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宏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毫无例外地发生在经济文化欠发达的国家。如何认识这种“理论断层”现象，关乎人们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推动人类更加自觉地去创造历史。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些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首先步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这个“历史条件”，不仅涉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具体状况，同时涉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形势。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强弱，甚至和国际大环境有关，是“历史条件的总和”。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创建社会主义社会，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正是紧紧抓住生产力这个经典社会主义的内核，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新的概括，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理论概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称得上是一场革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
新世纪以来，有两个“理论谜团”若隐若现地触动着我们的理想信念，牵动着深层理论的拓展。一个来自西方，英国 BBC广播公司通过民意测验，马克思位居千年伟人排行榜榜首。英国乃现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在这里如此深入人心？一个来自东方，一些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理论和实践的表述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断裂”——经典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毫无例外地发生在经济文化欠发达的国家。如何在初级阶段、国家特色的理论框架中理顺其理论逻辑？实际上，这两个“谜团”，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两个理论空间，深入研讨，会使我们的认识升华。
一、何谓“理论断层”？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归宿。相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建筑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理论基石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资产阶级的私人占有及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既推动着又窒息着生产力的发展，催生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发动。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剩余价值的血腥榨取，就不会激化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危机；就不会产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主体，主导历史变革；就不会积累起社会财富供人民享用，而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科学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
与此相联系，经典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全世界统一的协调一致的社会主义运动。从空间上说，只有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从时间上说，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周期，需待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最终完成；从历史推动力上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主体逐步壮大成熟，足以撼动和改造整个旧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直到晚年，恩格斯依然强调，“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 87页。）
马克思恩格斯也曾论及东方落后国家，特别是俄国，可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避免西方国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其前提是，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制度；俄国革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大体同时发生，并且互为背景，互相补充；全部吸收资本主义的成果，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富，来为整个社会服务。
作为对上述观点的反思，恩格斯晚年曾说，他和马克思对于 1848年革命高潮到来的估计过于乐观，而当时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情况远没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马克思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卷，人民出版社 1962年版，第 9页。）
既然如此，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是否走早了，选错了，算不算是科学社会主义？这在理论上是一个硬茬，一个难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断层”。长期以来，这个“断层”引起诸多理论和政治的争端。因为按照这个逻辑，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不仅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甚至不宜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普列汉诺夫、陈独秀在这里止步，资本主义补课论在这里出轨。
二、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能否创建社会主义社会
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能否创建社会主义社会？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难题。在理论上，传统的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并不支持这一设问；在实践上，十月革命之前，没有一个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涉足这一历史性探索。十月革命，迫于形势，志在必取，先从实践上杀出一条血路，再用夺得的政权和国家机器，创建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一大批国家紧随其后，情况不同地奔波在这条道路上，各有成败和沧桑。
有了 20世纪世界范围的这段历史性探索，问题的提法似可作如下调整：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能否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二、在这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上，有没有成功的范例？三、这些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显示了巨大优越性的大胆尝试，算不算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创新？三个设问，答案都应该是肯定的。
这里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一、关于“历史的创造”；二、关于“历史条件”；三、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四、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梯次递进”。鉴于社会主义前途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一定关联，留待后面讨论。
关于“历史的创造”。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和自然发展的规律一样，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两者的不同在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是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表现出来的。其具体运行是，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建立了新型的国家机器后，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权的反作用，成为调整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政治“前提”（恩格斯说，暴力、政权也是一种经济力量，符合规律，则推动发展，不符合规律，则阻碍发展，以至崩溃）。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推动人类更加自觉地去创造历史。如果没有这种主动争取的历史首创精神，只是坐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将永远是一张画饼。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些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恰恰能够首先举起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
这也涉及到“五种社会形态”的“梯次递进”理论。如果说，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进程是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梯次递进”，总体上不能跨越，具体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则是沧海横流，千差万别。诸如，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说，应该是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就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激化，就殖民统治与反殖民统治的矛盾斗争来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而往往首先发难——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利润、财富和权力向宗主国集中，压迫、剥削和灾难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转移，成为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交锋的最前线，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反而首先揭竿而起，首倡社会主义。二战之后，数十个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十数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资本主义的大失败，社会主义的大胜利，虽然称不上是无痛分娩，却也是绝处逢生。特别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不同社会制度犬牙交错，各种意识形态交互影响，不同社会形态的过渡性变种层出不穷，只有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单线递进”论，在特定国家和民族区域，越来越缺乏理论支持和现实依据。与这种多样性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处理国际关系和党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主张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关于“历史条件”。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人们憧憬社会主义的前途，但并不是任何欠发达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创建社会主义社会。这里不仅涉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具体状况，同时涉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形势，涉及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强弱，甚至和国际大环境有关，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条件的总和”。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两次结合以及由此引发的两次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和飞跃，亦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都是切合中国既定历史条件发展自己的生动范例。
经典作家关于实现科学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论断，在逻辑上是严整的，在理论上无懈可击。问题在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成熟形态、理想状态的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从萌生、发展，到壮大、成熟，是一个曲折漫长的历史进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每个发展阶段都有适合那个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政治经济制度。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现实发生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成立的。
三、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如何创建社会主义社会
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创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起步的，追寻着苏联的模式，普遍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经济政治体制。
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苏联模式是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将有关社会主义的空想变成了科学，俄国十月革命则是将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现实。特别是在夺取政权，缔造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苏联模式这一高度集中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模式，非但未见其短，反而易见其长——新生的政权需要存活，没剥削没压迫的承诺需要兑现，将拳头攥紧，将财力物力人力集中起来，有计划地用在刀刃上，粉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加快工业化进程，是新生政权的当务之急。事实上，由于人民群众为刚刚取得的胜利所鼓舞，并把这种热情转化到经济文化建设上，新生政权取得了辉煌成就。
但是，再往前走，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高度集中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由于不适应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的实际，转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列宁曾试图坚持消灭货币，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甚至强调组织生产消费“公社”，通过共耕制，亦即通过土地公有，共同耕作，集中经营，统一分配，过渡到社会主义大农业。但他很快发现，试图通过一纸法令就能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看法“完全错了”，由此他提出向后退，再退，再后退，退到国家资本主义，退到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除了商品经济这条道路之外，“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之后，苏联成功地实施两个五年计划，为壮大国力，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但在治国理念和经济体制的构想方面，列宁的思路未能向深处拓展。
中国革命是在苏俄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孙中山首倡“以苏俄为师”。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创造性地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缔造了全新的国家体系。这个“国家体系”以新型的国家机器为支撑，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引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为基本框架，有力地保障和推动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向前发展。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探索者，他提出以苏联为鉴戒，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开启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大胆探索。尽管在探索之初基本经济制度依然是参照苏联模式，尽管探索还是在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但在那个历史时段，苏联模式的弊端尚未充分显现。为使人民早日过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建设一个强大富裕的新中国，毛泽东率领全党全国人民，殚精竭虑、艰苦奋斗，取得重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宝贵经验和物质基础。
但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发生过失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严重脱离了中国实际，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新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挫折，从反面警示了我们。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再次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历史抉择。实际上，这正是我们面对挫折，奋起改革，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新起点。
四、关于社会主义的“再定义”
共产主义作为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壮丽远景，160多年来吸引和激励着共产党人为之赴汤蹈火、流血牺牲，有力地改变了资本奴役主宰世界的历史。在中国，社会主义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救国之道、强国之路，否定这条道路，割断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内在联系，我们的历史就会变成一片废墟，我们的意识形态就会解体，我们的国家机器就会停转，我们的民族将会陷入一场灾难。但也应该正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并不十分清楚。邓小平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37页。），“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16页。）。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框架中，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思想体系，一是社会运动，一是社会形态。这里要讨论的社会主义侧重于社会形态。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给予简单的定义，而是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给我们很多宝贵提示。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针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带来的弊端，提出“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生产”，《共产党宣言》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成一句话，叫作“消灭私有制”；一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祸害，提出“有计划地”利用和发展生产力，亦即为了共同利益，按照共同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与下共同经营，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一是针对资本主义一部分人凭借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压迫另一
部分人的不平等，提出按劳分配直至按需分配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旧的社会分工以后，由于生产力高度发展，人类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卷，第 189页。）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未来社会的上述提示，苏联主流理论对其进行了简单化的理解，亦即脱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孤立地将“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有关特征误作社会主义的代名词，给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造成很大消极影响。因为，脱离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只是从生产关系方面的几个特征认定社会主义，就只能将社会主义推向空想、付之空谈。
问题似乎又回到前文讨论过的有关设问上——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能否创建社会主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灾变，在我国，主要有两种态度：一是坚守经典理论关于未来社会是以“生产力巨大增长”为前提的科学设定，认为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没条件建成社会主义，只能搞资本主义；一是不从概念出发，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找回历史发展的线索，确认“社会主义的本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一反过去将“三大特征”视作社会主义的传统思维，紧紧抓住生产力这个经典社会主义的内核，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新的概括。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3页。）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概括，不是从外在的静态的几大“特征”入手，而是从动态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分配切入，直奔“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样，社会主义就不是几个外在特征，而是决定外在特征的生产力“内核”；不是一个定式，而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结晶体，而是一个有机体，发展了传统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观念，盘活了长期被误解的科学社会主义。其连带意义是，过去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非公有制、非计划经济、非按劳分配，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条件下，也都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手段得以确认。这在理论和实践上，称得上是一场革命。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不仅有别于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种种偏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相比较，也有新的侧重和发展：一个是基本理论，一个是根据当代实际对于基本理论的新发展；一个侧重预测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个侧重概括实现社会主义的进程和方向；一个着眼于历史的常规发展，所预测的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一个着眼于社会主义的非常规发展，所概括的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很成熟不很完备的社会主义；一个侧重揭示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一个侧重主观争取，揭示在同当代资本主义并立和对峙的情况下，经济文化欠发达的国家创建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如果用比较形象简练的语言对两者加以区别，就是一高一低，一虚一实，一远一近，一静一动；一个侧重于结果描绘，一个侧重于过程推动；一个侧重于调整生产关系，铲除私有制，一个侧重于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
所谓“一高一低”，是指前者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后者侧重概括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较低；所谓“一远一近”，“一虚一实”，是指前者所概括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理论透视和科学预测，离我们较远，后者侧重概括的社会主义是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在我们的脚下和身边；所谓“一静一动”，是指前者侧重于社会变革的结果，告诉人们未来的社会大体是什么样子，后者则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到共同富裕，侧重展示创建社会主义的过程。
作为一个新观念、新范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未来社会有关特征的设想，本来就不应该被孤立地视作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因其前提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配套的动态组合。在这一动态组合中，生产力的发展是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史，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才能捉住历史发展的线索。
就字面看，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与前人的有关表述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强调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与前人有关论述的区别在于，将生产关系往哪个方向调整——是进一步加大“一大二公”的比重，还是变革“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道算题，正是拆解了这道算题，撬动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中国共产党打开了改革开放的新格局，在探索新的经济体制、新的发展方式方面取得重大成功。这种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新认识所触及的不只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和运行，同时触动了整个意识形态的丰满、发展和再造，其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成。
五、在市场经济和“一球两制”的格局中发展壮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是取代资本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至今未在任何国家全部实现。只有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创建中的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两相对峙、互相借鉴，演绎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适应这一崭新的历史进程，在“一球两制”的格局中发展壮大，既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新气象、新路径，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市场经济这个长期被视为“自由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越来越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和利益集团竞相角逐的汪洋大海。哪里利润最高，资金、人才、科技、信息便往哪里集结，生产力便在哪里生长和突破。市场经济趋利，具有双面效应，一旦失控，也会造成危机和灾难。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市场角逐，就很难在国际社会中发展壮大；涉足这片汪洋，就会面临不可预测的风险。胜负得失，除经济实力外，就看如何运筹、驾驭，如何发挥自身优势。
1895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说，历史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共产党人斗争的条件。在今天，更是如此。上个世纪，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并立对峙，曾经刀兵相见。资本主义世界妄图将新生的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之中，新兴的社会主义则是以铲除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为己任。这是一个很不对称很不平衡的两相对峙——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起巨大生产力及根深蒂固的世界体系，而新生的社会主义力量则是在贫穷落后的边缘地区兴起，刚刚出生就遭到反动势力的全球性包剿。奇怪的是，社会主义站住了。历史进步的动力系统并不就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贯穿 20世纪的这场生死对决，使对峙双方遍体鳞伤，也逼使双方从中汲取教益，各自对自身进行调整。主要是两个方向：更加重视向对方学习，更加重视在全球化的市场角逐中发展生产力——20世纪 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建立“生产力发展局”、“生产力发展中心”，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从 1929年大萧条后的罗斯福新政，到后来的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大范围的国家所有制和经济干预，大面积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措施，程度不同地改变着当代资本主义的面貌。这里有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一个是来自社会主义的比照和借鉴，一个是社会发展对于资本主义“胞胎”的刺激，使其内部滋生出一些社会主义因素来。这些新的因素当然远远没有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没有根本缩小，阶级矛盾更没有消失，但它毕竟使资本主义制度更多地容纳和发挥其生产力，这恰恰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一个道理——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对于工业资本主义血腥榨取的批判，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的透视和瞩望，深刻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道义的力量。这无疑是马克思位居“千年伟人排行榜榜首”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历史条件的变化并未减轻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创建社会主义社会的难度，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不会从历史发展趋势中自然长出，而只能通过真抓实干，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中重要一环，就是要处理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包括处理好与国际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疑似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关系，更充分地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先进成果。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灾难或可避免，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现代社会的运转机制不会从天而降，发展生产力必备的先进科技、生产装备和市场经济机制不可或缺，而这一切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提供的经验所创造的成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般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互相比邻的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诸多因素需要从资本主义的母体里发育成长，就像原始社会孕育了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孕育了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孕育了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也在孕育着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使命和生命在于，借鉴资本主义，而又有别于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惟其如此，我们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同时申明，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艰难探索，正如列宁所说，就像“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只能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调试和完善中，我们创造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预料的全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获得了巨大成功。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追寻社会主义的前途，将一个被西方列强分割奴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建设成一个影响世界格局的经济大国、军事大国、航天大国、核大国、综合实力大国，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中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稳定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走一条全新的道路，前无古人，我们必须准备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有时间，有空间，有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角逐中发挥后发优势，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谢宏，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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