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拓：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方式的第二次革命

主讲人：李拓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研室主任、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秘书长

讲座要点

·第一次国家治理方式革命的成果是什么

·第二次国家治理方式的革命发生在什么时候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

·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讲座摘选

这个题目是国家治理方式的第二次革命。拿到这个题目，大家一定会想，第一次革命是什么时候？邓小平曾经说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怎么国家治理方式的第二次革命呢？这样的提法，大家的提法，一定会在学术上产生一些疑问，我觉得在这里，我想做一个简要的我的思考做一个介绍。就是说，既然是国家治理方式的第二次革命，它一定有第一次革命。为什么说是一次革命呢？而且是第二次革命呢？革命，在我们的印象中，大多数会觉得是推翻旧的世界，建立新的世界，甚至暴动、游行等等这样一些激烈的社会活动。但是我这里的革命，是社会大变革造成的一种社会效应，它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种政治大革命的革命的意思，是治理方式的第二次革命，我说在这里面我要把这个概念跟大家交待清楚。我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从这几个角度做一个汇报。

首先，依法治国，国家治理方式的第二次革命。这个第二次革命是我把它定成第二次，因为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来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因为这是一场国家治理领域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这样的提法，我就把它定位是在国家治理方式领域的第二次革命。为什么说是第二次呢？在导论里要做一介绍。第一部分，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时代意义，我们曾经也进行过大革命，推翻旧世界建成新世界。

这一次依法治国，我认为它是走上第二次革命，它的时代意义和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最后一个也是我要向大家汇报的一个重点，顺应治理范式变革局势走向治理现代化、走向制度治理。沿着这样的思路，跟大家做一下汇报。

说起国家治理方式的第二次革命，首先要强调，第一次国家治理的方式的革命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我们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时期，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这一次革命，可以说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是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着国民党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但是孙中山的这场革命很不彻底，这场革命非常的艰苦，经过了长期的内外势力的大博弈，最终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完成了这样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就是建立民主共和，人民当家作主，从过去的帝制，封建皇帝治理国家，到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治理国家这样一场革命，我称为第一次国家治理方式的革命，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今天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角度来说，它是第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所发生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咱们在座的，我想都非常耳熟能详，我就不做过多的阐述。

第一次国家治理方式革命的成果是什么？建立新中国。这个建立新中国，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到后来孙中山把权力交给袁世凯，又到北洋军阀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当时中国是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夹缝中诞生，1921年，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起新中国，这就继承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我们所要完成的任务，我们为什么要把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它的成果是建立新中国、人民政权，方式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共和，这是我们国家治理方式，第一次革命所产生的重大的成果。但是，这一场革命所产生的国家治理方式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英明领袖人政色彩，人民共和、民主共和，我们建立国家的经验不足，怎样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共和的国家，我们并没有很好的经验，学习人家西方的一些东西拿过来，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学习前苏联的。人民共和民主，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第二次国家治理方式的革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走上了市场经济，借助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手段，为我们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说有目共睹，从一个吃不饱饭的国家，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世界第二大。但是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许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某些现象。比如说政治生活领域的腐败问题，经济生活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经济层面的垄断问题，社会生活，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也出现了许多许多治理社会层面的问题。靠什么来治理这个问题，我们曾经提出过依法治国，但是，那个时候提出依法治国，更多的是在理念上要倡导一种进步，而提出依法治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我觉得以党的全会的形式作出这样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这第一次的意义非常重大，好多理论家、法学家都在做解释。

依法治国，依什么治国？最近在理论界有人说出来，不能妖魔化人治，这种说法，我当时看到以后，就觉得依法治国以后，有人说人治就没有任何道理和意义，这也是不对的。但是，是不是妖魔化人治，这就又另当别论，我觉得人治有它的历史特点，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说人民民主共和，演变成带有一种带有英明领袖的人治色彩，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已经作出很大的成就，不能否认。如果因为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取得辉煌的成就，再考虑依法治国的时候，把这两个对比，又以依法治国否定人治，又以人治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依法治国，这就出现的理论的混乱，因此在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是要历史的看问题，客观和辩证，又是历史唯物基础上必须产生的。因此，第二次治理方式的革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靠法治，法治我们说了也不少，原来是“法制”，现在提出一种“法治”，属于“法制”就是建立法律体系，民法、刑法、刑诉法一系列方面，在宪法的主导下所形成的一系列法律体系，它是静态的。而法治体系是立法、司法、守法，它是一个动态的，包括静态的法治，又包括行使法治，怎样监督法治，人们怎么守法，所以从制到治，是从静到动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总目标。

我觉得这就是对人治经验总结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怎么样更好地治理我们这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的政治局委员讲话，第一次学习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到底走向什么样的治理方式，这个国家怎么去治理，可能是我们历代领导者，中国的仁人志士都要考虑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都试过，大家都知道，封建帝制被推翻了，多党制、总统制、共和制，都试过。事实证明，要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第一次治理方式的革命，奠定了我们治理国家方式的基础，就是人民民主、民主共和，但是在这个基础上，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很大程度上我们又被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的政治生活有影响的帝制色彩，在这方面我们的人治就显出这样的特色，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因此，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来，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对以往历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我们未来治理国家的方式，就是靠这个。

形成五个体系，比以往更加全面。五个体系是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形成这样一种完善的法治体系，就说明我们党治理国家的方式开始向另外一个治理方式变化、演变，或者说是变迁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不是纯粹在理论上，要在实践上好好的向前推进，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向前推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说的，我对这句话琢磨了半天，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为什么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般的纯粹的法治呢？它是整个治理国家方式的一场大的革命。这话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非常广泛，涉及到方方面面，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识深刻的革命，就更给我们一个深层次的思考，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行依法治国，应该说是很容易的，咱们都依法治国了，什么东西都按照法律、法治、法规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任何事情发展都不会是一帆风顺，这是我跟大家说的导论的部分。

为什么就这个问题，我从政治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政治学，就是共产党治理国家的政治学，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上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和汇报。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时代意义。

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来看，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觉得这是落实十八大提出来的，怎么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一个具体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发动改革的一个发动机、引擎，怎么样，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光讲经济建设，讲了最多的调控的是经济，除了导论，二三四五六七全部讲的是经济，八九十三个方面讲的是政治。我觉得这就是实现现代化，怎样实现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呢？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怎样发挥作用，法治。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建立一套很好的治理国家的制度，就是治理现代化和制度基础，没有这个，治理现代化，什么叫治理现代化，我觉得治理现代化，要我的认识是，所谓的治理现代化，就是治理社会更加便捷、低成本、高效，符合人民的生活，让人民的生活得更便利。当然，民主、科学、高效、低成本，这些东西。我觉得才是真正的治理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怎么样说出来，怎么样实现现代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法律是治国之重心，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看，从人治走向法治，是找到了长期困扰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我觉得邓小平对中国政治改革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人民真正地当家作主，让人民真正地参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政治政策等等各方面的政策制定，这才是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怎么搞，在中国环境里怎样搞民主，一个是协商民主，另一个就是让民主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这是邓小平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

习近平在省部级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讲话中说到，这个民主，民主必须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找到这一条路子。我觉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在理论思维上逐步成熟了，也就是说必须把民主在法治的轨道上，破解了长期以来困扰我们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行，一搞就出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徘徊不前，有时候政治体制改革是做得多说得少，或者光做不说。在某种意义上，总是没有找到很好的思路。我觉得这次提出依法治国，把权力关住，规范人民的权利，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推进政治改革，既避免了我们过去的徘徊不前，又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深入推进的一个突破口。法治，民主的法治，过去老是提，怎么样让民主法治化呢？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深刻的论述，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我们进一步走向现代化又一个重大的时代意义。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发展民主必须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在法治的轨道上发展民主，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在邓小平时代一直思考的问题，他最强调改革能不能成功，最终还是看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有所突破。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终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在法治推进依法治国这个基础之上，逐渐推进民主法治制度化，选举一系列的问题，更包括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我觉得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思维日臻成熟的一个重大背景。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率领我们大刀阔斧地改革，一系列组合拳，谋篇布局，干的非常漂亮。有一个反腐，深得人心，前两天我参加了苏共解体的一个大讨论，讨论是全国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他们说苏联解体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巨大的精神财富，没有这个，我们很可能在某种状况下逃不过这一劫，因为现在资本主义事业对整个世界这种重新的塑造，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力度非常之大，我们能不能顶住，所以理论思维的成熟，是一个执政党最主要成熟的标志，而且我还说，一个执政党理论思维的成熟，最大程度还是要体现在历史观的成熟，看你怎么看历史，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是所有改革能不能成功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关键点。

最后给大家汇报一下，顺应治理范式变革的趋势，走向治理现代化，走向制度治理。也就是说从人治到法治，是治理范式的一场变革。从神治到人治是治理范式的第一次革命，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从人治走向法治，首先政治理念上必须来一个大的转变，从英雄崇拜逐步走向民主法治崇拜，我们过去都是崇拜英雄，英雄情结特别的浓厚，英雄人物，伟大领袖，当然它有历史合理性，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必须这样，不这样不行。我们要建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种英雄人物，我们很可能早期就被干掉，所以英雄崇拜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当它的历史合理性基本上用尽了之后，就要向另外一个方向，理念上必须从民主法治崇拜。没有这个转变，还是英明领袖，是实现不了这种治理范式的变革。

第二，在执政的法理上，人治到法治，要把党的执政基础建立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由历史的合理性向现实的合法性转变。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共产党打天下，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功勋卓著，让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挺直的腰杆，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已经写在了历史的史册上。

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这个问题上牢牢把握住主动权，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但是，学问的研究，尤其作为政治家，它不是考虑眼前的事，如果考虑眼前的，关于权力的问题，那是政客。政治家要考虑长远，要考虑民族，考虑国家，考虑党，在领导方式上，从人格化走向非人格化。什么是人格化？就是以某一个领导人他的喜好。跟人，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位的是，在中国干部晋升提拔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这就是人格化的问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这一代领导人反对山头主义，反对圈圈。没有这样一场彻底的变革，很可能还要重回到某种程度的人治的色彩。

在监督制约的侧重点上，从约束民到约束官，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到底监督约束限制谁，很多事，依法治国，有的地方，我听说传达的时候，你们好好的，依法治国了，不好好的，我们就治你们，这怎么行呢？其实依法治国，率先是治权力，放活权力，把权力放活，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把权力解放出来，激活民间创造创新的活力，让权力更好地为权力服务，这才是监督制约的侧重点。过去很大程度上，我们说改革开放这30多年，

随着蛋糕越做越大，经济利益膨胀会产生其他范围的衍生利益，这个衍生利益最终会影响到经济利益的时候就要限制你的权力，如果不限制的话，官员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权力越来越变着花样，为什么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多，考公务员的人越来越多呢？因为权力太多。权力太多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衍生的权力，眼前的利益，看不见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约束，就是把你管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约束还要激活他，还让他为老百姓干事。有些说不作为了，不作为也是腐败，不作为也要限制你，你说作为就作为，说不作为就不作为了，那不行呀。所以，我为什么说是一场治理范式的革命，好多东西都要变，不变是不行。

革命年代的一套思路，治国理政的方式，现在离我们渐行渐远，新的东西，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的作用，就是这个意义上，限制官其实就是限制权力。编制制度之笼，把权力装进去，还要装好，装得正合适，装得太小，它活动不开，太大，自由裁量权太大也不行，要给老百姓更多的权利，让老百姓也参与进去，现在发展民主、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激活了老百姓的自主意识、民主意识，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一个国家的治理不是说生产多少GDP，马克思在评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再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你创造了GDP，那就是创造了生产总量，比过去一切时代加起来的总和都要多，这不足为怪。社会主义更应该创造这样大的生产，但是我觉得真正治国理政，让长治久安.

所以，我觉得归纳总结一下我讲的这几点，简单的说，也就是说，第一次国家治理方式的革命发生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基础之上，但是，人民共和谈何容易，慢慢演变成人治，人治就是英明领袖国家治理国家，这种方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了重大的作用，功不可没，已经载入史册了。人治走向法治的时代意义，我讲了，执政方式、政治改革、治理现代化，以及法理基础，这几个方面，最后要顺应这种趋势，这种趋势的顺应，尤其是权力的拥有者，尤其是执政者，必须顺应这种趋势。当然，在普及法律、法治民主意识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任重道远，依法治国，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它是一场治理国家方式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性，我把它定位在治理方式的第二次革命。

我讲到这里，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