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不但近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严重低估了真实市场失灵，即使早前曾公认传统市场失灵三大形式的主流经济学，也只是从一般均衡理论视角看到了市场缺陷，而无法看到真实世界中存在的更为重要、更具毁灭性的那些系统性失灵。
□一国要实现自己的持续稳定发展，就要求国家协调本国政府与企业界有效参与重大要素市场的国际博弈，为本国产业营造公平合理有利的要素供给环境和要素价格水平。若国家无此能力，则该国一般工业部门就已经先输了一半。
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而要正确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正确认识现代市场经济的缺陷或弊病，即学术上经常讲的“市场失灵”。不幸的是，大多数经济学者所了解的市场失灵还限于西方主流教科书中的传统说法。而在真实世界中，市场经济自身已经发生许多重大变化，出现了“新型市场失灵”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型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的系统性失灵，对经济运行的杀伤力远远超过传统形式的市场失灵。由于这些系统性市场失灵的存在，我们对国家在市场体制中的角色与职能的认识，必须超越教科书的窠臼，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下面，我先从传统的市场失灵论说起。
被遮蔽的“失灵”与被抬高的“优越”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市场失灵有三个主要表现，即公共物品、外部性和垄断。所谓公共物品，是指那些不能排他性消费的产品，如洁净的空气和路灯。由于私人无法获得收益，因此不能由市场有效地投资和生产。所谓外部性，是指一方行动对他人的影响，如污染是对别人负的外部性，而知识则是对他人正的外部性； 由于外部性影响的不是自己，故施加外部性的一方就不会主动增加（正的）或控制（负的）外部性。这也是市场失灵的一个表现。所谓垄断，较易理解。总之，这三种“市场失灵”的形式曾被主流经济学认可，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学理基础。
但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扩张大大淡化了上述市场失灵的危害性。比如，公共物品可由政府购买私企服务来解决或减轻；外部性问题在交易费用不大时可由当事人自愿协商，合约解决（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而垄断问题也可由开放企业准入和国际竞争来化解（这是巴莫尔的可竞争市场理论）。结果，原先公认的市场失灵的弊端被降低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
与此同时，自由市场的优越性则被抬高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市场经济”四个字具有了某种“神圣性”。优越性之一，是“激励相容”，即通过市场竞争迫使自利性主体通过利他实现利己；优越性之二，是“有效信息与协调”，即通过价格机制对市场中无数分散的信息进行集成，指引无数分散主体自发决策以达至有效的资源配置；优越性之三，是推动技术进步，即企业家内在的利润追求和外在的市场竞争压力驱使企业进行创新，使市场经济充满发展潜力。总之，今天在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眼中，不论是激励、资源配置还是技术创新，都是市场经济自发运作产生的自然成果，只要把市场经济搞起来，自然就会有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成功发展。在我国，由于过往几十年市场取向的改革与经济成功同步发生，这种近乎“市场万能”的思路便更为广泛而强大了。
但是，真实世界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我举一个林毅夫老师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凡是成功地从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都是当初被认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为什么凡是被国际组织认可的实行市场经济的“优等生”，都没有成功？我把这个疑问命名为“林毅夫观察”。推而广之的话，反例更多，比如：
为什么从改革开放头一天开始，天天受到主流经济学家批评的中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为什么美国自里根以来实行全面自由化30多年，反而爆发了包括2007年危机在内的三次重大金融危机？为什么这一长时段中，曾经居于世界顶端的美国主流产业大幅衰败，曾经成为中产阶级占优的“橄榄形社会”在收入分配上又再次两极分化？
为什么日本在政府强而有力主导产业政策（称为“发展型国家”）的20多年中，经济高速增长，但在全面市场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之后反而停滞了20多年呢？
只要环顾四周，我们不难发现，当代各大市场经济体无不存在更为重大的系统性失灵，面临众多复杂而深刻的经济病症，困难重重，步履维艰。这提醒我们，真实世界中的“市场失灵”远非主流经济学所承认的那些。事实上，不但近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严重低估了真实市场失灵，即使早前曾公认传统市场失灵三大形式的主流经济学，也只是从一般均衡理论视角看到了市场缺陷，而无法看到真实世界中存在的更为重要、更具毁灭性的那些系统性失灵。
真实世界中的系统性市场失灵
结合当代现实，我在这里对真实世界的市场失灵做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概括：
第一，货币的变性。货币本来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以美国持有的黄金储备为基础；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可自主兑换黄金，由此形成黄金支撑美元、美元作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体系。但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不再是“美金”，而是美国印发的“美钞”。本来这种没有黄金价值支撑的“美钞”是难以大规模发行的，但美国用了三招成功地将“美钞”变成“美金”，从而保住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这三招之一，是凭政治军事威慑力锁定中东石油用美元定价的垄断权；之二是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创造天文量级的美元交易需求与投资/投机；之三则是基于全球金融交易市场的内在震荡，创造出各国央行对美元的储值需求。其结果，把美元由美国货币转化为世界的问题，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但也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由此，一般均衡理论要求的“货币中性”完全不复存在，由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所决定的美元发行与全球流动性，成为驱动世界经济运行和国别发展状态的极其重要而又难以预测的内生力量。
第二，金融产业的异化。由于美元变性所要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跨越式膨胀，使当代金融产业分成了功能相异的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面向实体经济的生产服务性金融，它作为实体经济中资金供求双方的中介，由商业银行主导；第二部类是面向投机交易的自我循环型金融，它远离实体经济，纯粹由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驱动，在交易过程中追求牟利；前者即生产服务性金融在商业银行进行，后者即自我循环型金融，在影子银行和资本市场运作。
重要的是，当代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市场具有无法想象的深度与广度，其产品链错综复杂，花样繁多。就载体说，它从股权、信贷到外汇，从大宗商品到利率、汇率，各种资产和其价格都被交易；就合约品形式上说，从正规交易所到场外交易，从期货、期权到资产证券化、互换、远期、权证等，它把基于资产的衍生品和纯粹基于信用的衍生品一网打尽。其结果是超出实体经济规模无数倍的虚拟金融交易场，在其中，天量的流动性不分昼夜、不分国界地狼奔豕突，所到之处，泡沫翻滚；虚拟游戏火爆，实体经济呻吟；而当庄家离场、泡沫散尽之时，哀鸿满地，民怨接天。长此以往，人心不古。贪婪成为时尚，奢靡作为奖赏。金融繁盛，不但与实体经济无关，反而为其雪上加霜。
第三，权力介入基本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一般均衡理论中把所有商品置于同一市场。但实际上，基本生产要素与一般商品有着重大差异。例如石油、土地、大宗原料等等，从来都是有资本权力与国家参与其中的。尤其是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出现，把大多数基本生产要素均变成了投资品，更进一步凸显了基本要素与一般商品的区别。这里的关键是：对一般商品，如空调、冰箱、自行车，买家关注的是其使用价值，故价格高就买者少，价格低就买者多，是谓避涨就跌；经济学上，这就是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价格机制自发调节达到资源有效配置。但是，生产要素成为投资品后，因为买进不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卖出，反而产生了追涨杀跌而不是避涨追跌，导致需求曲线不再向右下方倾斜，价格决定机制由此变形。尤其是金融寡头的资本权力相互博弈，嵌入要素交易格局与价格形成过程。
第四，第二次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按照主流经济理论，工业化时代早期由于劳动力过剩，收入分配差距自然扩大，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工资普遍增长，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就是库兹涅茨“倒U曲线”。这一收入分配改善的情形在二战之后几十年确实出现过，美国也因此形成了中产阶级为主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但里根政府推行自由化以来的几十年，情况发生逆转。过去20多年，美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26530.1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2175.1美元，但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真实收入则基本没有增长；而处于顶尖5%的家庭，其收入占比则从1968年的16.3%上升到2011年的22.3%；1968年基尼系数在0.39左右，2011年为0.48。西方发达国家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社会”正在瓦解，中产阶级向两极分化，少部分成为富人，更大部分滑入穷人行列，形成围绕富有与贫穷各自分布的情况，被称为“M型社会”。与100年前相比，富豪占社会的比重增加，而且从平民成为富豪的时间缩短。这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现代技术革命所引发的、不容忽视的趋势性现象。其中，虚拟经济越发达，娱乐经济越发达，创造中产阶级能力较强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越是显著萎缩，滑向M型社会的危险就越大。
第五，宏观震荡、全球失衡与周期性危机。如前述及，教科书经济学忽视普遍生产过剩，直接上承19世纪经济学中的萨伊定律，即认为市场自发调节会使“供给自动为自己创造需求”。而1930年代的大危机中产生的凯恩斯革命，实质上把普遍过剩的危机（有效需求不足）带入了主流经济学框架，并影响了各国政府的政策。然而，由于凯恩斯式宏观政策所存在的“治标不治本”的局限，引出了芝加哥学派（从货币主义到理性预期）的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又把危机归因于自然状态或政府不当行为。但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再次表明：全球化时代的宏观震荡更加剧烈，危机一旦发生，就会更加深刻而持久。究其原因，可能是上述诸种“市场失灵”的综合。货币—金融体系异化，基本要素市场格局与价格形成的过程中权力介入，加上无限制供给纸币，才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来已久的周期性危机极度变形，宏观震荡才有史无前例的深度、广度与破坏性。
综上所述，传统形式的市场失灵只是从一般均衡理论角度看到的、低层次的市场缺陷。而我所讲的“新型市场失灵”则是真实市场经济制度的系统性失灵。其中一部分表现，如货币的纸币化与金融产业异化，是当代发生的新的现象，而总体上说，则是源自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内在矛盾，这就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目的与一般社会需要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二战后的军事技术产业化开辟出新的创业市场与利润空间，带来了20多年的战后黄金年代。但其后果则是新一轮的资本与产能过剩。80年代起中国加入全球化，既扩大了全球市场，又承载了过剩资本，从而使美国选择了用世界性过剩资本支持美国福利、用美元超发支持全球经济扩张这样一种战略，暂时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之上的宏观过剩，但从长期看却又积累起全世界都无法承担的生产过剩的重负。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企业淘汰，结构失衡，全球经济陷入僵局。如果没有重大技术革命带来新的产业机会，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陷入长期低迷的困局。
因此，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种种结构问题极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国，我国能够发挥自身的制度优势，开拓出一条超越资本—市场自发逻辑的新的发展道路吗？
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再定位
基于对系统性市场失灵的解释，我们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就有了新的认识。国家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的角色与功能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布道。除了提供国防、外交、法治等公共物品以及通过反垄断法和产业规制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等基础性政府职能之外，当代市场经济中的国家至少还应该承担如下新的职能：
1、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选择与调试。在产业体系中，主要企业都必须有自己企业的发展战略；同理，在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全球财经体系中，大国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国家发展战略。否则，只能处处被动，难于避免落败的下场。
2、选择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经济体制与模式。有的学者喜欢讲“该市场做的还给市场，该政府做的政府就要做好”。这话不错，但太空洞。关键是认清不同的市场要求不同的治理模式。在普通商品市场中（如大多数制造业），价值规律的运行比较正常，应该让市场竞争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做到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交易成本，激励创新创业的活力等功效。但是，在战略性、基础性生产要素市场（如能源、土地、房产、大宗商品、货币、外汇等）中，由于其具有投资品性质，受全球金融体系影响至巨至深；在上述美元霸权与全球资本权力强势主导全球金融的条件下，上述重大生产要素的供求与价格已不再由价值规律主导，而是由国家政治力量、资本市场权势和市场自发力量三者互动来决定的，导致资产泡沫反复出现。因此，一国要实现自己的持续稳定发展，就要求国家协调本国政府与企业界有效参与重大要素市场的国际博弈，为本国产业营造公平合理有利的要素供给环境和要素价格水平。若国家无此能力，则该国一般工业部门就已经先输了一半。
3、打造市场相容型的收入分配改良机制。我国不能仅仅是在再分配层面做文章，而要深入到财产制度与初次分配领域开创新路。一个可行方法，就是通过长期基金方式，由财政资金引导，借助国家信用，多元化募集设立低成本的民生投资基金，系统地投资和持有那些随国民经济发展会自动增长的稳健收入流背后的资产，然后用这些公共资产性收入作为对低收入群体的扶助资金。只要思路打开，更多可持续的收入分配改良机制就会创造出来。
4、创新政府体制，打造有为政府。若承担上述种种新型经济职能，政府自身的效能与效率就变得重要了。为此，既要从严治党，加强廉政建设，也要创新体制，通过政府体系的组织变革与优化，实施透明高效的政府事务流程再造，建设具有国家战略领导能力的廉洁、高能、高效的，有作为的人民政府。
思想者小传
史正富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华投资集团董事长。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美利坚大学经济系博士和马里兰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史正富教授著有《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现代企业的结构与管理》、《现代企业中的劳动与价值》、《现代企业的产权革命》； 任《30年与60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和《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中、英文版主编；曾与蒋学模先生合编《政治经济学教材（第十三版）》。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优秀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