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 敏：“一带一路”战略呼唤“大国心态”

　　为什么我们要“一带一路”？

　　首先，金融危机打破了“西方消费、东方制造”模式，国际分工重组。特别是经过了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整个世界经济在重构。过去那种“西方消费、东方制造”的国际分工模式，现在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在下降，储蓄在增加，再靠信贷来刺激消费难以为继。同时，对东方制造来说，大量出口、大量顺差的模式都已更新重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新的市场，有新的发展模式。

　　其次，全球性产能过剩加剧，需要新需求、新增长动力。产能过剩，其实不仅是中国遇到的问题，也是全球遇到的问题。整个大宗商品的过剩与全球的生产过剩有很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范围内需要新的需求，特别是需要新的增长动力。

　　第三，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TPP/TTIP需要第三极来平衡。最近在美国，我们与很多官员和企业家接触，他们说这是很好的规则，但是真正推行起来还是很困难，因为即使是发达国家，以及那些和发达国家联系比较紧密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全能接受这么高的规则。我们需要第三极，而这个第三极恰好主要部分就在“一带一路”上。也就是说，世界需要一个除了TPP、TTIP之外的第三极，而且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

　　从国内的角度看，我们也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战略、新的开放战略。过去30年，我们是引进来的战略，把国门开放，将资金引进来，产品卖出去。现在，这种开放模式已经受到很大挑战。

　　一方面，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受到挑战，因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基本工资加上其它成本，几乎一个人要四五千美元，这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亚洲已经是相当高的劳动力成本了。所以一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要转移，一种可能是转移到西部，但是西部的工资也不低，相当部分要不断地转移出去，需要承接。

　　更重要的是，过去我们“引进来”这种开放模式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从2014年开始已经成为对外投资的净投资国，也就是外国直接投资到中国的数额比中国直接投资到外国去的少，我国对外投资每年有20%－30%的增长，而引进来的投资每年仅增长百分之几，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如果说2002年的时候我国对外投资还几乎为零，现在规模已经变得非常巨大了。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内生经济需要一种新的开放战略，一种新的开放模式，就是在“引进来”的同时要大规模地“走出去”，甚至走出去规模比引进来规模还更大，因为中国是一个储蓄率非常高的国家，我们的投资消耗不了这么多。

　　基于此，从国际宏观环境的需求和国内的经济需求看，我国需要一个新战略，一个新的开放战略，而这个开放战略就可以用“一带一路”来概括。这“一带一路”，大家不要把重点放在“一”字上，实际上这是我们新的、未来开放的一个大战略。

　　从这个意义出发，可以看到，现在的“一带一路”远远超出了过去想的那种“带”、“路”的概念。这里包括的国家有65个，人口是44亿，占全世界人口的63%，这实际上是全方位的、更大范围的开放。

　　而这65个“带、路”国家，整个的外贸、外资的流入，每年增长13.9%和6.5%，比全世界平均增长都快很多，而且预计未来10年，在这65个国家出口将会占1/3，真正成为第三极，如果说其它的“泛太平洋”、“泛大西洋”是一极的话，我们这里出口达到1/3，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三极，当然这里有很多重复的部分。

　　在这65个国家里，35个以上的国家人均GDP才3000多美元，与我们有发展差距。而它们的人口就有将近30亿，这个数字非常大，可以创造非常大的市场。

　　从国内来说，“一带一路”可以带动国内需要大力发展的地区，特别是在“一带”上，西部需要大量开发；在“一路”上，实际上包括着亚太的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相连，恰好这“一带一路”就把整个世界给包括进来。

　　如何做好“一带一路”？

　　要做到资源互补、市场共享，而且这里还有充足的资金，可以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一些国家是资金过剩，一些国家是资源过剩，一些国家是劳动力资源多，一些国家是市场大，它们之间的互补性非常强。而且“一带一路”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实际上，长期以来存在多边的、区域的、双边的合作机制，包括湄公河三角区、中亚经济合作，这些在过去20多年里都做了很多的铺垫，互通的概念、进行亚太经济合作的理念都已形成了，甚至很多的项目都已经设计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恰好是把已经形成的亚太经济合作推到更高的层次上，而且事实上现在有50多个国家已明确表态支持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

　　这一“带”包括新亚欧大陆桥、中伊土走廊、中新走廊、中蒙俄大走廊等等。基础设施优先，特别是在这一“带”上，首先要把路打通、通信打通，基础设施首先要做好。这个基础设施不仅是在这“一带一路”上，而且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包括发达国家。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一“带”的发展中国家里，基础设施建设是非常需要的。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亚洲国家包括现在已经涉及的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每年需要7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还有油气管道、电力、通讯这些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很重要的投资方向，而这些领域恰恰又是中国的强项。

　　中国的强项，不但在于我国有很强的土建或者基础设施设计施工的能力，还包括我国有很强的资金能力，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量资金，我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并有一定的设计能力，我国可以带资参加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说是各国非常欢迎的。而基础设施的投资，一般说来，投资回报都是相当稳健的，而且都会造成很多附加的、溢出的效益。所以，投资基础设施的风险相对比投其它项目更小。

　　“一带一路”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把这个路修完了就走了”不一样，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业产业同时走出去，与它进行对接。有了基础设施，产业进去，就能够发展，可以减少它的成本。反过来，有了产业进去，基础设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才能有经济效益。而我们现在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要大量外迁的时候，要移到“一带一路”上的周边国家去。另外，其它的相对比较成熟的像核电、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等等产业，这些都可以作为我国到国外投资的强项。

　　产能过剩的产业也可以向这些国家进行转移，这些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它们与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极度需要其他的外国资金来投资一样。除此之外，在“一带一路”中，我们还有强大的金融支持，目前几个机制都在设计中，而且都在推动中。例如刚刚宣布的400亿美元丝路基金，马上要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1000亿美元，以及金砖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等，包括现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不但有资金，而且有很好的机制能够使这些资金相对比较安全地使用。

　　“一带一路”风险何在？

　　“一带一路”是一个新时期的大战略，当然这里存在很多风险，这些风险首先是大国关系问题，涉及中美、中欧、中日关系，这些国家与“一带一路”都有一定的利益冲突，它们都有很多疑虑，这怎么处理？对俄罗斯来说，“一带一路”是其长期的合作范围，我国在推动中亚“一带”的时候，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重要。在“一带一路”里，南亚国家是我国很重要的合作伙伴，这又是印度传统的势力范围，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首先是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很大的挑战，而这些需要智慧，需要我们有很好的设计。

　　除此之外，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过大，政治、社会、法律之间的差别也过大。这都让我们的投资者，不管是政府投资还是民间投资，充满巨大风险。这里还涉及到政局、民族、宗教矛盾，又特别复杂。所以在“一带一路”，特别是在“一带”里，我国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做很好的研究和处理。

　　除了外部风险之外，还有内部风险，内部风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国民有没有一种大国心态、大国风度，特别是要有一种大国能力。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推动的国际性战略，由我国来提出。过去都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IMF，他们提出一些设想规划，我们参与，而这个“一带一路”我国是提出国、发起国，就需要有一种大国的心态。

　　所谓大国心态，就是我们要能够有吃亏的想法，要考虑别人的利益，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大国能力方面，要拿出很好的规划，很好的计划，而这个规划和计划不能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要考虑别人的利益，让别人也能真正积极参与，这个能力要求非常高。

　　同时，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准备还相当不足，现在的环境，企业可能还能生存，那么走出去到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我们能不能生存？我们的企业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大规模走出去，快速走出去，有可能要交很多的学费。包括承受风险的能力，不仅是企业本身的抗风险能力，而且风险分散的机制有没有，我们的金融体系能不能帮助企业把风险分散掉，这些都是不足的。

　　还有很多技术风险，例如保护主义的风险、产业本身的风险、汇率的风险、金融的风险，以及社会的风险，投资国对我们发展这些领域，对环境的要求、对法律的要求、对社会的要求等等。我们能不能真正达到一种共赢的局面，这些都是我国在推动“一带一路”时面对的巨大风险、巨大挑战。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还需要大量学习。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出去，不得不推动的时候，这需要格外谨慎，需要格外努力，需要我们有一种全新的思路。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本文是根据作者1月16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发表时未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