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推动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引擎，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讲到，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要从顶层设计开始切实地推进改革，才能真正获得改革红利。
我们也应该从这个视角出发看待人口红利问题。未来要应对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必须要靠改革。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制度环境也确实还有很多增加劳动力供给的空间。比如我们有2.7亿的农民工，这是劳动力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因此这部分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他们通常40岁以后就回原籍，平时的经济波动也可能迫使他们回乡。如果户籍改革能够把这些人变成城市的永久居民，享受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那这部分劳动力供给就会更为稳定，也可以明显地延长人口红利。
除了稳定劳动力数量，另外一方面如果劳动者的质量能得到提高，也是一种新的人口红利。长期看中国的劳动力数量本来就紧张，如果质量也没有提高，不要说延续人口红利，我们想转向生产率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也都可能会做不到。所以，提高劳动力人口的素质必须从现在就抓起。
通常人们认为人口多是经济发展的负担，事实上这是误传。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有60%~70%的贡献来自于资本积累，而资本之所以能够得到充足的积累，是因为人口抚养比较低，创造财富的年轻人比较多，老龄人口比较少。再加上人口众多，资本的回报率就高，所以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人口因素的贡献。
当然就业人口多也会带来现实挑战。首先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严峻问题。其实很多国家在某一个阶段都有高校扩招的经历，与此同时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一个选择是知难而退，减缓高等教育扩张的速度，比如日本就采取了这样的办法，结果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整个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水平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开始拉大，这是日本陷入到“失去的20年”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劳动力市场永远是缺乏高素质劳动者的。大学生就业难很可能不仅是高校扩张造成的，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没有把大学生很好的和雇主匹配起来，或者是很多智力密集型产业发展不充分，一些行业存在垄断因而吸纳就业不足等。克服这些困难，同样必须要靠改革，主张缩小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是短视的观念。
中国的改革一直是渐进式的。未来新型城镇化是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城镇化，我赞成仍然要继续保持改革的渐进性。但渐进性不是说要拖延，我们必须要有时间表、路线图。具体到户籍制度改革，我们要区分不同类型的城市。现在讲到在特大型城市推进户籍改革，就会讲到人口密集、环境问题、交通堵塞问题，甚至可能有贫民窟等问题，但这不是不在这些城市进行改革的理由。如果大城市的政府没有改革的动力，担心户籍改革会引起更过度的人口流入，这时候我们就要通过研究、通过实验，去看导致城市病的根源在哪里？是因为我们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造成的城市病，还是因为政府的管理能力不够、政府的服务水平不足而导致的城市病。
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经常撰文指出城市病主要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能力不够造成的，但地方政府通常不会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所以我认为可以在实践中让大家去摸索，看到事实以后才能下决心，但是总要有切切实实的推进改革的动作。渐进式改革绝不意味着拖延改革，更不意味着不改革。只有依靠改革，才能尽可能长时间地延续中国的人口红利。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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