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时，蓦然想起一个发生在遥远年代的故事：公元前12世纪，希腊联军攻打小亚细亚的特洛伊，10年不克。最终智者奥德修斯献“木马计”，希腊人置大木马于城外，佯装撤退，敌方中计把这个“礼品”拖入城内，待至深夜，藏在木马中的希腊人潜出，与城外的希腊将士里应外合，终于攻下这座城市。“木马计”的故事离我们久矣，然而一旦掸去附在它上面的尘埃，我们悟到的不完全是为了制胜而给敌方送礼物的妙计，还另有隐藏其间的人类最初的哲思：即内力与外力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由此规定了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既需要依靠内力，也需要借助外力。史学发展中内力与外力之间的相互切合、相互影响，充分体现在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中。20世纪以来，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史学开始艰难地走出现代化史学的新路。这既是中国史学内在的革命性改造的结果，也是外力促动的结果。换言之，20世纪以来中国的史学史，倘若舍弃了与西方史学之间的关联与互动，那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的史学与西方史学的关系，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需要正视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西方史学东传从19世纪末开始，如波浪起伏，主要有三次高潮，分别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第三次浪潮”。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史学作为一种外力，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或表层或潜在、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中国史学而言，说它完全是积极的或完全是消极的，都失之偏颇。检阅这100多年来西方史学的东传史，我认为主要的经验教训集中在如何对待西方史学这一点上。历史陈示，当西方史学大步东来，国人之应对，或一概排斥，或全盘接受，这一“左”一“右”像钟摆那样回荡着，到现在还不能说这种“钟摆现象”已中止。这值得我们认真去反思。
应该说，在一定意义上，现当代西方史学内含一定的前瞻性。只要稍稍考察一下法国的年鉴史学、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就可见一斑。我们应全面系统地了解与认识西方史学的历史、现状和它的未来，以增强引进的自觉性、克服借鉴的盲目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在引进与借鉴西方史学的过程中，决不能迷失中国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恰如冯桂芬所言，学外国应当是“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这种心态与气魄，亦应为当代中国史学家所拥有。我在主编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时，曾提出“西方史学，中国眼光”一说，为同道所认可，也为学界所点赞，不管怎样，陋见可为上述“主体意识”作注。惟其如此，就不会轻易地为西方的某种“话语”所宰割，也不会任意地由他们的某种“新范式”所羁绊。因为有“中国眼光”，就不至于迷路，可与国际史学之先进相向而行，力争在某些领域先行，做个“领跑者”。
当代中国史学之路璀璨，前行中当然需要借助外力。然我之所求，未必是人之所予；人之所予，未必是我之所求。历史经验证明，“全盘西化”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来说，是“此路不通”。最根本的还是要“修炼内功”，舍此别无他途。当前，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呼声，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绝于耳，更凸显“修炼内功”的紧迫与重要。“修炼内功”，实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非轻而易举之事。为此，当代中国史学家还需作出不懈努力，给世界奉献能彰显当代中国史学个性与特色的学术精品，而不仅仅只是祖上传下来的二十四史。这就是说，要涌现出当代的“司马迁”，方堪与当代“希罗多德”论古今、话东西。当代中国沐改革开放之雨露，浴大好时代之春风，为史学家们“经风雨，见世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在这生机飞扬的年代，史学家应朝着这一目标前行，以开创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新篇章。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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