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降上几点有何妨？

　　“10月份工业增速再破8%”，“专家分析基建投资加码”。每当看到中外经济界人士敏感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笔者便产生疑问，有必要把经济发展减速看得那么重吗？我们是不是到了主动降低经济增速的时候了？或者说，是否应借经济减速改善经济结构，平衡社会发展，甚至吻合中国大国崛起的步伐和要求。

　　经济增速下滑，是后发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必然结果。后发国家经济基数小，科技水平较落后，一旦找到正确路径和增长点，便可获得持续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经济处于“高原现象”，已经不可能再快速发展，再者其发展重点也已转移。比如，后发国家户外广告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支点，而发达国家几乎看不到几个户外广告。后发国家的原材料和基础建设往往是拉动GDP的最重要方面，发达国家基础建设早已完成，不可能通过大拆大建来实现经济增长，等等。所以，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都是在经济快速增长后，逐步回落进入“新常态”时期。

　　将经济增速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对于经济转型和平衡社会发展很重要。如果执著于“保增长”，必出现大量无效益增长，毁环境增长，那么升级换代也就失去了内在动力，中国经济就可能一直停滞于低端。比如，一段时间来房地产市场取消限购，加快批准铁路和机场建设，其“保增长”的意图很明显。这些做法值得商榷。以支线机场建设为例，不与高铁统筹，难免重复建设之嫌。发展航空是为了节约时间，如果其时间优势被高铁瓦解，仍然过多过早建设支线和短途机场，必定造成巨大浪费。再比如，中国包装行业是个大产业，问题是我们出现了严重的过度包装，导致极大浪费，由此而来的GDP显然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政府的宏观和微观经济调控必须切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只是为增长而增长，我们的空间甚至具有无限性，比如，投上几万亿资金，即可换来经济增速，哪怕借助“级差地租”也可把拆建进行到底，问题是这些增长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理性分析，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到了调控高增长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必要维持此前的增速。快速发展在一定阶段是“硬道理”，但发展到新阶段就不再是硬道理。习近平提出新常态，不以GDP论英雄，或许基于这样的考虑。今天，政府关注的重点应当是经济增长品质、自然生态和社会平衡。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即使经济增速减缓，人民群众同样产生很强的幸福感。

　　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例子很多，最现实的是北京APEC会议，因为带来北京空气和交通大大改善，很多人建议将相关规定保持下去。最新民调，赞同车辆单双号行驶者过半。有人说，反腐导致地方政府失去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其实，政府集中力量抢投资原本就是错误的，社会环境搞好了，投资自然来，大家都不搞潜规则，资本创利的天性也决定着最后投出去。社会资金总量不会因抢不抢而增减。所以，这只是游戏规则变更问题。

　　十八大以来，中央的一系列举措正在改变人们的价值观，此前被调动起来的无度欲望开始被遏制，这是很值得赞美的事情。无度攫取让人失去方向感，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结果产生了很大的痛苦。其实，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无法满足人无度的欲望，过度调动人的财富欲望，而不能实现精神和物质的平衡，再多的财富都会因分配失衡，因更大欲望而痛苦之中。我们到了转变观念，真诚接受慢节奏、适度消费、低碳经济的时候了。

　　站到更高境界分析问题，中国因经济转型而来的减速，甚至是大国担当的重要体现。因为一个国家不能上下游通吃，必须分出一部分给更后发的国家。社会需要平衡，整个世界也需要平衡，只有平衡世界才能实现和谐。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低端发展，就是发达国家出让低端市场的结果。

　　当然，经济减速会带来就业压力，但这也不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要转变观念，路径是有的。比如，加大职业培训力度，让国民在校时间增加，这既可以解决富裕人员的出路问题，又能提升员工素质，提高生产效率之间存在良性互动。西方有些发达国家就是这样做的。再比如，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这既解决就业问题，同时提升民族的人文素养，一举两得。

　　总之，唯以平常心看待增长率，新常态才能确立；唯有淡化增长率，升级换代和平衡发展问题才能实现；唯有做实增长率，才能享受发展成果，避免失衡而来的经济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