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编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中国经济转入新常态，这是新常态下的战略选择和战略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全局性的战略部署，涉及 15个领域、 33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但应当看到，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将会更加艰巨，改革的难度将会前所未有，改革事业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

一、改革红利是一种制度红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我国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经济实力、社会发展、科技实力、民主法治、人民的生活水平等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明显拉大。邓小平曾经讲过：“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B这是对我国改革目的极其深刻的认识。

红利是财富的源泉，是发展的增长点。改革红利，实际上是指通过体制机制变革使得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而获得的增量价值部分，是一种潜在的价值形态。这种发展优势不仅包括较低的劳动成本，还包括公平的竞争环境、较低的交易成本等，改革红利的实质是一种制度红利或体制红利。发轫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这一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民首要的温饱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就是通过改革制度和体制释放红利的明证。

此后，我国的改革事业步入了一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 所有制改革、价格改革、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就业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外贸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涉及中国命运前途的重大改革措施在不断推进。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制度和生态文明制度也在进行着深刻的改革，并构成我国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不断得到完善，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得到发挥，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建设取得长足进展，等等。

二、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2013年 10月 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李克强总理在 2012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着力强调，改革过去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未来也将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我国的改革事业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光辉历程。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有力地破除了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使人民群众创新创造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极大地激活了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活力，营造了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显著地降低了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形成了比同类国家更具有比较优势的竞争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比如，过去三十多年中通过所有制改革、农村综合改革、就业体制改革等改革事业的有力推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东部沿海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由此带来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巨大的“人口红利”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应当说，这样一场伟大的改革是以增量式的、自下而上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方式有序向前推进的，是让改革红利逐步得到有效释放的过程，是广大人民参与改革实践并不断取得改革成果的过程。渐进式改革是我国三十多年改革事业的基本特征，这是与东欧、苏联等国家改革方式的最大不同之处。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是我国能在经济社会稳定的背景下获得巨大改革红利的根本前提，也是我国改革三十多年的基本经验。当然，这也启示我们要加强改革前瞻性和预见性，要提前做好改革的风险判断工作，而不是等到问题积累到非常严重，甚至风险变成危机，如果那样再进行改革，成本就会很高。邓小平曾告诫我们：“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这些话对于新常态下指导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新常态下，有些同志针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非议，并试图怀疑和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来怀疑和否定改革的大方向。应当说，中国在每一次重大的改革面前都有些质疑的声音，给改革造成很大阻力，这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要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改革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正确地看待局部性问题与全局性问题，辩证地认识改革所带来的某些具体问题与改革的大方向，及时地处理好改革中出现的比如收入差距过大、官员腐败等具体问题，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的改革方向不动摇。

三、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提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经济新常态下，我们面临的改革，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过去任何时期、任何阶段所无法比拟的，改革事业已进入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新常态下，我们必须一鼓作气，把握当下，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力量，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从改革进程看，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全面深化改革就必定要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但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在改革起步阶段，由于改革带有“普惠式”，改革普遍受益，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往往不会凸显出来，改革阻力较小，改革共识较为容易达成。新一轮改革已经越过了“帕累托改进”阶段，当时那些绕过去的和放在一边的矛盾和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消失，相反可能随着改革推进而成为绕不过去的“拦路虎”。今天，这些累积的矛盾和问题，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躲不开也绕不过。换句话说，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进入攻坚阶段，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纵深性在不断加强。

从改革领域看，重要改革依然滞后。尽管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些方面的改革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并没有彻底完成，很多地方还不到位。以新型城镇化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体制等领域的配套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此外，政府部门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较多，行政性审批方式在资源配置方面还占据很大地位，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重要环节与预期的改革目标依然还有较远的距离。

从改革动力看，形成合力难度加大。伴随着改革的纵深推进，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一些矛盾积重难返，改革往往要动既得利益的“奶酪”。要推动改革，就必定需要付出代价，而作为改革的组织者、推动者的各个部门、区域等，自身也就成了改革的对象，自己改革自己，甚至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大幅度放弃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改革就很难进一步推进。比如，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财税体制改革、“三网融合”问题等，就涉及“条条框框”的各方利益，使得改革难以有效推进，这也表明，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才能打好改革这场“攻坚战”。

从改革主体看，利益主体矛盾交织。整体上看，改革引发的社会利益分化、社会多元化主体正在形成。改革事业的推进，最终要落实到每个人自身的发展上来，要落脚到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红利”的出发点上来。改革不仅要促进效率，也要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但是，在我国改革的进程中，一部分群体如失地农民、农业转移人口等，不能共享改革所带来的红利，由此引起社会和人民的不满。近二十年来，群体性事件增加了 10倍，其中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利益冲突引发的群体事件占 80％以上。而官员的腐败、权力寻租等问题加速了社会利益的分化，民主法治进程的滞后，使得人民主体的潜在预期不断削弱。温州出现的资本外逃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改革的确已经处于不进则退、背水一战的攻坚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