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可持续增长引擎

中国经济在2004-2010年期间，完成了对刘易斯转折区间的跨越之后，所面临的增长减速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自然结果，而不是需求因素的冲击所致。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把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归结为需求不足，是一个常见的认识错误，容易导致偏颇的政策取向，开出不对症的政策药方。因此，开放地借鉴相关经济理论，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现实，对于理解这个减速的真正原因，具有至关重要的政策意义，有助于防止政策出现缘木求鱼的误导，把相应政策努力引导到寻求新增长引擎的正确方向。

6.1 从供给因素着眼

运动员能否取得良好的成绩，固然与来自社会（如体育官员、广告商、网民等）的鼓励和激励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种来自外部的影响，归根结底只能起到帮助运动员发挥潜能的作用，而不是运动成绩的决定因素，更不是充分条件。以此与经济现象进行类比的话，外部激励只是一种需求因素，决定成绩的关键是运动员的“潜在增长率”，是供给方面的因素。

如果一个运动员被赋予高于其运动潜能的期望，我们不难设想他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既然在短期内通过改善身体素质和训练水平以提高成绩，是违背规律从而难以企及的目标，能做的恐怕只有两种选择：对于一个能够进行自我道德约束的人来说，只能超越身体极限去拼命，终究会导致受伤；对于一个道德约束能力差，或者被不良教练或团队诱使的人来说，可能就要想其他歪门邪道了，例如服用兴奋剂。

不改变潜在增长能力而仅仅着眼于需求刺激的经济政策，也会给经济活动主体——投资者和企业家制造不正确的导向。例如，无论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是借助产业政策或区域政策刺激需求，政策出发点都在于鼓励在实体经济领域进行投资。但是，这时的投资活动并没有与投资的内在动力相吻合，而近乎成为一种政府补贴诱导的寻租活动，通常只会导致产能过剩。

同时，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制造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都在下降，既有生产率下的生产企业难以为继。在一般实体经济不强劲的情况下，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热情也不高。例如，日本试图靠大规模公共投资刺激经济时，就遇到了投资资金难以落实的窘境。曾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的宫崎勇发现，在实施财政刺激政策中，公共投资遇到先是“有预算没下拨”，继而“下拨了没到位”，及至“资金到位没开工”等层层打折扣的问题 。

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低利率乃至零利率以及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似乎成为欧美和日本试图复苏经济增长，竞相抛出的救命稻草。其中日本则已经在这条崎岖路上走过了十几个年头。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的确是需求不足，宽松的金融环境并不能自然而然转化为企业和投资者的投资愿望；如果一个国家面临的是潜在增长率太低的问题，则刺激需求的金融宽松政策，对于实体经济竞争力不足的痼疾也是不对症的。

不仅如此。这时，过剩的流动性必然流向非生产性或者投机性投资场所，如理财业、房地产业和海外不动产投资等，最终正如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所发生的，先是形成泡沫经济，随后是泡沫的破裂，及至把经济增长拖向长期停滞的深渊。

正如面对运动员成绩不佳的解决办法，不能从外部激励因素上寻找，而要看其身体条件、运动潜能和训练水平等内在因素一样，我们在遇到因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应该从供给方面的因素着眼，探索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源泉。

还记得在本书第四章，我们谈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与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争论吗？从那场唇枪舌剑般的对话中，我们不仅可以弄清实现经济增长都有哪些供给方面因素，还可以了解刘易斯转折点对经济增长的供给方面产生什么影响，有什么政策选择。

在其他经济学家工作的基础上，克鲁格曼认为新加坡经济增长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但无疑也是增长的供给方面因素），而没有全要素生产率（更持久增长的供给方面因素）的提高，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苏联并无二致，终究不能持续下去。

克鲁格曼们的判断不能为李光耀所认同，他们的预言也没有一语成谶。原因是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前，新加坡像其他东亚经济体一样，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使其避免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当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新加坡不是努力刺激需求，而是从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供给方面着眼，依靠外籍工人延长了人口红利，并且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避免了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刘易斯指出：“整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部门对剩余的使用” 。依据这个思路，把新加坡的经验概括起来，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于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认识。下面，我们借助图6-1的示意，看一看在刘易斯转折点前后，投资回报分别怎样保持。

图6-1 刘易斯转折点前后的投资回报

在一个经济体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前，即OL所代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可以使资本积累获得相同比例的劳动力供给，资本报酬不会出现递减现象，加上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可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投资回报率得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正如图中的AQ所表示的那样。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中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的确保持了较高的资本报酬率 。

随着经济发展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即理论上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不再为零，现象上表现为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资本和劳动的相对稀缺性从而相对价格关系便发生变化，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开始出现，资本边际报酬率开始降低。许多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已经出现显著而快速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例如，在2004-2009年的短短时间里，中国经济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就下降了18.7% 。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我们则可以预期，资本报酬率的下降趋势将持续下去，正如图中QB0所示，直到经济发展到达商业化点，即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完结。不过，正如图中QB1和QB2所表示的那样，存在着一些可能性，延缓或者阻止资本边际报酬率和（或）投资回报率的过快下降。

资本边际报酬率，是指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每一个新增单位的资本投入所能带来的产出增长。因此，它是资本回报率的基础，但却不是唯一来源。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错误地认为新加坡投资回报率必然下降，一是由于不懂得劳动力无限供给可以阻止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发生，二是由于先验地断定新加坡不能转向一种新的增长方式，通过生产率的提高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李光耀之所以有资本自豪地向克鲁格曼宣称，新加坡的投资回报率仍然很高，是因为新加坡不仅由于灵活的移民政策，延缓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而且最终实现了向生产率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新加坡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到启发，即通过把资本边际报酬率和投资回报率区分开，看一看有哪些政策手段分别对两者产生有利的影响。在图6-1中，我们用QB1相对于QB0的改善，表示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现象的延缓，用QB2相对于QB1的改善，表示其他因素所能达到的保持较高投资回报率的效果。

二元经济发展可以避免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关键，是由于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特有现象，得以打破劳动力短缺的新古典条件。所以，凡是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做法，都可以把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进程放缓。

然而，二元经济发展时期终究要完结，新古典增长阶段正是任何后起国家所要达到的目的地。所以，资本报酬递减终究不可避免，保持投资回报率的关键，则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换句话说，劳动生产率并不阻止资本边际报酬降低，而是抵消后者造成的投资回报率下降效果，保持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做法有多种，包括用机器替代劳动力、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采用更有效率的技术和工艺，以及改善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等。在统计意义上，人力资本是可以度量的，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也可以从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中观察到，其他因素在不能以统计变量的形式直接观察到的情况下，就成为计量经济模型中的残差，或者称为全要素生产率。

借助计量经济学方法，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模拟，看一看提高劳动参与率这个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因素，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个保持投资回报率的因素，分别具有怎样的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

对中国经济的模拟结果表明，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把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的话，这一期间的年平均GDP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如果在同一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的话，这一时期的年平均GDP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99个百分点 。

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提高劳动参与率，还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都有着巨大的潜力，而开发这些潜力有赖于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例如，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稳定农业转移劳动力在城镇的就业；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进一步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更加充分的就业，以及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有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有诸多途径，例如，在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较高的情况下，推动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此外，通过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允许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让长期没有效率的企业退出经营，让有效率的企业相应壮大，也可以创造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这里所做的模拟没有提到的是，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改善，无疑有助于大幅度提高潜在增长率。人力资本积累途径包括各类教育和培训，以及“干中学”等。教育和培训的激励、质量和效果，以及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能力，都与一系列体制因素有关，同样对改革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6.2 劳动生产率

关注增长的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归根结底是生产率的差异。生产率通常是指一定的投入水平所创造产出水平的能力，其中“投入”可以指不同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和土地等，所以生产率可以是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不过，最经常使用、具有综合性，而且颇有意义的生产率指标，则是劳动生产率，即以劳动要素的产出能力度量经济效率的指标。

统计部门或研究者从总体层次上度量劳动生产率，既可以计算每个就业人员生产的GDP，也可以计算每个工作小时生产的GDP。很显然，国家之间存在着统计口径、统计数据可得性和可信度上的差别，不同研究者也倾向于采用不尽相同的度量方法，因此，不同的研究往往得出不尽相同的劳动生产率的度量结果。对此，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承认方法差异性的存在和多样化的必要性，借鉴不同的研究结果，相互印证地支持我们意图说明的问题。

伍晓鹰擅长采用独特的方法调整GDP等数据，进行与生产率问题相关的研究。他通过跨国的横向比较，强调了劳动生产率对于经济赶超所具有的至关重要性。他还发现，后起经济体由于面临更多的技术可得性，通常劳动生产率提高大大快于先行者。例如，在可比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远远高于日本。但是，中国大陆在类似的赶超过程中，却没有显示出比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有更好的劳动生产率表现 。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只须观察中国在经济改革之前，计划经济体制如何阻碍了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配置，从而在何种程度上累积了大规模和大比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非典型化的就业结构，就足以说明，改革开放甫始中国就业压力有多大，待转移劳动力规模有多大。

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和诱致性技术变迁假说，劳动力严重剩余的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在相当长时间里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吸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微观上和宏观上都是十分符合理性的，更说明市场机制作用得到较好发挥。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以较低并且长期稳定的工资水平吸引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强劲的竞争力。充足而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供给，是这一时期中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刘易斯转折和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便集中表现在劳动力供给成为瓶颈，以及工资上涨导致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情况下，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相应下降。

不过，理论上说，这些不利因素都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予以抵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可以表达为每个劳动者的产出水平的增加，也可以表达为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因此，即使中国经济在经历转折点之后，遇到了劳动力供给瓶颈，假如劳动生产率能够按照一定的速度和幅度提高，就足以弥补劳动力不足所造成的生产能力下降，保持经济增长速度。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保持同步的工资上涨，只是增加劳动者收入，使最广泛的居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并不注定伤害比较优势，削弱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不然的话，我们难道为了保持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而希望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永远不提高吗？

其实，当我们讲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保持同步时，既是强调要让职工分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好处，也是强调工资增长必须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才不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从而保持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引用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公布的各国劳动生产率数字，我们可以知道，1992年以来，中国按劳均GDP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快于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金砖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并且在21世纪以来明显加快（图6-2）。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这个加快提高的趋势，无疑是对工资上涨作出正常反应的结果。

图6-2 一些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

资料来源：http://kilm.ilo.org/2011/download/kilm17EN.pdf

不过，另一项针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尽管很快，仍然没有赶上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工资上涨的速度，因此，如果计算一个综合了工资成本和劳动生产率因素，从而可以反映制造业竞争力的指标——单位劳动力成本，可以看到，在2004-200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的名义小时工资提高了72.7%，快于小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48.8%），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提高了16.1% 。

关于劳动生产率可以抵消掉劳动力短缺削弱潜在增长能力效应的说法，似乎与人口红利消失之后，潜在增长率不可避免降低的说法相矛盾。其实，这两个陈述在理论上都是说得通的，只不过，在刘易斯转折之后，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将大幅度增强，也容易产生诸多的误导，因而要取得一定程度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难度增大。

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由于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只需使劳动力从农业这样的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非农部门，整个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就得到提高。所以，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会就像“低垂的果子”一样唾手可得。随着这样的资源重新配置机会减少，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那么简单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常是通过哪些途径实现的。如果按照每个劳动者或劳动时间所实现的产值计算的话，至少有四个显而易见的因素影响劳动生产率表现。这些影响因素，或者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在实际中发挥的作用因时因地而有大有小，取得效果的难易程度不尽相同，可持续性也有所差别。

第一个因素是劳动者的能力，通常可以通过发展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提供岗位培训、加强医疗和健康保护等获得，可以统称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因素在整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大，并且是长期可持续的。

第二个因素是劳动者的资本配备水平，譬如每个劳动者可以操作的机器和设备的数量或规模，在统计上可以用资本劳动比来表达。当劳动力发生短缺现象，普通劳动者工资开始持续上涨时，通常会出现整个经济，特别是工业部门资本投入增长快于与劳动投入增长的趋势，表现为资本劳动比的提高。

第三个因素是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协调配置，以及各种要素在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或者在不同所有制和规模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合理配置。这种效率得自于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个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产生的效率，表现为典型的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来说，全要素生产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乃至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古典阶段，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这个生产率来源。

6.3 资本劳动比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呈现怎样的格局，总体上采用什么样的技术类型，通常是由这个国家特定阶段上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和相对价格决定的。因此，就特定发展阶段而言，国家之间并不存在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孰优孰劣的问题。

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丰富且成本廉价，企业倾向于采用多用劳动力、节约资本的技术，产业结构具有劳动密集程度高，资本劳动比较低的特点。惟其如此，一个国家才可以在企业、产业和国家层面上获得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而一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就发生逆转了，相应地，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也逐渐变化。因此，相对于资本要素而言，劳动力价格提高之后，企业倾向于使用更加节约劳动的技术，产业结构趋于更加资本密集型，资本劳动比也就会相应提高。

最先对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的是企业。当企业家感受到招工难和劳动力成本提高时，他们通常会购买更多的机器，雇用较少的工人。投资者也会对这种新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作出反应，开始投资于使用劳动力较少，即更加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进一步，政府也会相应跟进。政府观察到了比较优势的变化，往往会用一些扶助性的产业政策手段，鼓励投资者投资于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从而也是相对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行业。

如果装备了更多的机器，恰如其分地节约了劳动力，使得每个职工在控制更多机器的情况下得以创造更多的产出，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单纯依靠把资本劳动比抬高，以取得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办法，可能产生两个不可持续性的问题。

首先，仅仅由资本替代劳动产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效应，并不足以填补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缺口。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向非农产业，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重新配置到生产率高的部门，带来巨大的劳动生产率改善，支撑高速经济增长。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这种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的效应，必然逐渐减弱，不再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这时，资本（机器）替代劳动，固然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而且新机器和新设备也体现着技术进步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来自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生产率的缺口无法得到填补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则难以保持期望的水平。

在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资本替代劳动是有限度的，尤其不能以大跃进的方式过快进行。例如，在操作工人的人力资本没有根本性改进的情况下，更多、更复杂、价值更高的机器，并不能得到有效驾驭，资本投入的回报率终究要下降。

其次，还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为了提高资本劳动比所付出的代价大于经济上的获益，从而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得到提高。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生产要素价格不存在扭曲现象，我们可以预期投资者和企业，完全可以理性地把握资本替代劳动的分寸。但是，如果政府介入其中，就会出现资本配置偏离效率的情况。可能造成资本配置扭曲的政府所作所为，可能出于以下几种不同的动机。

一是政府希望借助产业政策手段，鼓励投资者探索新的比较优势，因此，对一些行业和企业给予补贴。例如，许多地方政府确立了地方性的未来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并尝试将其纳入国家扶持的产业规划中，通过财政补贴和优惠贷款营造低成本投资条件。但是，正如私人投资者也会选择失败一样，这种政府作出的选择，并不必然符合动态比较优势方向。

二是政府尝试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投资拉动需求，因而形成流动性过剩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导致投融资成本缺乏约束。这种金融环境不仅鼓励过度投资，也不能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终究会导致不善投资（mal-investment）的产生，造成许多企业和行业的资本密集程度，高于比较优势的正常要求。

三是政府不希望一些企业和行业就此消亡，试图挽救其在无情竞争中的生存。政府选择动态比较优势的一个缺点在于，不同于单个的投资者，政府是不愿意接受选择失败的。因此，对于那些在政府扶持下进行的投资（特别是大项目），或者对于那些政府格外关注的企业（如国有企业），即使出现了失误，政府也不会任由其被市场淘汰。因此，这类投资和经营不善的企业俘获了政府，反而继续得到注资。

上述政策动机和政策举措，都会产生人为压低融资和投资成本，从而扭曲资本要素价格的效果。但是，这样的政策又不可能是普惠的，必然会形成一种政府挑选赢家的实施方式。对于那些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从中受惠的企业和投资者来说，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在财务上也是有利的。但是，这只是从微观的层次上，就个体或部分企业和投资者而言，从经济整体来看，并不必然汇总成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选择性地提供廉价的资本供给，其实也就意味着对其他企业、投资者和行业资本可得性的剥夺。给予一部分经济活动参与者资本可得性优惠的融资环境，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对其他参与者的歧视性融资环境。那些被忽视的潜在投资者和企业，不仅不能得到同等的融资待遇，甚至失去了公平的生产要素市场环境。

在一个产业结构调整剧烈进行的时期，新的比较优势的把握和生产率的提高，往往靠千千万万中小型民营企业的风险投资，最终让那些未来的产业和技术领先者，得以在一种创造性破坏的竞争中胜出。然而，扭曲资本配置的政策，注定要保护低效率投资和企业，抑制富有效率的投资活动和企业经营，甚至扼杀潜在的创新活动。

因此，如果没有了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潜在的创新机会就大幅度减少，整体经济的生产率也就不能伴随着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而提高。可见，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不是劳动生产率至善至美的途径，更不是一个提高生产率的可持续源泉。

经历了“失去的20年”的日本，在这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颇有借鉴意义的教训。从1990年开始，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意味着人口红利迅速消失。日本经济对此作出的反应，正是通过前述各种方式，投入更多的物质资本即提高资本劳动比。结果是，在日本经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资本深化的贡献率从1985-1991年期间的51%，大幅度地提高到1991-2000年的94%，而同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从37%直落到-15% 。

其实，在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中，也不乏这方面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众所周知，国有经济的融资条件，较之非国有经济有着很大的优越性。而这种融资的区别待遇，恰恰造成了不同的生产率提高可持续性。根据一项计量分析 ，1978-2007年期间，在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劳均产出）的提高中，资本劳动比（劳均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在非国有经济中分别为26%和74%；而在国有经济中则刚好相反，分别为74%和26%。

上述研究发现给我们的直接启示是，在资本劳动比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贡献很大，并且增长很快的情况下，通常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相应贡献的下降。换句话说，资本过度深化的结果，是妨碍了经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个生产率组成部分，本来是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

6.4 全要素生产率

许多人相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经济在总体上呈现资本劳动比提高的趋势，与一个所谓“霍夫曼定律”的流传有关。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 G. Hoffmann）根据工业化早期和中期的观察发现，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生产资本品的部门即重工业，与生产消费品的部门即轻工业相比，倾向于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其结果自然就是，整个经济的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

这个“定律”与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是相一致的。例如，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 认为，物质资本的积累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引擎。依照这个理论解释各国经济增长表现的差异，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资本积累不足的国家，终究要落在资本积累速度更快的国家之后。所以，越是发达国家，或者越是增长表现好的国家，越是具有更高的资本劳动比。

按照这样的逻辑，传统增长理论就具有了一个对后起国家的隐含政策建议，即国家应该不遗余力地帮助社会形成一个临界最小水平的资本积累率，进而，随着经济起飞社会自身不断提高资本劳动比，以其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物质基础。

然而，在经济史上有很多经典的案例，否定了哈罗德-多马的理论假说和霍夫曼的经验证据。例如，计划经济时期的苏联、20世纪50年代开始工业化的中国和印度，都是明确提出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国家。而这种工业化战略实施的结果，全都与政策初衷大相径庭。直到这三个国家开始一系列体制改革之前，在印度表现为工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在苏联和中国则表现为重工业比重畸高，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索洛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出发，发现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于经济增长中一个不能为常规生产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即全要素生产率。而这个生产率因素来自于技术进步、资源配置和体制创新等一系列改进。在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增长研究中，大量文献从实证角度得出结论，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解释国家之间增长表现的差异。

经济转型之前的苏联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如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在整个1957-1978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都是负增长，经济发展是不成功的。例如，研究表明，1958-1978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增长率为3.9%，其中资本的贡献为2.3个百分点，劳动力的贡献为2.1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则抵消了要素投入的贡献，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6个百分点 。

其实，不仅计划经济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失败教训，证明了是生产率而不是资本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而且发达国家在这方面也有着丰富的正面和反面素材。

一个反面教材便是1990年之后的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学家林文夫和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在研究日本第一个“失去的十年”时发现，日本经济的停滞原因不是企业得不到资金，也不是金融体制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的原因是，政府对低效率企业和衰落的产业进行补贴，造成低效率企业的产出份额过高，而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投资减少 。

有趣的是，索洛和刘易斯的文章都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前者的理论长盛不衰，至今是增长理论的主流，后者的理论似乎昙花一现，较早就退出了主流地位 。然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却并没有成为阻止经济政策失误的不二法门。除去政策选择因时因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之外，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失败之处，在于其理论模型的封闭性。

经济增长的经验表明，各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和实现形式，归根结底与发展阶段、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政策有关。而在新古典增长理论那里，许多这样的重要因素被处理成外生变量了。更大的不足是，主流增长理论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二元经济特征，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恰恰可以打破资本报酬递减律。

这样，有益的理论没有产生积极影响政策的效果。或许，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始作俑者，认为生产率的提高是企业的事情，经济学家的职责就是为现实提供一个最富有解释力的框架而已，因此，本来就没有打算指导政策制定。

这种理念也有其合理性。全要素生产率在统计上只是一个残差项，笼而统之地把要素投入不能解释的增长源泉归结在一块儿。所以，仅仅懂得这个理论，并不能使人们知道如何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这种生产率的提高，其实是千千万万生产者经历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无论是多么热衷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府，终究是爱莫能助。

即便如此，如果占主流地位的增长理论家能够给予刘易斯理论更多的尊重和关注，使自己的理论更加开放和包容，本可以形成一个更具解释力的增长理论分析框架。用二元经济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征，丰富和充实新古典增长理论，形成一个更具一致性的分析框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经济经历的变迁和面临的挑战，避免政策失误，而且能够以中国经验和理论对主流增长理论作出贡献。

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由克鲁格曼发起的质疑新加坡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著名公案。实际上，围绕这一争论所进行的经验研究结果大相径庭，使得人们怀疑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有益的概念，能否成为一个经验上可以确认的标准。不过，这场辩论让新加坡的领导人懂得了这个颇为学术化的经济学概念，及其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因此设下了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的国家目标 。

正因为如此，新加坡后来的经济增长表现继续引人注目，成为创新驱动的典范。例如，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从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良好的教育系统、研究与开发高投入、有效的基础设施、市场内需程度以及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创新力的能力等方面，对全球125个国家进行“2011年度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新加坡位居前10名，远远领先于日本 。

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既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独树一帜的成功经验，也可以作为亚洲奇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既提供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也不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反面教员。此外，还有高收入国家陷入经济停滞的警示和教训。

后起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的一个后发优势，便是面对着相当丰富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资借鉴。开放地运用各种经济理论，辩证地总结各种经济政策的利弊得失，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有助于帮助我们在变化了的发展阶段上，发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