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英国的 “格雷欣法则”表明：在实际价值不同而面额价值相同的通货同时流通的情况下，消费者一般愿意保留储存成色高的货币，使用成色低的货币进行市场交易，最终导致实际价值较高的通货（所谓良币）必然会被人们熔化，输出而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较低的通货（所谓劣币）反而会充斥市场。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早在公元前2世纪，我国西汉的贾谊也说过“奸钱日繁，正钱日亡”，这里的“奸钱”指的就是劣币，“正钱”指的是良币，这应该是中国版的“劣币驱逐良币”。
生活中不乏“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譬如，平日乘公共汽车，规矩排队者总是被挤得东倒西歪，几趟车也上不去，而不守次序的人常常捷足先登。最后遵守秩序排队上车的人越来越少，车辆一来，众人都争先恐后。再比如，在大锅饭盛行的单位，无论水平高低、努力与否、业绩如何，所获得的待遇没什么差别，于是，能力强、水平高的就会选择离开。
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诸多案例中，尤以政治领域的引人关注。在许多腐败案件、选人用人过程中暴露出的 “劣币驱逐良币”问题，突出表现为清廉的不如腐败的、亲民的不如霸道的、干事的不如会说的、不站队的不如站对队的、眼睛向下的不如眼睛向上的、实干的不如做秀的等。为什么官场腐败现象如同瘟疫一样蔓延，因为在众人皆贪的时候，独善其身者常常被视为异己分子，要么同流合污，否则就可能被排挤出局，最后廉吏越来越无法生存。在选人用人过程中，“劣币”（差干部）因为贪污受贿损公肥私交好上级更容易被提拔，而“良币”（好干部）反而可能被冷落。
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全国 “两会”期间山西代表团媒体开放日以及全省召开传达贯彻全国 “两会”精神会议上，两次提到，“要努力把被驱逐的‘良币’找回来、用起来，努力把党放心、人民满意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过去是劣币驱逐良币。现在要把良币找回来用起来。”无疑，这样的表白让山西的好干部们看到了希望。
“劣币驱逐良币”并非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消费者的好恶导致的。消费者喜欢储存“良币”而使用“劣币”进行市场交易，会导致“良币”被雪藏发挥不出使用价值；同时，“劣币”在市场上越来越多，“良币”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最终被淘汰。同理，选干部用干部也是一样。踏实肯干的好干部与投机取巧的差干部，二者本来有优劣之分，照理说好干部应该先被提拔，但若选人用人者因为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偏偏要提拔差干部，那么好干部就会越来越没“市场”。一方面，好干部干了白干，慢慢也就不愿干了；当很多人都在忙前忙后跑官要官的时候，不跑官的人也很难真正安心做事。另一方面，一些投机取巧的干部，慢慢也不热衷于干工作，而是热衷于拍马屁、跑关系、揣摩领导爱好，四处讨好、八面玲珑，只栽花不栽刺，天长日久，必然导致其他干部争相效仿。或者，不与潜规则合作的“官场另类”很容易受到排挤，一个人不收礼，其他人就不太敢收，就会觉得这个不收礼的人影响了大家的利益，结果大家联手找个理由把这个“异类”赶走。还有，如果人们发现，很多干部不仅没有因为腐败受到惩处反而边腐边升，那么依靠贪腐获得金钱再以金钱开路去跑官、买官、要官的风气就会越来越重。如此一来，老实人越来越少，投机钻营者、为官不为者越来越多，风气就会越来越坏，政治生态就会恶化。
“劣币驱逐良币”是一个消极的规律，它会让受到影响的机构或组织逐渐失去活力，会导致资源配置失当和社会效率低下——挤车大行其道，大家都挨挤受累；单位的“劣币”越来越多，业绩就更差，待遇就更低，“良币”就更流失；廉洁者越少，腐败就会越多，导致整个社会法度不张、道德滑坡……正如意大利思想家卡尔维诺所言：“在一个人人都偷窃的国家里，唯一不去偷窃的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亦如白羊群中出现的一只“另类”黑羊，可能会被驱逐；在一帮赤条条的人面前，穿着衣服的人必然感到羞耻。
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分配时实行平均主义，选人用人者不能做到唯才是举，就无法做到如王儒林书记所说“把良币找回来用起来”。只有环境改变了，“良币”才有可能主动回来或者被找回来，否则“小人当道，君子避之不及”。在当下雷霆万钧的反腐风暴中，在各种党纪法规被严格执行的环境中，昔日官场潜规则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大家都不敢送礼收礼请客吃饭了，干部不必再有“不合群被排斥”“不腐败被打压”的压力，也不必再费心琢磨和研究厚黑学、关系学、上下级学、送礼学、办公室政治之类的“为官之道”。大家都按法律法规办事，才能最终遏制 “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
归根结底，只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充分发挥法律监督、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铲除潜规则盛行的温床，使得“劣币”的谄媚之术、浮夸之技丧失用武之地，使得“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无处遁形，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币”才能脱颖而出，才能最终实现“弊革风清，富民强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