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中原：中国经济研究的时代使命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许多领域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治理结构同样处在深刻调整变革之中。时代要求经济研究界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提升学术水平，推进理论创新，为我国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对世界的经济学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经济研究应善于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而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和短期变化上

　　当前，我国经济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增速的趋势性放缓，其根本原因在于决定中长期经济增长态势的三大供给面因素即劳动力增长、资本增长和效率提高的贡献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要言之，劳动力绝对减少提前来临，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进而资本增长放慢，综合要素成本上升挤压利润空间，效率提高又受到技术原因、体制因素和发展阶段制约而成为慢变量，很难迅速而大幅度抵消经济增速放缓的态势。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速可能继续逐步下行，这是我们面临的大挑战。长期依赖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盈利模式不可持续，以往的税收来源、效益来源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等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刺激经济的办法将很难奏效，各方面矛盾可能凸显。所以，经济研究应当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推进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创新，而不应耽于对表面现象和短期变化的分析。

　　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也在催生许多新的机遇，有些可以说是静悄悄的革命。例如，服务业发展和产业转移活跃，新的地区增长极正在形成等。这些积极变化的未来趋势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完全发现，或者缺乏深刻的梳理和挖掘。经济研究界应当有所担当，及时把这些积极的东西挖掘出来告诉决策层、企业界和社会公众，顺应其内在变革动力和未来发展趋势，努力促成经济向集约协调的新常态稳步过渡。

　　经济研究界应继续发扬解放思想、联系实际、勇于创新的优良学风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非常活跃的我国经济研究界，以深入了解国情的坚实基础、睁眼看世界的广阔视野，特别是敢于突破旧框框束缚的理论勇气，建立了一些新的经济学科，引进和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开阔了观察经济社会问题的视角，提出许多突破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其中相当多的新判断、新观点和新主张被决策层采纳，为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进程中，每一个决定改革命运的关键时刻，每一个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关头，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坚持以理论创新引领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实践，是推进改革的一个宝贵经验。在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吸取教训，突破思想束缚、提出创新理论，再经过实践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针、政策乃至形成新的体制制度，是改革开放和发展转型的历史逻辑。在这一历史逻辑的展开中，经济研究队伍得到历练，取得的研究成果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和筛选。

　　经济研究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应当有新的担当和作为。目前，我们确实也有新的舞台，这就是智库参与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并对改革实施进程和效果进行第三方评估。现在，我国各类经济智库蓬勃发展，成为推动变革、提升经济研究水平的重要动力源。应充分发挥智库的优势，用科学方法评估改革效果，准确揭示矛盾和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性理念和建设性思路。经济改革越是深入推进，就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断提高智库的成果质量和影响力，不仅需要继续深化专业研究，而且需要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发挥跨界综合优势。

　　经济研究界要有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志气和能力

　　今天，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变革，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更加密切。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外国政府、智库和国际组织纷纷对中国作出这样那样的评估，有的比较客观，有的不够客观，例如过高估计中国实力等。尤其是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将中国算成超越美国的第一大经济体，更是引起一阵热闹。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当落后。考虑到人均GDP水平和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然偏弱。

　　从经济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看，我国的经济政策研究、规划制定以及对经济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等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一些、认可度高一些；而基础性、原创性的经济理论研究，或开创性地运用新方法、创立新学科的研究领域，我国的贡献还不多，或影响力不大、认可度不高。撇开西方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不谈，我国经济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确实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从客观角度看，这是受一些重大因素影响的结果，例如经济发展阶段较低，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许多新生事物的客观规律还没有充分展现，能够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全新事物的经济学体系还在探索中等。从主观角度看，则缘于学术规范不足、习惯于解释既定政策、缺乏创造性思维等的制约。

　　我国智库和经济研究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主要依托于我国各方面实力的增强，直接取决于研究成果的分量，或者说取决于“思想产品”对“思想市场”的影响程度。要提升话语权和思想产品的国际影响力，一方面需要加强智库的机构建设、研究队伍培养，进一步完善运作机制等；另一方面需要立足国情，开拓国际视野，提升学术水平和引领人类文明的思维能力，更加积极地推动思想产品的对外交流传播。比如，“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就业优先战略、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注重民生改善等理念，与欧盟2020年发展战略提出的“智慧型发展、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十分接近，在与欧盟主动交流中得到对方高度认可。他们认为，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是一个“很酷的规划”，理念先进，措施也很得力。要想多一些这样可扩大我国正面影响的交流研讨，就需要我们的智库和经济研究界提供更多的高质量智力成果。

　　我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作出国际承诺，但这应以坚守我国基本国情为底线、以切实推进经济转型为支撑。以减少碳排放为例，我国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开始绝对减少，履行承诺的难度很大。对于中西部资源密集和劳动密集省份来说，这意味着实现有利于就业的包容性发展会遇到新的挑战。我们的智库应善于向国际社会说明，我国是在克服困难、努力解决自己的生存发展问题的情况下承担重大国际义务的。同样，简单地抨击中国经济依赖出口是不顾国情也于事无补的。我国的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状况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着我国不得不稳定和拓展出口，否则无法解决几亿人的就业、城镇化和资源富集地区的发展问题。我们的智库和经济研究界应立足于我国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基本国情，敏锐把握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发展趋势，研究我国如何逐步兑现对国际的承诺，并提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前沿理念和引领主张。

　　展望未来，我国在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广泛、认可度越来越高的经济研究成果，最有可能出现在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研究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对世界具有独创性和突破性的经济学贡献。像我国这样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和发展转型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越来越深远。把这一进程的成功经验提炼成符合学术规范的经济理论体系，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研究在学术上日臻成熟，而且将为世界经济学宝库贡献巨大的中国智慧财富。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