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在哲学领域独树一帜，还是“狮城舌战”冠军队伍的幕后英雄；他不仅在学术上树立高峰，在生活中也从未停止思考。诊断为脑瘤后，他给自己的同学欧阳光伟发去短信：“生命的价值常常不是以她的长度而是以她的宽度和厚度来衡量的。黑格尔曾经说过，玫瑰灿烂绽放的瞬间并不逊色于高山的永恒。”
俞吾金，著名哲学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在66岁人生黄昏刚刚拉开序幕时因病去世。66岁，正是一个哲人贯通物我的最好年华，他的离去让太多人扼腕叹息；然而，俞吾金学术生命的流淌和不懈思考力量的传承，并不以自然生命的结束而终止。
没有新见绝不发表
俞吾金生于1948年，1966年高中毕业恰逢“文革”爆发，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俞吾金明白自己在“文革”中耽误了整整十年，因而非常努力地学习，在这方面一直是同学们的榜样。现任复旦哲学系教授的吴晓明与俞吾金同一届进入复旦哲学系就读，本硕博都是同学，之后又一起留校任教至今，对俞非常熟悉。他对《新民周刊》记者回忆说，“俞吾金进大学的时候外语比我还差，因为他原来是学俄语的，英语得从ABCD开始学，但是他非常快就掌握了这门语言，后来他又学了德语，两门语言都学得很好。”
当时俞吾金精力充沛，阅读量惊人，他每天早上很早就起来看书，穿的是一双硬拖鞋，在宿舍楼道里走路非常响，把寝室里的同学都吵醒了，有的人还抱怨他扰了自己的清梦。他当时对文学感兴趣，莎士比亚全集每天一定要看完一本，如果熄灯前没看完，就到寝室外面走道里或路灯下继续看。“而且他身体特别好，上体育课的时候拉单杠，其他同学拉一下两下就不得了了，但是俞吾金上去能拉十几下。他总是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是我们班公认的帅哥。”吴晓明回忆说。
在吴晓明看来，刻苦、快速学习是俞吾金这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之一，而俞吾金涉及的领域、内容相当广泛的。他们的另一个使命是将哲学从阶级斗争工具转换到学术的轨道上来。1983年6月，在桂林举行的“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讨会上，复旦哲学系的六名研究生共同起草了一份《认识论改革提纲》，对当时国内流行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与“左”的思潮对抗，引起了学界轰动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这六名学生后来被称为“复旦六君子”，而俞吾金就是其中之一。
俞吾金的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论》发表时，有人这样评价俞吾金：“他胆子好大！敢写这样的东西，不是成名，就是挨批。”这篇论文确实和当时主流的论文写作方式不一样。
俞吾金陆续创造了一系列传奇：取得复旦大学和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联合培养的哲学博士学位、从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担任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的教练兼领队、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哲学系主任、获得哲学界首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头衔……他领衔的复旦大学外国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作为全国重点学科和985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始终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评价说：俞吾金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以阐释他人理论为目标，而是以创新的思想取胜。
俞吾金从1993年晋升为教授并获博导资格时，就给自己发出了一个康德式的“绝对命令”：绝不发表没有新见的学术论文。
永不停止思考
随时随地手中都拿着一本书，这已经成为俞吾金在复旦师生印象中的标准形象。他时刻在阅读，时刻在思考，生活中也永不停歇。有一段时间，俞吾金潜心做研究，在自己办公室门口贴上字条“研究期间，请勿打扰”，就连吴晓明这个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能打破他的轨距，为了见到他，只好掏出笔来在字条上添几个字“吴晓明除外”，才推门进去。
当年“狮城舌战”中的最佳辩手、现复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蒋昌建说，俞吾金做研究时是“请勿打扰”，而学生们总是想方设法要“打扰”他。因为他们知道他经常坐在书斋里不出来，所以叫他出来纯粹是让他放松，只谈生活。“但是一谈生活又糟了，你跟俞老师谈生活，他没法跟学术隔开。比如他问你今天忙什么，你说‘我在家里打扫卫生’。他说这句话不对，既然是卫生又何必打扫呢？想想确实是的，把卫生的东西打扫掉不就不卫生了吗？我们一群人刚端起碗准备吃饭，听他这句话就陷入哲思了。”
另外一个聚会场合，俞吾金问蒋昌建最近到哪里去了？蒋说去爬山了，但自己不行，有恐高症。俞吾金马上说这不对，你爬到山上是从上面往下面看感到害怕，应该是“恐低症”才对。这样一来大家又开始哲思了。蒋昌建认为这是开启了学生们的心智：“让我们明白平常所谓理所当然的东西，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就是黑格尔说的‘熟识非真知’，俞老师让我们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
蒋昌建说，他在当年参加辩论赛训练时，特别喜欢观察老师遇到难题时怎么应对。他说，有的人是有学术虚荣心的，遇到难题时会硬着头皮表现出对这个事物有多么深入的理解，甚至去捍卫自己本来就已摇摆不定的立场。但他发现俞吾金从来不这么做。他一定会沉默一段时间，当你向他提问时，他说：“是啊，这是一个问题，让我想想。”他不会马上给你答案，要等到第二天，当他把难题化解、把自己说服了以后，才会作答。
复旦哲学学院副教授张双利是俞吾金指导的博士生，后来又和他成为同一个教研室的同事。在她眼里，俞吾金对教育事业的担当、对学科建设的投入是他下半辈子耗费精力最多的地方。“1999年时我们申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需要填写大量的表格，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没有任何档案积累。俞老师作为学科带头人必须投入，必须去做所有行政上的事情。”
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俞吾金和其他老师坐在电脑前，用不熟练的指法打字输入资料，一干就干到晚上十一二点，饭都来不及去吃。“这么重要的教授做这样的事情，现在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他的那么多头衔，每一个头衔的背后是多少杂七杂八的事务，我们最明白不过了。如果让他做一个纯粹的学者的话，他的学术成就会更大。”
俞吾金曾说过，中国的哲学人要想能够真正思考中国的问题和当代的问题，在基础理论方面要有发言权。他想写《物与时间》，这本书计划了将近20年，他经常跟同事们提“我要卸掉所有的担子，我要写这本书，因为这是中国当代学人最需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使命”。“但是这样的任务太过艰巨，俞老师也有太多的责任、太多的担当。所以我特别难受的就是他最看重的这一部著作没有完成。”张双利说。
永远年轻的学者
除了在哲学领域的成就，俞吾金让人印象深刻的另一件大事，是他曾任1993年“狮城舌战”复旦辩论队教练兼领队，与他搭档任辩论队顾问的，是时任复旦国际政治系主任，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
“我只是在俞老师去世的时候才在微博文字上称他‘先生’，在他生前我没有在口头和文字对俞老师的称呼上用‘先生’这个词，是他不够大师大德吗？绝对不是。是因为俞老师在我心目中始终是年轻的学者，我没有发现他曾表现出他老过。”蒋昌建对《新民周刊》记者说。
俞吾金跟80后、90后年轻人在语言体系并没有本质上的隔阂。他非常清楚网络流行语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微博上总有粉丝提出许多稀奇古怪不着边际的问题，而俞吾金刚开设微博的时期非常认真地一一回应他们。他非常关心年轻人在想什么、喜欢什么，选秀节目，网络文学，他都有所了解。“他并不是一个关在象牙塔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对社会发展的脉络是非常愿意去感知去接触的”，蒋昌建说。
在蒋昌建看来，俞吾金从没有所谓教授的架子，从最初相识起，他一直非常谦虚和含蓄，会用他人喜欢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交流。年轻人只要有问题来请教、有疑惑来询问，他都很愿意坐下来讨论。他跟年轻人讨论的时候不是教训人，他会先问问题，听完对方的答案他说：“好，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话，那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他的循循善诱，让年轻人拓宽了视野和对问题的认识。
让当年的辩论队候补队员何小兰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她和另一位候补队员并没有去新加坡参加比赛，但在俞吾金的提议下，这两位同学享受到了和正式队员完全一样的待遇：配备了参赛的西服、买了旅行箱，也分享了夺冠得到的奖金。这种关爱和公平对待，在她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21年来，我们辩论队的同学和俞老师的联络一直没有断过，不定时地聚会，俞老师常常跟我们分享他最近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俞老师和师母就是我们的家长。”
俞吾金始终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坚持站在教学的第一线，多年来一直为本科生开设《哲学导论》课程。同事评价说，俞吾金近10年来在本科教学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并且倡议哲学学院最主要的学科带头人都要为学生开设最重要的课程。
在俞吾金身边的人看来，他作息规律、饮食克制、注重养生、不熬夜，今年7月查出脑瘤前没有任何大病的征兆。3个月之后，他溘然长逝，出乎太多人的意料。
俞吾金在病情确诊后给欧阳光伟的短信中，已经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理解。2011年出版的《生活与思考》自序中，俞吾金用最后一句话为人生无常留下注脚：“生活永远在逻辑之外。”
（记者｜王 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