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服务介于家庭事务和公共服务之间,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家庭、社会、政府的共同努力。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三大指标
打造养老服务体系,要做到养老服务需求、养老服务供给和养老服务购买三个指标之间的平衡发展,实现有效需求。其中,老龄人口的购买力至关重要。
首先,养老服务需求。养老服务需求,包括养老服务的内容、数量和质量,由老龄人口数量、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决定。2013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2亿,2025年将突破3亿,2040年将突破4亿,届时80岁以上老人将达到1个亿,①老龄化将长期影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2010年,老年空巢家庭共有4013.5万户,生活在空巢家庭中的老年人至少有6200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2013年以后,中国社会对养老服务需求越来越重视,相关调查和统计工作逐渐深入,为国家发展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奠定了基础。
其次,养老服务供给。养老服务供给包括养老服务规划、设计、生产、送达等一系列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包括家庭、社会组织、企业和政府。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都是以老龄人口为服务对象,提供他们需要的各种设施、物品、服务的社会活动,是构建养老服务体系的两个互动环节。老龄事业是以政府为主导,坚持公益、准公益原则,动员全社会各类资源,打造养老服务体系的社会活动,包括制定发展规划、开展相关研究、养老服务职业教育、法律服务平台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力发展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养老服务园丁)和义工登记(时间银行),向大多数中低收入老龄人口提供服务。老龄产业指经济单位坚持微利综合原则,生产老龄人口用品和提供服务的经济活动,包括研发企业、养老机构、养老金融、老年用品生产企业等。集合养老资产管理和养老服务提供的集团企业,具有锁定养老资产、机构理财、团购服务的龙头效应,在价格、品质和送达等方面具有优势,是带动银发经济和老龄产业链健康发展的主流企业。
第三,养老服务购买。养老服务购买是指养老服务供给的支付内容、支付主体和支付方式。支付内容包括个人生活成本(生活费)、服务成本(服务费和管理费)、房产和设施(房租和杂费)、土地和环境(地租和建设费)四项内容。支付主体包括个人购买(含家庭购买、早期养老理财投资)、政府购买(拨付土地、减免税收、拨付资金、购买服务、供养贫困老人等)、机构购买(养老保险、养老机构、老年护理保险等)、社会购买(捐赠基金等)。支付方式包括个人支付和团购支付,集合养老资产管理和服务提供的养老机构(如泰康养老社区)最具有购买力。
近年来,“全覆盖、保基本”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迅速推进,约有30%老年人有养老金支付日常开支,仍有超过40%的老年人依赖家庭养老,约有20%老年人有劳动和经营收入,仅有0.4%的老人拥有财产性收入(未考虑土地承包权和房产等)。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消费严重不足。2013年开始,大量50岁女职工早退休,领取最低额的养老金。还有大量非正规用工,他们没有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障权益记录,这是政府的隐性负债。这些人群在进入高龄失能阶段,很可能成为银发贫困群体。在清华大学《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2013版)》中,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指数为0.526,养老金指数为0.573,医疗保障指数为0.627,养老服务指数(待),揭示了我国未备先老的现实,也为改变这种状况指明了时间表和发展路径。
根据清华大学《养老服务与老龄产业发展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课题组的初步测算,我国老龄人口购买力明显不足。老龄社会伴随经济现代化而出现,属于买方市场经济。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以提高购买力,改善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以提高生产力,是银发经济的发展战略。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时间表
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影响劳动人口供养老龄人口的比例,即老年赡养比,是衡量老龄社会发展程度的核心指标。
在总和生育率达到1.8的条件下,老龄人口占7%时的老年赡养比约为10:1,国家进入老龄社会。届时应当灵活用工、规范劳动关系、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到60岁以上,具有全覆盖的养老金制度,并启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包括养老服务和老年护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约在1950-1975年间进入老龄社会,他们纷纷关注老龄人口的收入和资产结构,为国家进入银发经济奠定基础。
老龄人口占14%时的老年赡养比约为5:1,国家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届时应当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到65岁以上,及时进行养老金结构调整(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完善基本医疗保障(排除高消费)、居家和机构养老服务、老年护理保险和补贴等制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约在1976-2010年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他们纷纷发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欧盟国家建立了发展职业养老金的快车道,以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实施银发经济发展战略。
老龄人口占21%时的老年赡养比约为2.5:1,国家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届时必须创新养老保障管理服务模式,大力发展老年护理服务业,才能稳定银发经济发展,和谐代际关系。在OECD国家,85%决策者认为,财政预算能力最重要,67%决策者认为具有激励性的政策和制定服务质量标准最重要,52%决策者认为要关注护理和健康的协调发展;其余还有,如何鼓励社会组织提供服务,个人分担成本等。以澳大利亚为例,老龄护理开支从60岁开始出现,到75-79岁迅速增长,于90-94岁达到顶峰,人均数额远超过另外几项开支。德国、日本等国家率先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但养老服务业发达,青年人愿意从事养老服务,失业率很低。即使如此,吸引他国劳动人口和家政服务人员还是被列为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战略之一。
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大约在2025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2035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但是,由于失业、低收入和早退休等问题,再减去在校生,目前的实际老年赡养比不足5:1,约在2007年即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出现了民工荒、家政工资上涨、养老难等问题。如果相关公共政策不及时改善,中国可能在2025年即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且未备先老。中国亟待按照老龄社会时间表,倒计时地制定银发经济发展战略,并写进“十三五”规划,坚持人均GDP福利相关性原则,实现即老即富的发展路径。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新浪新闻,http://news.sina.com.cn/c/2013-11-03/0700286057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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