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的报道认为我国现在是全世界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当然，我们的人口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占到五分之一。但有统计数据说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死刑加在一起也没有我们中国多，那么，这就带来问题了，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精确，总之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的死刑数字是比较高的。
《刑法修正案（九）》实际上已经准备了快一年，我也参与了立法机关的一些内部研讨。实事求是地说，最后公布的拟废9个死刑罪名，比我们事先预料的要多。我们事先觉得这一次能够取消4到5个就已经不错了。这给我一个启发——是不是更高层的领导有时候思想比我们一些具体办事部门还要开明？如果在死刑改革上“小打小闹”，恐怕难以应对形势发展的需要。
如果这9个死罪全部取消后，我们还有46个死刑罪名。从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来，公认的死刑判决和执行大幅度地下降——当年保守的说法是下降了一半，乐观的说法是下降了三分之二。但是，继续从立法和司法上减少死刑的任务还非常艰巨。
早在3年前的2011年，第一次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那一次也出乎我们的意料。那时候，我们想的是，如果有一天中国要减少死刑会从哪一个罪名开始下手？没想到立法机关不是只减少一个，而是一下拿掉了13个死刑罪名。
再往前，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也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2006年，我参加一个国际人权对话，当时有西方学者就说，如果中国不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对死刑作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可能我们会抗议你们的奥运会。我当时就说，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饱受你们西方国家的欺负，现在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难道因为一个奥运会，你们抗议我们就修改死刑吗？
尽管中国的司法制度不会受外界干扰，但我们把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还是考虑到了国际社会的影响这一因素。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经济上的实力已经举世公认，但是制度上以及其他的方面，我们要跟上来。
所以，我想说的一个基本意思是，从2007年死刑判决和执行至少下降一半，到2011年首次减少13个死刑罪名，到这一次又准备取消9个死刑罪名，应当说每一步都出乎意料，步子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快。不过，中国的死刑改革与国际社会的期待还有不小的距离。国际社会现在是什么情况呢？70%以上的国家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已经废除死刑，还有不到30%的国家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还保留死刑，但是实际中真正执行死刑的微乎其微。
我看到《参考消息》上的一个报道称，2012年全世界只有21个国家真正执行过死刑。其中，日本每年的执行数是10个以下；印度是世界第二大国，每年也是10个以下；美国现在每年有三四十个死刑。所以，即使在这些还保留有死刑的国家，死刑已经成为一种仅仅带有象征性的罕见的刑罚，相较而言，我们国家的数字要大得多，还是一种常用的刑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死刑制度改革的压力比较大。有一个公约叫《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就签署了，签署以后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才能生效。但是，一直到现在，这个公约都还没有批准。因为批准以后，我们就要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履约报告，说明这个公约的有关条款落实得如何，这是义务。包括去年的废除劳教制度，都在朝着这个公约的要求努力。
这个公约是1966年在联合国通过的，那个时候世界上的多数国家还有死刑，公约要求各个国家尽可能地废除死刑，“死刑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这个条款怎么理解？什么是“最严重的犯罪”？伊朗认为通奸也是最严重的犯罪；朝鲜可能有另外的解释；中国过去认为盗窃罪也是最严重的犯罪，而现在贪污罪、受贿罪还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犯罪，所以这次取消死刑并没有去考虑它们。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或者标准不一样，各国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执行。
那么，“最严重的犯罪”到底该如何定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此作了一个解释：最严重的犯罪一定要跟剥夺他人生命相关的暴力犯罪联系起来。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比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逃到美国去了，中国跟美国谈判，要求把他遣送回来。美国说，你不能判他死刑，你要判死刑我们就不遣送他回去。加拿大更是这样。为什么赖昌星好几年回不来？加拿大说不是我不愿意送回去，送回去以后我们加拿大很多人权（非政府）组织要状告政府违反《宪法》，因为加拿大的《宪法》是废除了死刑的。所以一直到2011年，中国废除了走私罪的死刑，加拿大才同意把赖昌星送回来。
美国自己也有死刑，为什么还反对？这是因为美国的死刑只是针对严重的暴力犯罪，即一级谋杀罪。从法学专业角度说，美国的刑法思想就是一种报应思想，死刑针对的是一种暴力犯罪，是故意去谋杀别人。按照美国的理解，“最严重的犯罪”不能适用于非暴力犯罪，贪官、腐败分子判刑可以，但不能判死刑，否则，就超出了报应的限度。
为了将这些潜逃海外的人遣送回国，中国和美国、加拿大达成了协议。但是，问题又来了。比如赖昌星这个案子，已经有二十几个人判了死刑，头号分子现在却不能判死刑，老百姓不好理解。
（作者为著名刑法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