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未来“世界哲学”的问题域

　　说来也是形势变化太快，前些年我们还在争议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如今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世界哲学”及其构建了。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已经有了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甚至早就有了世界语，如今又有了全球联通的互联网，因此自然应该有“世界哲学”。然而，我们今天能够深入探讨的，或许只能是未来“世界哲学”的问题域。

　　“世界哲学”当前还在孕育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把每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四确定为“世界哲学日”。这是否意味着已经有“世界哲学”了？恐怕未必。今天也许还没有一种哲学可以径直被叫做“世界哲学”。依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的看法，哲学借助科学—技术—工业—商业体系席卷全球而得以充分展开。但海德格尔所说的哲学特指西方哲学。就此而言，如果说目前有一种“世界哲学”，那就是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哲学。当然，这只是海德格尔的看法。海德格尔本人后期一直致力于后哲学（后西方哲学）思想的探索；在海德格尔之后，也有越来越多的欧洲思想家在尝试后哲学或非哲学的思想方式。

　　只把西方哲学称为哲学，这种狭义的哲学定义也是有好处的。好处之一就是，非西方的思想文化可以不必与西方哲学比高下、争长短。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欧洲人（如黑格尔）正是认为非欧文明缺乏哲学，缺乏推论—概念—形式的哲学思维，才得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哲学观念。如若这样来想，那么，在目前西方哲学文化仍旧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境况里，我们与其急于呼唤和构建“世界哲学”，倒不如做一些差异化的区分和确认，以便更好地保护和发展包括中国思想文化在内的非西方思想文化类型。

　　未来“世界哲学”可以期待

　　有大同理想的学人坚信“世界哲学”一定会到来，或者说正在到来。马克思早就说过，人类将走向“普遍交往”，人将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人，而不再是区域性的人。如此说来，我们当然可以期待一种“世界哲学”。我个人也愿意相信，未来的哲学（取广义的哲学概念，即多元思想方式意义上的哲学）必定是世界性的。于是，我们确实有必要想一想：未来的“世界哲学”可能是什么样子？

　　先知先觉者如德国哲人尼采，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思考“未来哲学”了。1886年尼采写的《善恶的彼岸》一书，副标题就是“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在同期做的一些笔记中，尼采反复使用“未来哲学”的说法。其中有一则笔记显然是一本书的纲要（计划），这则笔记的副标题也是“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其内容为：自由精神与其他哲学家；世界解释，而不是世界说明；善恶的彼岸；镜子，欧洲人自我反映的时机；未来哲学家。

　　在尼采的这则笔记中，最重要的是“解释”“超善恶”“镜子”这三个核心词语。在“解释”命题下，尼采触及了在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中持久开展的“说明—理解/解释”之争。这个争论不仅关乎西方人文科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更关乎技术时代人类的命运。尼采以“解释”取代“说明”，显然具有力图摆脱说明—推论性哲学方式的后哲学指向。在“超善恶”这个命题下，自称“非道德论者”的尼采实际上宣告了传统宗教的式微和宗教时代的结束，因为每一种传统道德背后都有宗教在起作用。而在“镜子”名下，尼采暗示的是“非种族中心主义”或“后种族中心主义”立场。尼采似乎是想说，现在是时候了，各民族的人们都得照照镜子了，尤其是欧洲人。

　　尼采认为，上述三条还只是“未来哲学”的“序曲”。从尼采的立场出发，我们可以认为，以多元文化传统的交流（竞争、冲突、交融）为基础的未来“世界哲学”，应以非种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和形而上学批判（后哲学和后宗教的思想文化格局）为前提。

　　未来“世界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未来“世界哲学”研究什么问题？这一点目前尚无定论。我个人认为，有三大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文明对话问题。这已经是一个现实问题。所谓人类一体化及其伦理问题与多元文明对话问题是统一的。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全球各民族已经完全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里，同时也被置于一个交流和对话平台上。于是，如何面对多元文明的同一与差异已成为当今时代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随时都可能碰到的问题。

　　人类政治问题。民族国家、万民联合体、世界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国家主权的限度等等，均属于人类政治问题。在世界历史性时代里，政治已经成为“全球政治”，同时又成为“每个人的政治”。在今天，“人类美好生活的可能性”问题前所未有地与人类的政治组织方式相关联。

　　技术困境问题。举凡克隆和人类繁殖、生态与环境恶化、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等等，都可以被纳入技术问题的范围内。实际上，技术问题才是最核心的“世界哲学”问题，前面两个问题说到底都是由技术问题带来的。技术进步已经大大影响了人类生活，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技术进步，否则现代技术可能威胁到人类作为自然物种的存在。

　　（作者为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