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曙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道路的精神坐标

　　一个人要体面地行走在世上，必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一个国家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必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和文化之魂。中国的“魂魄”是什么？就是支撑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世界、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确立了中国道路的身份密码

　　中国模式的成功崛起，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模式的成功秘笈和身份密码，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也是世界亟待破解的历史性难题。解码中国道路，解说中国故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重要视角。

　　核心价值观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表征自己精神内核的文化符号。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名片和文化标识，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身份证”。缺乏自身的独特价值观，对内难以获得认同，无法凝聚全国人民的目标和意志；对外交往中，则不可能占据宣传舆论上的主动，难以掌控国际话语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身份标识、文化符号和文化内核，是中国作为大国走向世界的文化象征，是中国向世人展示的文化名片，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思想理论前提，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身份密码的“DNA”，是中国梦的价值愿景。

　　在世界交往中，惟有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清晰地界定“我是谁”，在趋同化的世界表象中才能清晰地显现自身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西方之所谓西方，美国之所谓美国，并不是通过纽约的地铁、曼哈顿的摩天大楼以及蜘蛛网状的高速公路等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而是通过所谓的“普世价值”来表征自己的身份，依凭“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通行全世界。中国正走向现代化，在相似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才能保持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如何才能避免中国成为西方的又一个 “他者”，只能通过我们独特的文化血脉和文化精神、确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来完成。

　　今天，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但不能仅仅是一个GDP大国，也应该是一个文化大国；不仅能制造电视机，也能提供属于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道路、“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是否成立的前提条件。如果缺乏自身独特的核心价值观，那么，“中国特色”就是不明确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就是不确定的，“北京共识”就是模糊的，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巨人就缺少了灵魂。

　　核心价值观占据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

　　核心价值观是一国在道义上的宣示，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占领道义的制高点，能否引领历史发展进步的潮流和趋势，能否掌控国际话语主导权。

　　近代以来，西方逐渐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掌控了国际话语的主导权，这首先应该归于西方编织的“普世价值”话语，归于启蒙运动思想家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念，归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西之间的价值观交锋中，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显得很被动，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核心价值观的模糊。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在时间上先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明确界定则远远滞后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成立。这是导致被动的部分原因。因为核心价值观问题，你不说，总有人替你说，替你说的人基本对你不利。你说慢了，就给别人留下编造的时间和空间。现实也正是如此。假如我们早一步在国家的名片上写上24个光鲜亮丽的大字，是不是就给了世界一个了解中国的全新视角？今天，我们明确界定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24个字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核心价值观相比，要高出一截，胜出一筹。

　　核心价值观对于在西方夹缝中生存的中国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冷战本质上而言是价值观之战，冷战结束了，但价值观之战并没有偃旗息鼓，西方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价值观围堵而今尤烈。今天的世界越来越以价值观来划界，世界秩序正在按照文化价值观重组，相同价值观的国家走到一起，出现了所谓“价值观外交”。中国的迅速崛起，是西方试图竭力避免的局面。西方在利用传统的军事手段、经济手段、政治手段遏制中国已然行不通的背景下，对中国进行价值观围剿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西方国家针对中国挑起的价值观之战已经不是一种可能，而是一种事实。以美国、日本为首，西方国家正在展开一场“重视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的外交，意图构筑针对中国的“C形包围圈”，打造一个涵盖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东欧到波罗的海各国，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自由繁荣之弧”。 “价值观外交”的实质就是打着“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的幌子，拉帮结派，利用“共同价值观”对中国施压，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对此，中国在心理上要强大起来。当然，这种强大不是阿Q式的强大，而是除了经济、军事上的强大之外，在文化价值观上强大、自信起来。打赢西方挑起的价值观之战，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否则，中华民族难免折戟在复兴的前夜。

　　核心价值观描绘了中国道路的美好愿景

　　核心价值观回答的是“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这样一些重大的基本问题。近代以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我们似乎有了自己的选择和答案。但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性实践彻底动摇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何去何从问题再次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西化论”再次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奉若至宝。他们打着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旗号，期望以西方的价值作为我们的选择，以西方人的智慧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国内也有人跟随西化论者的主张起舞，将自己的文化权力和文化责任交给别人，把价值选择的方向和标准定位于西方。其实，西方的价值体系远没有它所宣传的那么美丽和诱人，它的实质和核心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坚守自己的文化责任，如果盲目地将西方人无偿提供的价值观念植入中国的实际，必然会因无视中国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现实国情的特殊性而出现水土不服的结果，最终陷入西方人所预设的“美丽陷阱”。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我们要建设的国家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我们要塑造的社会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我们要培育的公民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这是当代中国的价值愿景。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是一种价值理想、价值追求，还不完全是一种价值事实，价值理想与价值事实之间还存在落差和距离。比如，从国家层面来说，中国健步走向富强，稳步发展民主，逐步迈向文明与和谐，但贫富差距依然很大，政治参与依然有限，不文明现象、不和谐因素依然大量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不能成为我们自暴自弃的理由，而应化为迎头赶上的动力。

　　今天，我们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问题。成绩是价值观自信的深刻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道路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至少走过了德国150年、美法200年、英国300年所走过的路。一个国家一两年高速增长有其偶然性，但如果连续37年都保持了高速或中高速的增长，那就有其必然性了。这种必然性只能来自于中国特色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如果没有这种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就不会有价值观自信。

　　蓝图已经绘就，方向已经明确，现在的关键是直面问题，集中力量解决问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理想变成现实，从理念变成实践，以铁的事实告诉世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中国道路是唯一适合中国的正确道路。

　　□陈曙光（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