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推出重磅系列评论员文章——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并被《新闻联播》头条摘播，引发广泛关注。曾提出“新设计师”概念的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接受记者独家专访，他认为“四个全面”是习近平在设计中国道路过程中的又一次概括、又一次新力量的注入，是在前进中完善思想理论体系、执政体系的新的理论突破。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接受专访。 记者 张炎良摄
“四个全面”执政理念高度和宽度前所未有
“‘四个全面’究竟‘全’在哪？透过它，其实可以看到习近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执政思维。”公方彬认为，“四个全面”的高度和宽度尤其值得关注。
高度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初步实现”，也不是“局部实现”，而是“全面实现”，体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纵观小康社会的发展脉络，邓小平提出什么时间初步实现小康社会，后来两代领导人的执政过程都是中国大国道路的发展过程。习近平提出这个高度更加明确，更加多位一体。
宽度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全面改革，不是从一个单行路径去改，而是着眼于立体全面的改革。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四中全会提到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说明，我们选择的路径还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这个辩证关系能从“全面”中看出来。
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党、治政、治吏、治理社会，都要全面依法进行。最后，全面从严治党，不是说就反腐这一段时间从严、其他时间不严，也不是说治下从严、治上从宽，而是全面从严。因此，“四个全面”确实高度、宽度都史无前例。
“四个全面”何以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共鸣？公方彬认为，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它着眼于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提出了小康社会的目标，但现在是继承前人、有所超越。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目标、内涵上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其次是它着眼于可持续和可实现。公方彬指出，“四个全面”提出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不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见思路很理性，现在很多人看到我国GDP已居世界第二位，就头脑发热，这种不理性容易导致“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出现。
再次是它着眼于现实性和侧重性。“比如依法治国、从严治党，都是高度关注现实，如果我国法治进程已成常态，就不应该说‘从严’，这种提法是当前特殊阶段的特殊要求。其中都包含着习近平的逻辑和辩证思维。”公方彬说。
“四个全面”包含丰富的价值观内容、担当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
公方彬认为，“四个全面”背后有着丰富的价值观内容，体现了非凡的担当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
如何理解？因为一方面，“四个全面”体现了“人的关照”，比如提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的是为全社会所有公民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全面实现，关照的是全体国民，不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是先富起来那些人，也不是掌握权力那部分人。另一方面，体现了“品质和内容的关照”，“四个全面”不是单独的经济指标，还包括精神等各方面的全面指标。
尤其重要的还在于其体现了“革命者的改革勇气和改革意识”，公方彬认为，适度改革、阶段性改革、部分改革相对容易，但力推反腐触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利益集团，只有带有英雄主义情怀和强烈担当精神的改革者才能推动改革，否则一定会畏难不前。反腐力度之大和习近平的执政能力之强，大大超出了老百姓的想象，“新年很多百姓要给习大大点赞，作为一个领袖，这种人心不是轻易能得来的，老百姓心里有没有你，是不一样的。”公方彬感慨地说。
因此，推进“四个全面”，公方彬认为，不能只看到其技术层面，背后实际包含着他的精神世界、价值观和英雄主义情怀。“没有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老百姓能拥护吗？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全面改革没有退路，力推反腐也没有退路，现在取得这么大成绩，但只要一停滞，那些被打击的、将要被打击的都会起来。所以，习近平是以一个统帅的身份，做了一个过河卒子的行为。他完全可以坐在中军帐中，享受喝彩。但他牺牲自我，只进不退，值得敬佩。”
“四个全面”表达了新设计师习近平的路径选择
公方彬认为，“四个全面”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习近平是“新设计师”，是中国大国道路的设计者，大国道路“必须设计”，因为中国走的路没有经验可循。公方彬认为，马克思只设计了革命的半程，执政的半程没设计。“苏联老大哥已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寥寥无几，中国自己走这条路，你不设计谁设计？”依法治国、力推反腐都是“已经设计”。“还要设计”，因为更艰难的设计在后面。
所以，新设计师面临路径选择问题，走什么路？怎么走？“四个全面”告诉人民答案。
唯有深化改革，才能消除现有矛盾问题，同时迎接新的挑战。以前现在很多矛盾是没敢动，但现在矛盾内外交织，怎么办？比如面对腐败问题，可以妥协平衡、捂着盖着；也可以选择壮士断腕，迎着改革上的代价就是经济发展减速。“得不怕GDP减速，大国发展不可能GDP总是增长，经济增长过快还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比如精神危机等，所以现在只有改革，且全面深化改革才可能走出这些矛盾。”他说。
唯有依法治国，才能保证中国进入进步、文明的行列。历史告诉我们，人治是行不通的。中国要进入现代化国家，必须走法治道路。这里面有差异性，但习近平在四中全会改革很多新理念注入后，绝不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扎实在走。比如公检法错案终身追究制等的出台，都体现了极强的规矩意识和法治意识。
唯有从严治党，才能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我们国家和西方不同，西方有没有政党没区别。比如美国总统华盛顿说过，美国不需要政党。美国可以很长时间没有政党，他们讲选举党，但中国一天也离不开共产党。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不同，西方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党是选举党，比如美国如果这一届干不好，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互相推卸责任，换届后所有矛盾问题都推掉了，没有包袱。但中国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政府，政府行为就是党的行为，党在一线工作，没有退路。同时，共产党长期执政，老百姓把好和不好都记在党的头上。必须得更严格地治党，这就是我们的执政特征。
“越重要，越有难度。‘四个全面’能不能落到实处，目标、路径、要求都有了，下一步要看执行力。下一步我认为要出配套措施，我们有目标，还要有具体制度跟上，有一系列操作性规范跟上。”公方彬说。一要有细则，应该用现在我们理解的和应该达到的目标进行清晰表述，重新设计经济增速。二要有封闭的体系，立法、司法、监督，党的系统监督、政府系统监督，还有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加在一起封闭起来后才有力，只要有一个漏洞都可能“针尖大的洞，透出斗大的风”。他认为，后续的工作要做好这两个方面，才能实现“新设计师”的全面设计、总体设计。
客观看待“四个全面” 更具可操作性
有人说“四个全面”会达到写入党章的高度，公方彬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四个全面”操作性更强，并没有升级到政党、国家的理论。比如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是由一批思想家设计的，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公权和私权、洛克的三权分立学说等。我们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马克思设计，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设计，必须考虑到深层的理论支撑问题。
“我们对习近平的期待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代领导人在框架内有自己的东西而已，而是期待他能真正意义上带领中国走上伟大复兴道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设计出大路径，难度非常大，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公方彬认为，如果理论界不适当地推动“四个全面”囊括习近平全部思想内容的话，反而降低了习近平的思想理论高度。真正深层设计是理论和思想的设计，理论不突破就实现不了伟大突破。
中国已经发生过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破，一个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革命的理论实现革命的目的，另一个是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全跳出了姓资姓社的二元对峙，如果他不能跳出左右之争的泥潭，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今天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现状。
“而习近平如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属于第三次突破，是实现政治观的突破，切中要害。革命的模式和执政的模式不一样，革命以打破为主，甚至可能剥夺生命，而执政只能平衡沟通，寻找最大公约数。虽然根本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支撑，但今天不能以革命的理念解决问题，只能以执政的理念，需要我们创新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大工程。”因此，公方彬不同意过早地把“四个全面”概括成涵盖习近平的全部思想理论和支撑理念，他认为这将限制习近平的思想空间，也限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突破，限制中国大国发展的高度。必须设计，已经设计，还要设计，这个路没有封闭，还将无限设计下去。 （记者 吴楚 见习记者 杨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