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089；石家庄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35）
［摘要］通过对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和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的挖掘，本文对我做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情况进行了分析，概括了当前流动人口政治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流动人口; 政治参与; 问题；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C9242;D62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14)05-0063-07［收稿日期］2014-09-09
［作者简介］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段力刚，石家庄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人口学博士
一、引言
政治参与又称参与政治，从广义上讲是指人民群众通过表达利益提出意见，采取相关手段影响决策和政策，赢得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活动和行为。从狭义上讲，是指公民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围绕享有的一切政治权利，采取一定的方式和途径主动地介入国家社会政治生活影响政治体系构成的运作方式、运作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1］政治参与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政治参与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公民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流动人口是指改变了经常性居住地而未改变户口登记地的人。［2］新生代流动人口，则是指出生于1980年后，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人。［3］所谓流动人口政治参与，就是指改变了经常性居住地而未改变户口登记地的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各种行为。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目前流动人口数量超过221亿，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新生代达到438%。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市务工的目的已悄然改变。流动动机上，已经摆脱了因“生存理性”而外出，为了追寻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精彩的人生，他们更迫切地渴望融入城市，不仅积极争取自身的经济、社会权益，也更希望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随着流动人口参政意愿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参政意识较高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全体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如何保证流动人口行使宪法赋予他们的政治权利，如何理顺流动人口参政渠道，已经成为党和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保证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一样合理顺利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是我国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二、数据和方法
对流动人口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目前仍然较少，现有的少量研究多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缺少具体的数据支持。
在大规模调查中，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是在流入地对流动人口进行的连续调查，2009、2010和2011连续3年的调查都涉及流动人口是否参加社区选举、社会公益活动和听证会的问题。就使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进行流动人口政治参与而言，其优点是样本规模大，2009年实际调查人数8万7千余人，2010年和2011年都达到了12万以上；缺点是政治参与的问题设置还较少，不能全面反映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现状。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以下简称CGSS）之2010年调查，从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进行了问题设置，限于调查规模和调查目的，通过筛选后流动人口的样本量较少，18岁及以上流动人口样本为1132人，按1980年作为代际划分，其中老生代流动人口733人，新生代流动人口399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流动人口政治参与问题的进一步深入分析。
本文围绕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程度、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态度、流动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这三方面的现状与特点展开讨论。
三、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现状
（一）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程度
1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程度很低
现阶段我国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程度很低，无论是在流入地城市还是在流动人口的家乡，他们的政治参与程度都远远落在当地户籍人口之后。流动人口既不能参与流入地城市的政治事务，同时又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返乡参加家乡的政治事务，他们因此成为流入地城市和家乡之间政治参与的“边缘人”。流动人口这种政治参与水平低的特点，在新生代流动人口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在体现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水平的指标中，选举性政治参与是最能体现政治参与程度的指标。CGSS2010年的调查问卷显示，在居（村）委会的换届选举这一基层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环节中，流动人口近三年在居（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中投过票的比例仅为189%，远远低于未发生流动的城市户籍人口 注：本文为描述简单起见，将后文中的“未发生流动的城市户籍人口”、“未发生流动的农村户籍人口”简化为“城市户籍人口”和“农村户籍人口”。379%和未发生流动的农村户籍人口635%的投票率。考虑到乡—城流动人口是流动人口的主力，189%的投票率显然相对于未发生流动的农村户籍人口635%的投票率是一个严重的下降。虽然无论城市户籍人口、农村户籍人口，还是流动人口，年轻人的投票率都要低于老生代，但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投票率仅为10%，是所有类型人口中投票率最低的。
表1近三年参加居（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构成比例（%）
数据来源：依据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数据计算得到。
表2参加过社区选举的构成比例（%）
数据来源：依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2010年数据计算得到。
2流动人口极少参加流入地政治活动
从流入地的角度来看，城市是流动人口工作生活的主要地方，从城市这个与流动人口有着利益关联的工作地来看，流动人口几乎被拒于城市政治参与的大门之外。依然是选举性政治参与，根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2010年的数据，仅有1.9%的流动人口参加过流入地的社区选举活动。这一数字在老生代流动人口和新生代流动人口中分别是2.2%和1.6% 。就公益性政治参与而言，流入地听证会的参加比例，仅有1.6%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参加过听证会，分代际来看1.9%的老生代流动人口和1.4%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从未参加过。对流入地公益活动而言，也有70.5%的老生代流动人口和70.2%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没有参加过流入地的社会公益活动。
表3参加听证会情况构成比例（%）
数据来源：依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2010年数据计算得到。
表4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情况构成比例（%）
数据来源：依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2010年数据计算得到。
表5新生代流动人口参加家乡最近一次人大代表选举∕村民选举情况构成%
数据来源：依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2011年数据计算得到。
3流动人口参与家乡政治活动也不容乐观
流动人口参与自己家乡户籍地政治活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以新生代流动人口为例，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2011年新生代流动人口问卷中，从流出地的角度展现了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家乡政治活动的现状。数据显示，在新生代流动人口当中，仅有3.4%的人参加过老家最近一次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村民选举。其中，94.4%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是因为不知道老家最近一次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村民选举。而在知道选举的人当中，也仅有刚刚过半，61.2%的人参加了选举。在参加了投票的人中，采取委托投票或函投的方式成为主要形式。数据显示，在参与了家乡人大代表选举∕村民选举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当中，仅有35.9%的人是本人亲自参与投票的。请人代投的比例达到了62%，是新生代流动人口最主要的参与方式。而寄填选票和采用其他方式参加选举的分别为1.5%和0.6%。
（二）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态度
1流动人口政治关心度较高，与城市户籍人口接近
作为政治态度的组成部分，政治关心是最主要的方面，漠不关心必然态度冷漠。流动人口具有一定的政治关心度。这体现在他们平时阅读有关时事方面的报刊、杂志和书籍以及与他人议论有关时事的话题的比例上。数据显示，约有一半的流动人口在日常生活中对政治生活表示关心，这种关心在新生代流动人口中表现更加明显。流动人口对政治的关心已经比农村户籍人口有了较大提升，与城市户籍人口接近。
在CGSS2010年调查中问到“近一年来，您阅读有关时事方面的报刊、杂志和书籍的情况”，47.7%的流动人口“有时或经常”阅读有关时事方面的报刊、杂志和书籍，6.7%的流动人口回答“总是”阅读有关时事方面的报刊、杂志和书籍。分代际来看，38.3%的老生代流动人口和45.5%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回答“有时或经常”阅读，7.5%的老生代流动人口和5.5%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总是”阅读有关时事方面的报刊、杂志和书籍。这一比例在城市户籍人口中是45.9%和7.4%，在农村户籍人口中是17%和0.8%。可见，流动人口在这方面已经远远超出他们仍然停留在老家的农村户籍人口而与城市户籍人口非常接近。
对问题“近一年来您与他人议论有关时事的话题的情况”的回答，40.8%的流动人口回答“有时或经常”与他人议论有关时事的话题，2.3%的流动人口回答“总是”与他人议论有关时事的话题。其中36%的老生代流动人口和48.4%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回答“有时或经常”与他人议论有关时事的话题，2.3%的老生代流动人口和2.3%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回答“总是”与他人议论有关时事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流动人口的回答也比较接近于城市户籍人口而远远高于农村户籍人口。
表6阅读有关时事方面的报刊、杂志和书籍的情况（%）
数据来源：依据CGSS2010计算得到。
表7与他人议论有关时事话题的情况（%）
数据来源：依据CGSS2010计算得到。
2政治参与效能感低是普遍现象，流动人口也不例外
政治效能感是政治参与态度的一部分，是公民对自己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力的主观评价。这种评价往往与社会政治环境和自身经历有关。当人们参与政治活动后，他们感到他们的参与产生了影响，形成了积极效果，推动了政府决策，那么就会更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如果人们的参与没有带来改变和预期的影响，那么他们对政治参与就会逐渐冷淡。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对自身参与政府决策的主观效果评价并不乐观。
CGSS2010在政治效能感方面设置了四个问题，分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政府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您是否同意”、“政府官员不太在乎像我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您是否同意”、“我向政府机构提出建议时，会被有关部门采纳您是否同意”、“政府官员会重视我们对政府的态度和看法，您是否同意”。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基本能够反映被调查者对自己参加政治活动效果的主观评判。
结果显示，不论是户籍人口还是流动人口，政治效能感普遍都不高。57.7%的流动人口认为他们对政府决定没有任何影响；56.7%的城市户籍人口和65.5%的农村户籍人口持同样观点。对问题“政府官员不太在乎像我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您是否同意”的回答，59.8%的流动人口、57.7%的城市户籍人口和60.3%的农村户籍人口认为“比较同意”或“完全同意”。如果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19.5%的流动人口和22.3%的城市户籍人口以及21.2%的农村户籍人口认为会被有关部门采纳。与此同时，认为不会被采纳的人分别为48.1%、48.4%和52.6%，大大超出了持赞同观点的人。当问到“政府官员会重视我们对政府的态度和看法，您是否同意”时，仅有不足1/3的人表示赞同，分别是流动人口25.9%；城市户籍人口29.6%；农村户籍人口30.5%。
表8对“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政府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您是否同意”问题的回答（%）
数据来源：依据CGSS2010计算得到。
表9对“政府官员不太在乎像我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您是否同意”问题的回答（%）
数据来源：依据CGSS2010数据计算得到。
（三）流动人口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
1流动人口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比例并不高
我国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群体事件发生的比例较低。在CGSS2010的问卷中，对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群体性的活动或行动，比如，联合抵制不合理收费、串联起来反对征地或拆迁、集体抵制某些项目的上马、集体请愿、集体上访、集体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等。请问，在过去三年中，您身边是否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的回答，流动人口842%的人身边没有发生过，其中867%的老生代流动人口，802%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回答没有发生过。即使在身边发生过群体事件，流动人口也有828%的人从未参与其中。特别注意的是新生代流动人口，他们身边即使发生了群体事件，仍有871%的人不会参与其中。在户籍人口中，城市户籍人口身边没有发生过群体性事件的比例是833%，农村户籍人口是912%。在传统思维中，人们主观认为流动人口特别是年轻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是群体事件的高发人群，但事实却表明，流动人口身边发生群体事件的比例与城市户籍人口相似，甚至发生的比例还稍低，并没有表现出强的群体性政治参与倾向。
表10对“我向政府机构提出建议时，会被有关部门采纳”问题的回答（%）
数据来源：依据CGSS2010计算得到。
表11对“政府官员会重视我们对政府的态度和看法，您是否同意”问题的回答（%）
数据来源：依据CGSS2010数据计算得到。
表12过去三年身边是否发生过群体事件（%）
数据来源：依据CGSS2010数据计算得到。
表13过去三年身边即使发生过群体事件也没有参与其中的比例（%）
数据来源：依据CGSS2010计算得到。
2少数流动人口非常倾向于参加群体事件
虽然流动人口中的大多数对群体性事件并不热衷，但是却依然存在着某些非常倾向于参加群体事件的人。这种对群体事件的参与体现在经济问题上时显得格外明显。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42%的流动人口，其中 39%的老生代流动人口和44%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只要发生了劳动争议的群体事件就会参加。这部分人对群体性事件非常敏感，考虑到我国流动人口的庞大基数，42%的比例也是一个极大的人口数量。如果当劳动争议的群体性事件涉及自身利益时，362%的人表示会参加。而明确表示不参加的流动人口为256%。
3流动人口很少采用制度化方式解决困难
流动人口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常常选择非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在群体事件发生比例较低的情况下，流动人口解决问题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拉关系和托人情。例如，在问到“遇到困难向谁求助（除了家人）”时，流动人口选择最多的前两个是：“同乡、朋友”和比例分别为266%和567%，选择雇主、单位的为5%，求助“行政部门”的仅占22%，直接向社区管理机构居委会反映的为52%，向新闻媒体投诉的为06%，向民间组织求助的为01%。新生代流动人口向行政部门和居委会寻求帮助的比例更低，分别为14%和3%。这说明，流动人口在有困难时，除去血缘关系外，首先考虑的是依靠地缘、业缘，而对政府、组织和法律的使用程度很低，从而影响了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方式的选择，致使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方式窄小，参与项目内容单一。同时，在流动人口遇到困难向谁求助的问题上，遇到问题后他们不找政府和组织，使得他们潜在参与其他非制度化政治行为，比如群体事件的可能性增大。
表14如果发生了劳动争议的群体事件会采取何种行动（%）
数据来源：依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2010年数据
表15流动人口遇到困难向谁求助（%）
数据来源：依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2010年数据计算得到。
四、流动人口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一）参与程度低是首要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社会福利的改善
我国选举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则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基层选举中，在农村我国有《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在城市，有《城镇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些法律从理论上能够保证流动人口也合法地参与基层政治选举。但是，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有其特殊性，他们远离家乡，经济和社会生活基本在流入地完成，家乡的政治活动由于和他们关联度低、参与起来比较麻烦、参与成本较高、信息不畅等原因，很多流动人口不愿参与家乡的政治活动。在流动人口所居住的城市，《城镇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只要是所居住区的18周岁以上居民都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力，但是，很多地方在具体实施办法上却加入了“属地条件”这一项，规定参加选举的人必须具有本地户籍，“户口必须是本社区居民，居住在本社区生活或工作，但户口不在本社区的人员应回原籍参加选举”。不同地方对选举中选民资格的界定，使得流动人口在所居住地区参加选举的条件变得模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缺乏明确统一的制度性保障，他们参与流入地政治活动的比例不高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了。一方面流动人口参加家乡政治活动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他们参加流入地政治活动又不顺畅，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2亿多流动人口无法正常参与政治活动，这个无疑严重阻碍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流动人口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流入地城市，现阶段他们社会福利的改善往往来源于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组织的帮助。这种关注和帮助是一种被动的、单方面的帮扶，没有实现流动人口的有效互动，因此不可能全面和深入，不能完全满足流动人口的需求。流动人口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可以形成自己的声音，有效维护和改善他们自身的合法权益。人们参与政治活动，一般是基于某种具体的权益要求，是建立在切实的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因此流动人口通过政治参与与政治体系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必然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事实表明，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常常导致国民产品更平等的分配”。［5］在当前，流动人口在就业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与户籍人口仍然存在很大差距，而流动人口广泛的政治参与正是逐步消除这种差别的根本措施。
（二）流动人口政治关心度和政治参与效能感存在矛盾，政治态度得不到表达
上文中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在政治参与的态度上存在两个极端：一方面，政治关心度比较高，他们关心政治，并且热情讨论关于政治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的政治效能感低，多数人不认为自己的话语和需求会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产生影响。就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而言，流动人口仍是城市的弱势群体，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诸多问题上仍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较高的政治关心度和较低的政治参与效能感并存，实际上存在极大的政治风险。如果流动人口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并且可以得到政府部门的积极回应，那么他们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就会被化解，流动人口就可以通过有效互动合理地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从而可能将社会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但是实际情况是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效能感很低，他们当中存在的不满情绪得不到表达，政治愿望无处诉说。这种压抑情绪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政治效能感得不到有效提高，那么流动人口中存在的小问题就会激化成大问题，小矛盾就会演化成大矛盾，最终对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影响。
（三） 流动人口非制度化行为方式存在隐患，增加了有序政治参与的难度
亨廷顿指出：“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参与扩大的主要转折点是农村民众可介入国家政治。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是能否动员农村民众在承认现存政治体系而并非反对它的条件下参与政治”。［6］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民工，他们是农村民众中接触外界新鲜事物较多，思想更为开化的一群人。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态度和行为可以深刻地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从积极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流动人口在总流动人口中的比重来看，仅有42%比例似乎并不高，但是，当我们结合流动人口总数来看时，就会发现这42%的比例大约相当于8百余万人口 按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221亿，其中15—59周岁占804%计算。。试想8百多万劳动年龄人口积极参加群体性事件，对国家和社会将会造成怎样的严重影响。
与群体性事件这种相对极端的方式相比，流动人口在遇到问题时更多地选择朋友和老乡帮忙这种渠道。他们很少选择通过政府或相关部门解决问题，这正反映了现阶段制度化手段的低效和虚置。“对于一个人来讲，他的行动结果对他越有价值，他就越有可能执行这个行动”。［7］从有关部门不能得到问题的解决，非制度化手段就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当流动人口的行为方式越来越非制度化的时候，就极大地增加了我国政治发展的风险，增加了有序政治参与的难度。
五、政策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在制度上保证流动人口选举权利不被虚置
首先，就改革的方向而言，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加政治选举是必然趋势。流入地城市的选举不应对流动人口进行限制，选举应该切实贯彻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改变以户籍为基础划分选民资格的状况，彻底消除政治参与中的户籍壁垒。
其次，在选举中代表名额分配、选区划分和候选人产生问题上，选举制度必须考虑到日益变动的人口结构和流动人口分布格局。流入地城市，特别是东南沿海较发达的城市，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不断升高，在确定代表人数等时应该逐渐增加流动人口在选举中的代表名额，体现政治发展与人口变动的关联性。
（二）调整基层选举时间安排，提高现阶段流动人口在家乡选举中的投票率
流动人口长期工作和生活在流入地城市，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应该在常住地。但是现阶段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与政治选举的机制还未理顺，还没有专门针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参加政治选举的相关法律，各地相关政策也还不统一。因此，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顺畅地参加政治选举还需要一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提高流动人口在家乡基层选举中的投票率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流动人口回家乡参与政治选举存在实实在在的成本问题：为了选举而专门回乡往返的交通费用，因误工导致的收入损失，请假回家可能导致的失业，等等。考虑到专门回乡参与选举的成本较高，流动人口往往是理性地放弃了投票机会。为了尽量提高流动人口在家乡基层选举中的投票率，尽量实现流动人口亲自参与，就要尽量在流动人口在老家的时候进行选举。我们通过流动人口动态监测2011年的数据可以看到，674%的流动人口回老家的原因都是因为过年过节，在节日期间回老家是流动人口愿意支付的成本。因此，为提高流动人口在家乡选举中的投票率和参与率，可适当调整基层选举的选举时间，将选举时间定在春节或其他重要节假日前后，在流动人口回老家的时候进行。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流动人口的投票率和参与率。
（三）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便捷流动人口参与政治选举
考察世界上发达国家政治选举的具体做法可以发现，在选民登记和选举的各个环节充分运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可以大大提高流动人口参加选举的水平。以美国为例，设置独立选举机构，使用终身唯一的公民社会保障号，网络化登记选民资格，网上查询选民名单，使得美国流动人口的选民登记变得十分方便。流动人口既可以亲自到选举机构去登记，也可以在网上登记，还可以下载登记表格填写后邮寄给选举办公室。参选途径多样方便，既保障了公民的选举权，也避免了人口流动带来的登记困难。我国互联网使用已经形成规模，随着新生代流动人口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互联网在流动人口当中越来越普及。网络技术为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方式。将互联网技术充分应用在政治选举中，流动人口可以在信息获取、资格登记和参加选举的全过程中避免过去辗转于流入地和流出地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情况，大大降低参与成本，提高流动人口政治选举中的投票率。
（四）切实发挥参政平台作用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增强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效能感
在我国，信访制度、听证制度、选举制度等公民参政平台是基本健全的。流动人口完全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但现实是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很多民众参政效能感很低，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府和官员不会重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态度对政府决策不会产生影响。这反映出在很多地方，政府和民众之间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这根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有平台无作用”的现象在很多地方都存在，民众参政平台成了摆设，没有真正运转起来。另一个方面是有些地区的确还存在素质很低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政策水平低、法律意识差、工作中官僚主义严重、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甚至搞腐败等。这些低素质干部的行为严重降低了群众的参政效能感，降低了参政的积极性。流动人口正确的政治参与只有通过规范化的政府行为才能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因此，切实发挥参政平台的作用和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变得尤为重要。如果流动人口参政的效能感长期得不到提高，就会严重挫伤他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使流动人口要么采取非制度政治参与，要么对政治参与持消极冷漠的态度。
（五）增强政治参与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引导流动人口通过合法途径有序参与政治活动
参政知识不足、政治素养不高严重制约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效果。增强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是必须引起重视的实际问题。基本参政知识缺乏，就很难形成正确的政治参与行动。以如何进行信访为例，CGSS2010年的数据显示，641%的流动人口不了解基本信访程序和方法。法律知识和参政技能低，严重影响了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提高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能力。一方面，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地方坚持普法宣传活动，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单位组织培训，提高他们的维权意识、法制意识、组织意识和参与意识。通过教育和学习增强强流动人口法制观念，逐渐淡化通过家缘、血缘、地缘解决问题的惯性思维，树立通过制度途径解决问题的观念。另一方面，教导流动人口深刻认识合理、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对自身的现实意义和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引导他们正确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发挥他们积极的参政作用，激发他们的政治热情和积极向上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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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玛格丽特·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M］华夏出版社，19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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