国内国际条件下追求日本利益最有效的、且现实的正确选择。当今日本国家发展及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公众寻求发展对原有政治不满的结果，多数国民支持他们的倾向还在增强。关键是“知道过去的应该批判，但是未来的指向却不甚明了，这就给未来的不确定性留下了很大的未知空间，甚至带来某种危险的未知。”已故的高坂正尧教授对日本的政治行为洞察入微，他强调在日本的国际环境中，在摸不准形势的情况下，很难达成共识，“如果任务明确，达成共识并不困难。比如，日本很善于迎合外部的强大压力。形势要是不明朗，就麻烦了。”因此，只要东亚现在上下波动的局势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日本在21世纪初期政治体制的僵化和战略上的谨慎还是不会改变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旦外部环境明朗了，日本很可能就会跟着新局面而转变。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它转变的速度会相当惊人，尽管目前它还端坐不动。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