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岩
香港“占中”终于清场，但事情没完。旷日已久的风潮，给安逸中的国人敲响了警钟，应该引起一些思考。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搞乱香港，就是搞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无论人们承认与否，西方媒体将香港“占中”定性为港版颜色革命是不争的事实。港乱是一个信号，一个前奏，一个预演，尽管失败了，还会继续。它告诫国人：针对中国的“颜色革命”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
应当明确，“颜色革命”尽管打着“民主、自由”等幌子，但绝不是真正革命意义上的人民民主运动，而是特指一种带有西方战略背景的政权颠覆活动。“颜色革命”的对象选择，取决于西方垄断资本利益需要，不管你叫不叫“社会主义”国家，皆有可能“中枪”，因其选择标准只有一个——你是不是一个听命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的附庸性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中国搞什么“主义”，都免不了成为“颜色革命”的对象，因为西方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无论什么诱因，“颜色革命”作为一种能够发动民众参与的街头运动，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国民经济私有化，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造成社会矛盾突出，引起人们强烈不满；二是政权颠覆力量内外勾联，控制意识形态及與论主导权，煽动起民众对执政者不信任情绪；三是反对派或西方代理人“第五纵队”渗入高层和社会基层，形成上下呼应的政治势力；四是通常还有美国等西方国家资本背后提供财力支持。以上条件，在今日香港大体具备，故而能够进入“颜色革命”发动、试效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实力壮大，为抵御“颜色革命”、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物质条件；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在市场化改革中，我国经济上公私经济易位，贫富差距扩大，引起劳资矛盾乃至社会诸多矛盾凸显；思想上一切向“钱”看，理想信念滑坡，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泛滥；政治上一些官场腐败问题蠹国殃民，等等，这就为某些敌对势力在中国内地“试水”“颜色革命”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社会土壤和条件。
因此，现实紧要的是，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道路，是防止“颜色革命”最根本最有效最可靠的武器。回顾总结历史，世界上的“颜色革命”毫无例外地都发生在搞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那些发生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革命”，实际上其执政党早已背离社会主义原则，“颜色革命”是这些国家和平演变引起社会矛盾激化而被西方势力利用的结果。苏东国家就是证明。这说明，“颜色革命”在真正搞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可能具备条件。因为搞街头运动，最基本的条件是民众支持和参与，而民众对一个社会的满意度评价恰恰与这个社会实际涵有的社会主义因素多少呈正比。列宁说过：“群众不是从理论上，而是根据实际来看问题的。”凡是真正走共同富裕道路、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能够共享发展利益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权必定得到广大人民拥护，敌对势力想鼓动人民起来“造反”也很难得逞。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颠覆就只能以“和平演变”为先手，让你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下腐蚀和蜕变，在经济私有化、政治腐败化的进程中背叛社会主义原则，滋生和积聚起“颜色革命”所需要的社会矛盾条件，然后再对失去民心的政权搞街头运动。和平演变是社会性质的转变，“颜色革命”是执政权力的更替。前者是准备，后者是结局。且这种结局可能重演多次，因为它不过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制造附庸国代理人的一种手段，只要目的没达到就可继续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颜色革命”不是社会主义化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化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体系里国家战略利益争夺和较量的产物。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提和平演变，好像这是“冷战思维”。其实，要害恰恰是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国家“颜色革命”的必经阶段，只有和平演变才能酿成“颜色革命”。不反和平演变，只防“颜色革命”，无异于舍本求末。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西方寄希望于港版“颜色革命”能够在内地引起连锁反应，就是因为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和平演变的战略已经在中国埋下了“炸药”，产生了效果，形成了诱发因素。而之所以未能得逞，最根本的原因是老百姓不但没有对执政的共产党失去信心，相反，在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反腐纠风、顿纲治乱、扶正祛邪的行动，相信党中央能够代表人民意愿，真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准改革开放航向，有效解决当今中国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给广大人民带来美好的前景，而不愿意以国家分裂、社会动乱为代价，把自己的未来命运交给高喊“自由”“民主”口号的外国资本。中央能够“稳坐钓鱼船”的定力，正来自这份底气。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要抵制和平演变，防止“颜色革命”，最重要的治本之策，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实际结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个总的战略框架下：
一要建强执政党治理体系。以确保纯洁性为底线加强党的建设，硬化党规党纪制约机制，健全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和优选劣汰机制，常态化零容忍地查惩腐败、整肃政纪、清理队伍、洗涤污浊，赢得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应有形象和威信。要应对执政环境变化的严峻挑战，强固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加大在有知识有觉悟的劳动群众中吸收党员的力度，积极在包括港澳在内的全国各地各类社会组织、非公组织中发展党的队伍，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使党融入社会底层，掌握代表劳动群众说话办事、争取民主权利、维护合法权益的话语权和领导权。
二要建强国民经济治理体系。正确把握改革开放的方向，防止颠覆性失误。把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宏观调控“两只手”的作用更好地结合起来，防止经济紊乱、动荡和衰退。深化国企改革，必须有利于加强公有制主体地位，加强国有经济的支柱作用和主导作用，防止落入私有化、附庸化陷阱。强化分配制度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坚持在公有制主体基础上发挥按劳分配在社会收入分配制度中的主导作用，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不合理状况；深化财税制度、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改革，强化二次分配调节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民生、促进共富的功能，制定缩差共富目标规划并分步务期实现，让人民群众真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三要建强思想文化治理体系。制定和完善党领导国家意识形态各领域的思想纲领、发展规划、管理体制机制和制度规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统领地位，大力扶持和宣扬代表人民意愿、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正能量思想文化成果，批判抨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和腐朽文化现象。在高校和学术讲台，重建和强固马克思主义“主课、主渠道、主阵地”统领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搞清楚、讲清楚，揭露伪理论、伪历史、伪文化、伪普世价值的真实面目，用事实证明真理，赢得群众信服，尤其要把年轻人争取过来。坚决占领新老媒体阵地，整顿舆论乱象，做大做强官方网站和民间正能量网站，运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打造党直接联系群众、保护和激发正能量的信息互动交流平台，打好意识形态主动仗。
四要建强民主政治和法治体系。以人民主体为根本，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最高权力形式的职能定位、代表构质和名副其实的作用发挥，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构建畅通民意、维护民主、按民主程序办事的制度机制，把人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监督权力运行的政治权利落到实处。人民法治要成为人民民主的保护神。用依宪治国执政统领依法治国执政，使宪法成为中国一切部门、人士做一切事情包括改革都不可违背的最高准则。加强法治保护民主功能，既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保护人民民主的社会秩序，对一切反对、破坏、扭曲、损害人民民主的行为依法进行限制和惩处，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强化宪法和基本法权威，坚决履行中央政权不可推卸的宪制责任和权力，积极主导民主政制改革向正确方向稳步推进，逐步形成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大框架相协调的特别行政区法治体系。
五要建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依托国家安全委员会平台，全方位实施集中统筹领导，从法规制度、体制机制、力量运用和操作规程，以及跨国联手合作等环节，构建起包括港澳在内的渗透各领域各层次、灵敏协调高效的安全防控网。加强专业情报机构和群众性信息队伍建设，建立便捷的组织机制，及时掌握外部势力渗透、勾连、利用和策反情报，提前预警，及时反制。健全国家安全立法，依法监控国防科技研发、国家核心机密保护、国有产权变更、跨境资金流动、境内外合作交流等各种敏感活动行为，坚决清除一切颠覆势力的在华组织、基地和渠道。凡属国家安全法规，特别行政区也必须执行，确保国家安全利益不受侵害。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解放军少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