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贵民：“中国梦”与中华文化复兴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山东曲阜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时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在“中国梦”的召唤下，中华文化复兴的提出，更具有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

一、中华文化复兴是历史的必然

从古代史的意义看，上溯到“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交流，以及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国古代哲学如儒家、道家、禅宗等的思想理论，一直影响着从启蒙主义时代至今的西方思想界。中国文化、古希腊理性主义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都是世界不同类型的文明对世界生成系统的解释，也意味着世界未来“文化话语”竞争的三大格局。从当代史的意义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国家战略层面的文化建设往往具有极其强烈的“榜样色彩”。如建国早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以苏为师”的热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以美为师”建设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梦”的伟大旗帜，则体现出新一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以我为师，深度发掘中国本土的执政资源与经济建设资源，进而弘扬中华文化复兴的强国梦。

二、中华文化复兴是世界潮流的彰显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刺激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发挥着积极主动的作用。但不可否定，提倡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种经济效益驱动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其社会效应亦是一把“双刃剑”：市场经济强调效率优先、市场主体，却可能忽略社会正义、体制公平；市场经济推崇个人奋斗、平等观念，却可能导致无政府主义、极端追求无底限自由；市场经济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出发点，会模糊社会道德水准，引发“拜金主义”，导致社会畸形发展。这些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衍生而来。这些“负效应”实际上也的确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华文化才能在确定市场伦理底限、调整物质化社会的人际关系，以及提供人文关怀等方面，提供最深刻的思想资源。

中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当前“社会病”治理的一剂良方。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从某种角度上讲，是一种“粘合”结构：它的商业社会，基本沿袭的是西方市场化的风格与气质，“北上广深”为代表的商业文明，能够无缝地与世界最先进的商业文明接轨；政治文化上，其主体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坚守“士大夫”的价值追求，以儒家传统的“修齐治平”为底色；社会文化上，既有对现代文明如平等、自由、博爱、公正等价值的追求，也有深刻的传统忧思，如民间生活基本传统信仰的保留、乡土道德的继承等。这些“粘合”结构组成的背后逻辑，是“一以贯之”的中华文化，它以自信、优雅、兼容、通达的气质，与世界交流、交融。

纵观中国史和世界史，每个时期的文化繁荣必将引发一个时代的复兴。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激活了中国长达千年的世界领先地位。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使欧洲摆脱了中世纪愚蒙的阴霾，缔造了近代欧洲列前。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必将引发和启明“中国世纪”！

三、中华文化复兴与制度构建

当前国际竞争虽然表现为政治与经济实力的展现，但究其根本却是文化的竞争。

中华文化复兴的目标，与实现“中国梦”是一致的，其主体是人民群众。将文化复兴内化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而其关键则是制度建设。

在实务上，中华文化复兴要做到“一略三力”。“一略”，就是将“文化强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让文化服务于国家软实力建设。“三力”，就是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实现文化原动力、拉动力和创新力。实现文化的原动力，要认同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统摄作用。实现文化的拉动力，是指实现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文化的创新力，说到底就是为国家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中国将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复兴。毛泽东时代，我们展示了一个民族的道路自信和政治自信；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经济自信。当前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国梦”，即民族复兴梦，将以中国创造”的优秀文化谱写中华文化复兴的壮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