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下简称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会议分析了新常态经济九大变化、四大特征；部署了新常态经济工作任务及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一在新常态思路下首次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
认识新常态
会议认识和判断，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那么，新常态经济改变的是哪些内涵和条件，改变的是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产生了什么样的新变化？
经济需求面逐渐转向新常态。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被会议作为经济新常态第一大变化提出。这实际释放出中央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的一个信号。新常态的背景下，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权重越来越大。2014年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8.5%，超过投资和出口。当一个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峰值之后，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消费来拉动。有权威机构预测：今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50%，并维持逐年增长的趋势。会议不但将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提升到从未有的高度，还将原来一般的抽象的表述具体化：“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模仿型排浪式消费”是一个新颖的概括，它是指大家一哄而上、攀比模仿、你有我也要有的集中式消费阶段。现在互联网经济带来的信息消费，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文化娱乐消费，紧跟世界新潮流的绿色、健康和保健消费等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渐次成为市场亮点。与这种新的消费现象相适应，投资作为新常态经济趋势性变化之二，则归结为：“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 如互联网应用和互联网思维激发出的新型业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负面清单管理等新商业模式等。而对于定位于“三驾马车”最后的出口，会议也作为新常态经济趋势性变化之三表述了其新变化：“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大规模走出去”既包括商品也包括资本走出去，而后者更强调发展直接投资，提高资产收益。而且，对外直接投资也是突破国内资源瓶颈、化解产能过剩的必要选择。
经济供给面逐渐转向新常态。会议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和资源环境四方面展现了供给方面新的变化趋势。作为经济新常态趋势性变化之四，会议就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提出：“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作为经济新常态趋势性变化之五，会议就生产要素相对优势提出，“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当劳动力供给趋势性下降，低端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就要“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以劳动力生产率的上升消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就要“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释放人口质量红利。作为经济新常态趋势性变化之六，会议就市场竞争特点提出：“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这是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型经济向需求导向和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向的必然要求。作为经济新常态趋势性变化之七，会议就资源环境约束提出：“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这一新提法，意味着节能降耗、减排环保的力度将空前加大，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也释放出这样的信号。
政策应对新常态。随着经济的需求面与供给面转入新常态，政策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作为经济新常态趋势性变化之八，在政策上，会议就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提出：“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 中央首提“隐性风险”“高杠杆”“泡沫化”，而且指出其显性化、持续性趋势。这表明，我们需要用相当长时间逐步化解在高增长阶段所积累的各类风险。“高杠杆”指资本金少、贷款多而负债率高，我国由于直接融资不足，过度依赖银行贷款。“泡沫化”针对的是房地产价格过高所带来的投机性风险。有专家指出，治愈高杠杆和泡沫的治本之术在于改善国企盈利能力、约束地方政府无效投资，通过自身造血功能的提高来减轻存量债务依赖，治标之术则是依托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化解存量债务利息负担。作为经济新常态趋势性变化之九，在政策上，会议就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指出：“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这表明，面对经济潜在增速下移的压力，中央将不再依托全面刺激托住产能，而是让经济在产能去化的过程中平稳下移，以发展创新驱动和资本占用少的智能化、专业化的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会议通过对经济九大趋势性变化的阐释，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指出：“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会议提出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转变、结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转向是新常态经济的四个基本特征，对此，我们必须认识把握。
适应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月29日在中南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主动适应新常态，要适应经济增长的速度变化。所谓新常态，其最核心的特征是经济增速转向中高速，并长期趋缓，如会议提出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工业占GDP的比重达到峰值之后，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发展服务业来拉动，而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则相对缓慢。同时，依靠要素投入一般可以带来经济快速增长，而新常态经济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速会明显放缓。同时，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些下行压力，在这个阶段，主动调整速度，有利于高速增长时期产生、积聚的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缓解资源、能源、环境的约束压力，有利于为调整优化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拓展更大空间。
主动适应新常态，要适应经济增长的动力变化。一是创新的动力。会议提出，“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发展的新动力。”我国在经历了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发展阶段后，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时代已来临。二是改革的发展动力。会议提出，“要加快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改革，使改革举措有效转化成发展动力。”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要由过去靠“人口红利”、“土地红利”转向靠改革创新的“制度红利”。如能够释放民间资本潜力的投融资体制改革、释放就业需求潜力的税制改革以及释放自主创新潜力的科技体制改革，都将为经济提质增效带来新的动力。三是内需的拉动力。会议指出：“更加重视民生改善和社会建设，切实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四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发展动力。会议指出“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并指出“我国存在大量新的增长点，潜力巨大。”我们要从多样化消费、创新型经济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主动适应新常态，要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会议提出要“坚持不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40万亿人民币，增长10%，需要的增量4万亿，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是60万亿，增长7%，需要的增量是4.2万亿，表面上看经济发展速度从过去10%下降到7%，速度下调了，但是我们的增长势头并没有因为速度下降而减弱，这就是“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要求我们要从过去过度重视经济增长速度转向着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要如会议所要求的“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主动适应新常态，不仅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还要推动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新常态是经济运行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后的均衡状态，它不仅包括生产总值增速的放缓，还应当包括结构调整的推进、民生的改善、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等丰富内涵。新常态下总量和速度已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按照会议的要求，“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主动适应新常态，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第一，按照会议提出的“要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保持区间调控弹性”，不论确定的预期目标是多少，都是预期性指标，而不是约束性指标；第二，按照会议“稳中求进”总基调，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需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衔接，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只有这样，就业和民生才有保障，企业运行才能正常维持，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等中长期目标才能实现。第三，创新宏观经济调控方式。面对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会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意味着财政政策要在稳增长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实施结构性减税、保持适当的赤字规模，加大对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的投资支出，促进企业发展，改善民生；会议要求“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意味着在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环境以及防范金融风险和重大改革的推进方面，货币政策可以在稳健的基调下适度向松的方向微调。
（作者：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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