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大国博弈加深、国际安全局势恶化、地区冲突加剧、国际秩序调整加速，和平与发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叠加发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多年，但余威犹在。世界范围内的萧条之后人们并没有看到传说中的蓬勃复苏，金融危机逐渐转化为债务危机，在经济持续低迷的作用下，各国政治和社会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政府对金融危机举措不力，极端情绪愈演愈烈，民众对国家治理能力产生怀疑，最突出的表现是“街头政治”持续上演，如挪威枪击案、“占领华尔街”运动、“阿拉伯之春”等事件，其产生的根源除了经济因素外，更有种族融合、“民主赤字”、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的作用。危机不仅损害了原有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而且降低了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执行力，更松动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当原有体系不能再通过有效的输出来控制世界的时候，新兴力量便孕育而生，国际力量此消彼长会进一步加快。当前，多中心国际秩序已显现，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美国单方面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在削弱，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组。
国际力量对比旧的平衡被打破，在新的力量平衡构建过程中，大国关系走向出现了不确定性。危机时代全球原有平衡被打破，世界各主要国家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程度不同，导致国际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传统西方大国（美欧日）集体下沉，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其中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表现最为亮眼，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强劲的增长态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举足轻重，也推动了世界权力重心的东移。与笼罩在金融危机阴影下的传统西方大国以及世界其他落后国家相比，支撑新兴国家持续增长的资源、市场、人口禀赋仍在，新兴国家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其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增强，新兴国家不仅要融入国际体系，而且要改进和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在未来一段时间会面临结构性调整。但是，原有国际机制的受益者并不愿意接受由此带来的权力变化，对新兴国家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在维护和重塑之间双方尚未找到利益契合点，使得国际体系存在对抗性风险，大国关系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俄欧美因乌克兰危机和北约东扩关系紧张，中美日因东海和南海争端引发对立，欧美因世界经济和安全防务主导权产生分歧，若矛盾和对抗升级，都会改变现有关系格局。伴随着国际局势的突发多变，大国关系进入新一轮的磨合调整期。
全球性的两极分化加剧，政治激化导致对抗性因素上升。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全球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利用资本、技术优势，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控制、盘剥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愈来愈大。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资本所具有的内在扩张性特质更加显现，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日益被强化，而原本弱势的发展中国家越发处于不利地位。全球性两极分化必然带来各国利益和诉求不断分化，各国为在未来国际秩序中占领制高点而竞争加剧，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国际规则和观念受到冲击，联合国作为国际权力中心的作用逐步丧失就是例证，一些大国选择性地解读国际规则，采取单边行动引发国家关系紧张，这无疑增加了国家间关系的不确定性，致使地缘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国际形势加剧动荡。
西方国家面临体制结构调整震荡。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的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社会抗议等种种困境表明西方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此轮危机把西方国家的制度缺陷和结构性矛盾暴露无遗，而新自由主义、紧缩财政等并未带领西方走出困境。西方国家为摆脱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紧缩减赤措施并未收到良好效果，究其原因是其经济制度无法克服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对立，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又在国家干预和“市场万能论”中左右摇摆，政治决策的不确定性且相互推诿造成国家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降低。另外，为取悦选民各政党开出诸多“口头支票”，掉入“福利陷阱”的西方对危机治理可以说寸步难行，民主政治制度效率低下，引发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质疑。信任危机冲击社会稳定，社会极端思潮抬头，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既是民众表达对就业、移民、医疗、福利等制度的不满，也是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分化加重的表现，体制矛盾最终酿成体制危机。西方国家的体制机制正在面临巨大的变革压力。
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与其原有的文化、宗教、体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引起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伊斯兰国家在经历风暴洗礼后并未走出阴影，埃及、利比亚再次陷入危机，叙利亚、伊朗局势依旧胶着，中东局势远未明朗。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是中东变局的外部推力，但究其根本仍是内部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的迫切需求。全球化密切了中东和世界的联系，也触动了伊斯兰国家政治民主化这一敏感神经，国家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呼声鹊起，政府面临的压力骤增，但由于担心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议题始终停留在讨论层面，制度构建和创新缺乏原始动力。另外，由于受到地缘政治环境不利因素的影响，伊斯兰国家的全球化进程是被动的，伊斯兰传统文化所受冲击巨大。由此可见，伊斯兰国家政局动荡的前提早已存在，只是社会转型的诉求一直被外部势力所压制，美国中东政策的收缩性调整为伊斯兰国家政治社会转型提供了契机。在“后帝国时代”，政治动员的作用凸显，“全球政治觉醒”成为催化剂，潜在危机最终发展成为全面动荡，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得民众走上街头，不仅波及整个阿拉伯国家，还产生了外溢效应，甚至扩散到欧美，其中以希腊反政府示威、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最为典型，这些运动虽然与“阿拉伯之春”性质完全不同，但都是以同样形式表达民众的政治诉求，如何处理民众日益强烈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诉求不仅是伊斯兰国家面临的困境，也是其他国家相当长时间内不得不面临的严峻挑战。
全球工业化进程推动人类海洋工业文明时代来临，基于物质资源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显。如果说16世纪的海上争夺是欧洲国家通过海洋争夺陆地，那么21世纪的海上争夺是世界各国通过海洋争夺沉睡在海底的战略性资源，人类进入了新的海洋时代——“海洋工业文明时代”。陆地资源逐渐枯竭，人类将目光投向了新能源，而深海的油气资源、可燃冰、海滨砂矿、多金属结核等，储量之大远超当今人类需求。对能源需求的激增促使海洋科技突飞猛进，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进入新阶段，各国不断上演“蓝色圈地”运动，海上竞争愈演愈烈，各种利益矛盾凸显。海洋争端频繁亮相国际舞台，南北极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韩日岛屿争端、英阿马岛争端等轮番上演，国际海洋争端也逐渐从单纯的岛屿归属发展成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定，对海底资源的争夺也从“暗斗”阶段上升到“明争”阶段。国际海洋争端日趋复杂迫使各国调整各自的海洋战略，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这既符合中国国情，也能在海洋工业文明时代更好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国土安全。
地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社会造成的负荷几近极限，生态危机正向社会危机转化。在当前人类面临的三重危机中，金融危机是短期危机，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得到恢复和改善，而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是更为严重的长期危机，并不能通过政策刺激消除，需要人类重新审视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现代工业文明在科技的一路高歌中忽视了生态的有限性，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类作用于自然的速度、力度、强度不断加剧，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危害程度、波及范围都是空前的，人对自然的破坏程度已经远远超过自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生态危机若继续发展所带来的恶果不仅仅是经济和生命的损失，而是人类文明的终结。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向传统的国家主权提出了挑战，达尔富尔危机的源头就是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当生态危机蚕食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时必将会威胁到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转，转而胁迫社会导致社会危机发生的概率增加，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网络媒体的消极作用持续发酵，网络空间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新挑战。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人类活动的第五维空间，网络已经嵌入了人类的整个社会运行，关乎社会系统能否正常运转，这意味着网络赋予了国家安全新内涵，可以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2013年的“斯诺登事件”不仅折射了美国的网络霸权，而且也为各国的国家安全敲响了警钟，信息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战略资源。网络对世界的影响力和塑造力越来越大，网络空间已发展成大国政治新的竞技场。作为国家安全博弈的新领域，一旦网络受到攻击，其破坏力堪比核武器，因此网络被称为新的“核按钮”。网络恐怖主义、网络犯罪、黑客攻击等使国家面临新的安全困境。同时，网络改变了国家的安全范式，维护国家安全不再仅仅是增强军事实力，还要增强国家保护信息和获取信息的能力。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利比亚战争，信息武器的不断应用更新证明了网络已经成为战争的重要对抗领域，信息时代的战争已经完全超出了传统战争的范畴，并突破了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和边界。因此，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来共同构建新的有效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
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新情况、新需求准备不足，反应不力，举措失当。气候变化、非传统安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全球性问题对全球治理的需求空前高涨，而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供给却明显下降。究其原因：一是世界经济的持续萧条使得各国政府无力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全球治理中，各国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解决国内民众的利益诉求上，内部治理的挑战要远远大于全球治理的需求，各国政府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在全球治理方面有所作为，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期是全球治理推进的巨大阻力，各国政府口惠而实不至便源于此。二是“反全球化”浪潮不绝于耳，此轮金融危机又给“反全球化”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而现有国际机制又不能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致使全球治理碎片化，由于主体利益的差异性使得在行动的认同上很难达成共识，造成治理成本增加。同时，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社会失衡、贫富差距、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使得全球化的推动者也对全球化犹豫不决，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新挑战。
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国际社会的诸多矛盾在非常态氛围中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险。国际社会的矛盾源于国家间的利益对抗，当矛盾各方在利益方面的政治关系发生激化，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非常态发展超出内政的心理承受程度，必然会引发内外政治局势的剧烈变化。基地组织的兴起及在全球制造恐怖袭击与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不无关系。随着人类需求的不断增长，资源的稀缺性不断显现，加大了利益冲突的风险，再加上经济的不平衡和文化的差异造成国际人权意识的分歧，国家间的“战略互信”很难构建。地缘政治变迁、非均势化发展、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极端宗教势力壮大、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都会导致非常态下利益冲突升级。在国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某一领域的冲突都会牵动其他领域的稳定，引发地区、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的全面动荡。国际矛盾和冲突是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减少矛盾和冲突是对各国的巨大挑战，如何既能防止事态失控，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利益，找到利益平衡点，在考验各国的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