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给国家资本进入或退出竞争领域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
经济学篇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新常态”
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新常态”，其突出表征为经济增长减速换挡，经济发展方式转向质量与效率型，产业链向高端迈进，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稳定内需的主体，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中小企业和新业态成为增长新亮点。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位，不同的学者提出各自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中国适应经济“新常态”，最重要的是抓住时机，坚定不移的推进结构改革，使我们经济的内在活力、经济增长的潜力进一步得以焕发，从而使中国经济在健康、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有的学者认为，新常态下必须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三项关键任务，发挥好中国经济的韧性、潜力和回旋空间。改革激发新活力，开放释放新推力，创新重塑新动力，三者相互关联、互为支撑，是实现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必然途径。
空间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并不对称
人的城市化才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城市空间较改革开放之初扩大了两三倍，城镇化率也达到了53.7%。但是，空间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并不对称，有些城市的快速扩张甚至带来了“城中村”和“城市贫民区”问题。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程度？如何实现真正的城市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有2.6亿农民工，户籍问题把他们挡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如果挤掉水分的话，我国只有36%的城镇化率，离发达国家70%的城镇化率还有很大差距。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问题突出，一些地方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滥占耕地、乱设开发区，不断扩大城市面积，造成失地农民的数量大增，不仅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且势必进一步加剧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中国城镇化还遭遇诸多困扰，对城市居民而言，“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大城市困扰多多，对农民而言，“被上楼”、“半城市化”等问题也仍待解决。人的城市化才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
收入分配改革有望真正破局
实现社会共享财富分配途径
收入分配改革已历经十余年时间，随着收入分配改革细则分批出台，人们关注收入改革如何在现实中落地。有的学者认为，初次分配环节的改革不仅要涉及到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还要涉及到劳资关系、劳工成本与就业问题，它必然要触动30多年来已经形成甚至相对固化的既有利益格局。过去十年来我国整个财富分配格局并非一成不变。GDP这块蛋糕主要划分为三块，一块是资本所得，一块是劳动所得，一块是国家所得即税收。过去十多年，国家税收提升得比较快，劳动报酬提升方面相当滞后，不仅企业职工收入增长缓慢，而且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也已经多年未见调整，这就是大多数人感觉不到收入分配改革成效的原因所在。目前借助于反腐的势头，把高管薪酬改革再次提上议事日程，这个时机抓得是比较好的。对于收入分配改革如何推进，有的学者认为，首先要坚持利益分配适度均衡原则，其次是要积极稳妥推进，三是要打好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同步调整的组合拳。初次分配格局调整的关键在提低限高，再分配格局调整的关键在于用更大力度促进公平，第三次分配则要对慈善公益事业形成有力的激励机制，这是促进社会财富在自愿基础上实现社会共享的财富分配途径。
混合所有制并非中国所特有
发展混合所有制应分类实施
国企改革的焦点集中在界定国企功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企业内部改革、完善监管体制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对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界争议较大，一些人认为这是否会迎来新一波“私有化”。有的学者认为，公有制和私有制相混合的混合所有制并非中国所特有，混合所有制是现代市场经济重要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坚持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可以也应当借鉴。有学者认为，在以后一段时间内，将会出现混合所有制改制的高潮，出现民营经济组团与国有企业相融合的现象；国有企业将退出一部分竞争领域，转型升级到产业链更高的层次去。也有的学者认为，当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三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有利于实行政企分开；二是有利于激活国有资本活力，扩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三是有利于企业走出国门，按国际规则开拓海外资源和产品市场。有的学者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应分类实施，以竞争与非竞争性质作为分类的基本原则，将现在的国有企业分为公益、保障、竞争三类。在竞争领域，国家没有必要去经营实体企业，还要承担竞争风险。但国有资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参股竞争性企业，从中获得的红利用于国计民生。在竞争领域，国有资本并不应该从所有竞争性领域完全退出。
（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社会学篇
八项规定减轻了社会治理压力
教育活动提升了社会整合能力
有学者指出，“八项规定”与“六项禁令”，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为官场立规。执政党的自我净化活动与普通百姓的热切愿望密切结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执政实效，规约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官员行为，也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社会治理的压力。作风建设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除进一步强化了八项规定与六项禁令实施的成果外，还通过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的检视，进一步拉近了党员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缓解了一度存在的官民矛盾，强化了人民群众的认同心理，使中国社会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保持了高度凝聚力。因此，人民群众才希望此项令人拍手称道的制度配置，会持之以恒地上下贯彻，而不要像一阵飓风那样。
城镇化与居住证制度有助于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对土地价值的关怀抑制了落户积极性
有学者指出，在土地价值日益升值的大背景下，农民进入城镇的观望心理上升了。虽然2014年放开了城镇、小城市与一些中等城市的入户限制，但并没有多少农民工愿意就近就地“落户为城镇居民”，甚至于许多大学生上学也不愿转户口。虽然进城落户并不以上缴宅基地、承包地和集体土地收益分配权为前提，但农民工仍然以继续观望来回报当地政府的“改革红利”预期。到城镇与当地中小城市买房的农民增加了，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来回迁徙的“两栖人”增加了，到城市去消费的农民也增加了，这可能是城镇化的本质含义，而是否落户已并不重要。在大城市与特大城市高筑了落户篱笆的前提下，就业机会、教育资源与医疗资源的布局不均，是农村之推力与城市之拉力的主要动力生产机制。“推”“拉”力量的此消彼长，正在重新形成人口流动的新常态。居住证制度的实施，除在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对部分流动人口具有吸引力外，在绝大多数中等城市是缺少制度配置力的。中国社会的迅速变化，使制度配置与制度需求之间的张力再一次拉开了。
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极低水平
“单独二孩”并未打开生育的“机会之窗”
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极低水平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六普”还发现北京市的总和生育率仅仅为0.70，上海市为0.74，整个东三省都在0.75左右。这就使原来广为流传的1.8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不攻自破。从世界各国来看，1.18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属于“极低”范畴，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低。在这种情况下，“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给整个社会以极大希望去打开生育的“机会之窗”。但截至目前，获批生育二孩的数量仅仅为62万人，与政策预期的200万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这引起了学界与政府各部门的广泛热议。学者认为，生育率水平的持续走低，会进一步加速中国未来的老龄化进程。
政府投入的医保补助逐年提高
但个人负担额度依然没有降低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经过多年推进之后，取得了重大进展。对此，一部分学者认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群众的“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但另外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在争论中发现，从2009年到2013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达30682亿元，年均增长24.4%。但政府投入的迅速增加却并未减轻个人的直接医疗负担。有学者认为，财政新增投入的大部分流向了医院、医生、药房和制药企业，但对患者的服务支出则相对较低。另外，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还存在“采购价格越高、获利越多”的药价虚高问题。所以，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医疗体制改革，会继续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话题。
（作者张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政治学篇
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2014年，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国家治理”这一主题展开的。学者们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研究，比如“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等等。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包括国家的行政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
围绕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学者认为，必须发挥党和中央政府在治理体系中协调各方的作用，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有学者提出，需要进一步放权和分权，让治理主体发挥更大作用，以民主责任制建设为方向完善治理结构，并健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负反馈调节机制，发展决策咨询系统健全协商民主，提高公共政策决策质量，通过培养职业政治家、职业文官、职业法官等推进国家治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性、均等化和法治化。
总的来说，关于“国家治理”这一主题展开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宏观性的，微观领域的具体研究相对欠缺。政治学研究应当为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服务，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很多现实性的问题需要解决。
中国在政治实践中形成协商民主
中国的协商民主有五种主要形式
围绕协商民主的价值、内涵和实现形式，众多研究者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探讨。有学者比较了中国协商民主和西方协商民主产生的不同背景，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在反思选举民主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反思投票民主弊端的过程中产生的。在中国，协商民主却是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不管是中央层面的政治协商会议或者是基层的民主恳谈，都是具体的政治实践。在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中，一直就有协商民主的传统，当然，实践中的这些协商民主既有成功的经验需要总结和推广，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
有学者认为，协商民主就是一种决策和管理过程中的民主，协商民主强调公民要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到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过程当中，实现协商共治。在中国协商民主有五种主要形式：一是在社会基层层面，要建立起协商民主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时候，有公民可以直接参与协商；二是在政协层面上有政党和界别的代表参与其中，他们去反映民意并进行对话协商；三是在政党层面上，各个党派的成员参与其中，通过自己党派出的代表，与执政党对话协商；四是在国家层面上，那就是人民代表，以及人民代表聘请的一些会外的民意人士，去和政党或政府的领导进行协商；五是互联网将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平台。
反腐败需要专业的具体制度设计
最好的制度要以法律的形式呈现
2014年政治学研究还有一个热点话题就是反腐败，政治学研究主要围绕腐败产生的原因和如何防治腐败展开。学者们基本上认为，腐败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机制和制度不健全，当前反腐败的难题是难以对掌握权力的各级一把手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反腐败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专业的反腐败具体制度的设计和有效运行。有学者认为，最好的制度要以法律的形式呈现。中央一手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一手要加快制度建设。加强反腐立法建设，加快权力公开、党务公开等相关方面立法进程，使权力依法行使、依法运行，形成“不能腐”的制度笼子。
必须指出的是，2014年反腐败的实践比反腐败的研究更为成效卓著、引人瞩目。在过去的一年，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巨大进展，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也向世人展示了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哲学篇
维护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
重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是当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弱化，既是因为西方学术思潮的强大，也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不当有关。西方消解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主要方式是制造意识形态和学术的割裂，用“细小叙事”消解“宏大叙事”，用个人生存意义的“生活界”否定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历史客观规律。这就意味着，只有超越西方学术思想，才能在引领学术发展上获得一席之地。维护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必须对现有学科进行前提性批判，确定学科研究对象；确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判断的客观坐标，建立相应的核心学术话语；把价值评价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确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学术评价标准。
从学术视角分析当前意识形态乱象
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有学者指出，西方意识形态向我国的渗透已经从思想观点层面演化为具体的理论和学说，集中表现为经济领域的“私有制优越论”，政治领域的“告别革命论”、“国际接轨论”、“政治多元论”，思想文化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意识形态多元论”、“主流意识形态消解论”，社会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有学者提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恶意炒作我国思想领域热点话题，否定我国基本制度；蓄意歪曲中国梦的精神实质，间隙公民情感和国家精神；炮制社会事件质疑责难国家治理，企图消弱国家统治合法性；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我国民族聚合力，搅乱当前安定有序的发展环境。学者们指出，当前的意识形态乱象，同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渗透具有相当的隐蔽性有密切关系，但归根到底是由于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域，对于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没有理直气壮地斗争，对于媒体失之于管理导致的。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不做西方学术的“传声筒”“留声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这句话引起了个别学者的曲解和误读，认为它蕴含的精神就是要搞“宪政”。对此，有学者明确指出，经过西方学者的反复阐释和演绎，“宪政”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十分鲜明、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人们一提到“宪政”这个词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西方观点走，很容易落入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陷阱，因此还是不用为好。学者们指出，鼓吹“宪政”、乃至故意歪曲党的领导与法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要用西方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否定我国宪法及其确立的制度和原则，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民主法治建设问题上，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保持政治定力，对于西方好的东西要积极吸收借鉴，但决不能照抄照搬，做西方学术的“传声筒”、“留声机”。
全球化和社会主义是辩证关系
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和发展
如何认识全球化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世界上的工人们相互竞争”，甚至是“彼此斗争”；要抵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需要实现工人阶级全球化和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有学者认为，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是全球化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同时也是两种全球化类型的竞争。有学者提出，全球化和社会主义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都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出现并成熟起来的；直到20世纪初期社会才发展到允许二者变成现实的可能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所依据的就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全球化的制度，向这个全球化制度进行的跳跃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
（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伦理学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向实施
传统道德研究升华并放眼世界
2013年底，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2014年，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由前期规范论证转向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途径的研究。这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各民族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城市治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精神文明建设等等。
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话中提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这将传统道德问题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中国传统道德延续至今，其价值不言而喻，因而需要我们“直面道德传统”。另一方面，正如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传统道德的价值更体现在它对解决世界问题的意义。
微时代特别需要培育虚拟自我的网络伦理意识
网络社会不是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虚幻天国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深度交融，互联网正在成为悄无声息影响经济政治社会的重要力量，身在“网”中的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也不断突破现实和传统中的伦理范畴，新的伦理问题出现。大数据时代、自媒体的盛行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便利，但同时带来了隐私被侵犯等网络问题。有学者强调，微时代特别需要培育虚拟自我的网络伦理意识。也有学者指出，网络虽然有其特殊性，但网络社会不是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虚幻天国，本质上它是现实社会的延伸，是延伸了的现实社会。网络问题的解决需要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法律和道德、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超越对立思维构建生态文明价值观
城市应让我们诗意栖居和留住乡愁
2014年生态文明领域研究成果众多。除了引进西方学术界观点、挖掘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之外，在基础研究方面，有学者提出生态文明价值观的构建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对立；应当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幸福和环境正义三个方面。就现实实践而言，有学者从探讨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的日常生活的关系入手，研究如何构建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态文明，城市如何能够让我们诗意栖居和留住乡愁。
（作者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