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至10月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持续放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7.7%，比9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低于8%市场的普遍预期。从年初的8.6%持续下滑到7.7%。伴随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增长也同步减缓。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从2013年10月份23.4%，下滑到2014年的15.9%，增幅收窄7.5个百分点。2013年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3.3%，到2014年10月份增幅为11.5%，增幅收窄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处在一个持续陷入下滑循环的困境。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企业收益不景气，社会收入减缓导致消费增长减缓，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减速。收入减缓，也会影响储蓄增长减缓，企业不景气影响银行贷款收紧，导致投资下降，也影响经济增速。
中国经济转型的“黄金平衡点”
按照十八大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目标，要确保2020年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今后几年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至少要达到6.9%。由此形成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守住7%增速的“底线”概念。但是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有可能突破希望守住的这个底线。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守住中国经济期望的速度与转型兼得“黄金平衡点”，将遇到越来越加剧的两难困境。
本来经济转型与增长速度，就是一对矛盾。经济转型，就像一辆需要拐一个大弯的汽车，要安全拐弯，必须降低速度。如果既不想降低速度，又要安全拐弯，这是一个风险选择。经济转型是有成本的，经济转型的动力是倒逼出来。只有在经济增长速度低到企业无法在传统产业领域、依靠传统生产方式生存时，它们才会选择转型增长。从经济转型的成本原理看，经济持续下滑并不全是坏事，经济下滑会推动市场经济自身进行新陈代谢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在倒逼动力的作用下，会加大中国经济转型内生动力。当然，这种下滑是有底线的，如果经济转型成本超出经济与社会承受的底线，不仅会影响经济转型，也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最理想的经济转型是在经济与社会承受的成本内进行。这个理想的转型速度，就是学界所讲的“黄金平衡点”速度。
在2008年以来，4万亿投资给经济留下的债务后遗症至今未消除的背景下，刺激调控的空间越来越小。据央行透露，“十二五”期间政府融资平台负债34万亿，每年利息就有几万亿。美联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广义货币（M2）余额为11.2万亿美元。中国M2余额则为18.7万亿美元，比美国足足多出三分之二。可以说，目前中国经济患有虚胖和体力过度透支的病症。对于一个体力过度透支，增长内生动力越来越缺乏的经济机体，即使刺激，也很难释放出更大增长力。
另一方面，在政府主导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还患有对刺激依赖的中毒症。只要经济增长一出现减速，民间和社会、企业和地方政府不是从困难中另找转型的出路，而是寄希望于政府进行刺激。目前中国经济，就像一个被家长惯坏的孩子。一方面，我们下决心要改变这个孩子的坏习惯；但另一方面，这个孩子一旦遇到问题，求助于家长时，家长却狠不下心，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孩子遇到问题家长买单的结果，是使孩子失去了改变的机会。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也是如此，我们政府通过刺激政策，替企业转型买单。这种买单虽然可让企业渡过一时的难关，却失去了转型的机会。如此下去，不仅不能实现推动经济转型目标，反而延缓了经济转型的速度，甚至增加了经济转型的难度。
中国需要构筑经济转型的第二道防线
在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如何处理速度与转型的两难问题，仍然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难题。化解这个难题需要新思路、新战略。具体的构想就是，中国需要构筑经济转型的第二道防线。
如果说目前恪守的7%是破解中国经济转型的第一道防线，那么，如果未来经济增长持续下滑，我们就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审时度势，未雨绸缪，提前构筑以6%或5%为中国经济转型承受的新防线。构筑这个新防线，有三大因素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目前7%的增速，仍然是一个使传统增长方式和产业可以维持其生存下去的速度。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9%滑入7%的区间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倒逼动力，促使一些行业和企业开始转型，但从总体上看，这个速度仍然不是能倒逼经济转型的底线速度。7%的速度，在维系经济系统稳态增长功能上大于倒逼促进转型的作用。因为这个速度形成的水平面，还不足以使那些需要转型的行业和企业露出水面。统计显示，中国目前总共有24个行业，但其中的21个已经有产能过剩的问题。纺织业、服装业、钢铁业都是产能过剩的代表性行业。最近几年，虽然中央政府面对经济下滑，坚持维持原来的紧缩调控政策，使一些应该被淘汰的过剩产业不要抱有幻想，主动进行转型；但大部分需要转型的行业和企业仍原在有轨道中滑行。
第二，从中国经济内在动力看，长期维持在7%的增长有很大难度，有可能向5%的台阶下滑。
这是因为，目前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新因素的成长速度远低于原有支撑经济增长旧动力的萎缩速度。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扩张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所形成刺激效应已经基本释放，但其所形成的负效应正在显现。而其中的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和高能耗等问题，恰恰又是对经济增长抑制的因素。
此外，进入21世纪以来，连续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长期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导致的投机经济、房地产泡沫，以及地方政府负债形成的水分经济等，到目前为止，尚未得到彻底矫正和出清。国家审计署发布的《2013年第32号公告：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亿元，其中，地方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859.17亿元。①2014年、2015将是政府还款集中期，资金需求密集，而未来3年之内也是房地产泡沫濒临破裂的高风险期。可以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带病增长。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够矫正和出清，中国经济深度转型就很难启动。这些矫正和出清代价，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
鉴于中国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评估，经济下滑一旦突破原来的防线，不是下坡式下滑，可能阶梯式下跌。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从2011年的9.2%下滑到2012年的7.8%，就是没有经过8%区间。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看，未来中国经济有可能从7%下滑到5%。以5%构筑中国经济的第二道防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区位。
第三，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转型底线速度。
不能把要确保2020年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所需要的6.9%增长速度，等同于中国经济转型要守的底线速度。这是两个虽然有联系，但是承担着不同功能的速度。转型期的底线速度，是保证转型期经济秩序稳定的最低速度。这是一个经济增长非常时期的速度，这个速度在理论上可以比确保翻番速度低。而确保翻番的速度，是一个长周期内的底线速度。如果把确保长周期的底线速度等同于转型期底线速度，就给本来是服从于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速度，附加了很重的服务于确保翻番的政治目标的功能。在中国转型时期，确保经济转型顺利进行，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目标的首要目标，在保证首要目标的前提下，兼顾确保翻番目标，而不能倒过来。
此外，目前理论界将确保经济转型的底线速度与确保中国经济稳定的就业挂钩，也值得商榷。进入21世纪以来，拉动中国经济的重化工产业，均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属于吸收就业率很低的产业。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有关系，但不是强相关关系。比如投资上百亿的电厂、化工厂，其吸收的就业人数有几百人。况且，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所进行的提高有机构成，也就是增加技术含量设备的投资，不仅不会增加就业，反而会出现对劳动力的挤压。我们需要拓展解决中国就业的思路，不要把中国就业与存量增长率简单捆绑。
中国经济转型关键是思路转型
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期，最需要我们转型的是思路。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形成了对资本投资的高度依赖，在资本密集产业发展中形成了满足政府高收益的税源经济，这些因素都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障碍。政府成为税源经济的最大收益者，是目前中国经济转型需要破解主要障碍之一。中国经济系统最严重的病症是热症，由此决定了当前中国改革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推动短期的经济增长，而是需要推动转型，使中国经济恢复元气、持续增长。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党中央以三个自信和壮士断腕的勇气，直面中国政府和经济一系列弊端，而推出的重大举措。按照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定，改革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红利，绝不是短期内经济增长的红利，而是使中国经济系统恢复健康长久性增长力的战略红利。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2013年第32号审计结果公告《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网站，http://www.audit.gov.cn/n1992130/n1992150/n1992379/3432165.html，2013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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