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泽渊：推动法治理论的创新

　　卓泽渊，法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副总编辑、《理论动态》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央党校政法部副主任、研究生院院长。2006年6月29日，为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主讲“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2011年3月28日，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主讲“推进依法行政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充分发挥法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我们，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法治理论创新，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

　　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治理论

　　首先我们要明确创新法治理论的目的。我们的创新不是要去违背人类共同的法治认知与法治理论，而是要在其基础上创造出与国情、与时代、与使命相适应的理论学说。要使我们的法治既是人类共同的、一般的，也是中国特定的、具体的。我们需要的必然是立足国情、适应时代、着眼使命的法治理论。

　　一是立足国情的法治理论。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在中国进行的。它必须植根中国的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我们既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首先就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这是我们政治、法律等一切重大决定的出发点。国情的内容异常丰富，包括我国社会的历史阶段即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包括地理区位、国际环境、资源分布、气候条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其发展的实际状况；包括各种社会关系以及阶级状况与阶级矛盾；包括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民族心理等。

　　二是与时俱进的法治理论。人类的法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法治需求，法治理论就必须与时俱进。从中国自身来说，我们处于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个时代，改革开放就是主旋律。必须从现实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出发来构建我们的法治理论。我们的理论必须能阐释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应该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法治应该如何推动改革深化与开放发展，等等。从国际来看，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必须具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必须置于国际大背景之下来考虑中国的法治建设。我们要坚持并继续推动对外开放。我们首先要明白为什么必须对外开放，理清一个开放的中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其中当然包含着对我们自己，对国际社会，乃至对人类发展的意义。我们要理清一个开放的中国对于国际和平发展有什么依赖，有什么贡献。我们要如何运用法治的手段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等等。法治在国际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要运用法治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制裁国际不法行为，推动国际社会朝着和谐世界的目标前行。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国际冲突，及时应对国际冲突，化解国际矛盾，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发展，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方向进步。

　　三是着眼使命的法治理论。我们的法治建设是为了谁，为了什么，这是必须明白的问题。我们的法治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当家作主，为了人民的合法权益，为了人民的和谐幸福。离开这些去谈法治，都是对法治本质的背叛，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严重误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会对法治提出新的要求。不断满足这些法治要求，法治发展了，我们的事业也进步了。尽管法治是我们的一种事业，但是法治又关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它具有全局性、整体性。因此，对于法治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有全面的认识。

　　二、我们需要更新什么法学理论

　　我们还要清楚，需要更新什么理论？说到法治理论创新，我们必须明白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需要创建什么理论，更替什么理论。依法治国并不是简单的社会实践，它必须以一系列基本而重大的理论为指导。这些理论也许既是法治理论又是政治理论，我们要改革治国理政的方式，就必须对既有的法治理论乃至政治理论作出坚决的更新。必须从理论上回答一系列问题，并以此为契机，创新我们的法学理论，建构社会主义的法治理论。具体说来：

　　一是要更新法的阶级斗争论。传统的法学理论认为法是以阶级划分、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作为前提的。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更新法的阶级斗争理论，代之以法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和谐理论。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过渡的阶段，阶级和一定的阶级矛盾也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但最终将归于消亡。其有阶级和阶级矛盾存在，而又不同于阶级对立社会的情形，必然会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使阶级和阶级矛盾发生了，也不可以倡导斗争或用斗争的方式解决。这毕竟是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矛盾，既不可否认，更不可夸大。我们的努力方向，并不是要扩大阶级差距与阶级矛盾。我们要化解阶级矛盾，而不是故意地诱发和扩大阶级矛盾。我们要逐步缩小阶级差距，最终消灭阶级差别，为共产主义社会做准备。我们党是伟大的党，伟大之处就在于我们要完成消除阶级差别最终消灭阶级的历史任务，我们要完成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因此，阶级界限会逐步模糊，我们必须逐步缓和阶级矛盾，进而消除或者化解阶级矛盾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促进并实现社会和谐。阶级矛盾作为社会矛盾之一种，如同整个社会矛盾一样，都需要解决。在抛弃传统的斗争手段的同时，要更多地运用法律来防止矛盾、减少矛盾、解决矛盾，实现社会的总体和谐、全面和谐与长期和谐。

　　二是要更新法的阶级本质论。传统的法学理论认为法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我们要更新这一理论，代之以人民意志论。我们过去一直主张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在阶级对立的社会是正确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还说社会主义法是阶级意志的体现，是某个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就贻笑大方了。贻笑大方事小，背离社会主义中国国情，影响社会主义法治发展事大。我们现在的法已不再是某个阶级或者某几个阶级，乃至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了，而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我们现实社会中确实有阶级存在，但它是一种残存的阶级状态，并无泾渭分明的阶级划分，更无势不两立的阶级矛盾。谁也无法清楚而准确地确定今日中国的统治阶级是谁，被统治阶级是谁。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是一个伟大的阶级，它的革命并不狭隘地只为自己，要为所有的劳苦大众，甚至最终要为解放全人类。正是这样的情怀，使得无产阶级有阶级意识，但是在其革命成功之后，又不会为狭隘的阶级意识所局限。它要领导全体人民，它要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它要不断扩大人民的数量与范围，最终消灭阶级。当然消灭阶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它必须不断为此努力。将社会主义法确定为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正是无产阶级伟大气魄的体现，是其使命的要求。

　　三是要更新法的阶级工具论。阶级工具论，也就是法的阶级斗争工具论。在今天，我们要更新阶级工具论与阶级斗争工具论理论，代之以人民权益理论、社会和谐理论、公平正义理论、人民幸福理论。法作为单纯的阶级斗争工具是阶级对立社会的法的作用。在当代中国法的作用是什么？传统的法学理论认为，法是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工具。在当代中国，法的重要目的和直接作用就是指引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依法化解社会矛盾，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这次党中央明确提出，依法治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就是此意。我们不是要用法律来挑动并进行阶级斗争，充任阶级斗争工具，而是要用法律来化解阶级矛盾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稳定、长治久安。

　　三、我们需要创新与法治相关的什么理论

　　依法治国呼唤理论创新，我们需要更多更新的理论。这些理论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但绝不是历史的倒退，更不是把我们坚决抛弃的陈旧理论死灰复燃。除了法学的基本理论之外，我们还需要创新与法治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其内容极为丰富。

　　第一，创新推动深化改革的理论。当前，经过六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成为了我们的时代主题。全面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们的现实任务。然而我们深化改革的理论还十分欠缺，尤其是何以推动深层次的改革，更需要我们以理性的精神，认真地加以对待。但是我们对深化改革的学术研究不够、理论供给不足，使得我们在改革的过程常常不知所措、彷徨犹豫。如果我们把精力集中到对改革的理论探索，使我们的改革少犯错误，乃至不犯错误，该有多好。

　　第二，创新实现人民民主的理论。实现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上层建筑最为重大的现实任务。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追求。我们曾经的苦难、壮烈的牺牲，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人民。今天我们执政了，我们最有条件将权力交给人民并保障人民充分行使。我们一直在寻找实现人民民主的路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收获，但是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们需要求索，需要不断努力地积极尝试，以促成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全面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无私决定了它无畏并需要法治，更决定了它热爱并实行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而全面实现人民民主才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理想在当代的现实化。

　　第三，创新建设法治国家的理论。建成法治国家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是民族的夙愿。现在这一历史重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我们要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创新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理论支持。法治国家的理论，在我国还十分薄弱，还需要我们在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回应现实需要，在实践中发展完善。

　　第四，创新确实保障人权的理论。人权是人被作为人来对待的权利。人权是基本的，也是神圣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生存、发展、进步。这与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可以贯通，也是能够和需要贯通的。但是维护和保障人权的道路总是充满荆棘、坎坷。客观上，在人权问题上的弱势者往往都是社会话语权的弱势者。他们的人权主张如何表达、人权权益如何维护，很容易停留在社会的表层，难以落到实处。尤其是在人权表达渠道有限和受限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弱势者的人权，成为世界各国的难题，也是中国的难题。我们理当首先在理论上加以探讨，并在实践中加以重视。

　　第五，创新谋求国家富强的理论。近代以来，中国因积贫积弱而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在艰难困苦中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为了国家富强，付出了无数的牺牲，作出了最艰苦卓绝的努力。今天这样的国力，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虽然离世界发达国家、离社会主义强盛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已经来之不易。在贫穷、落后并没有远去，相当多的贫困人口还需要扶助，落后地区急需要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如果我们不能集中精力于发展，百年的强国梦想必将毁于一旦。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无不包含着富强的理想。我们绝不能失去了走向富强的机会，对于可能分散发展注意力的任何理论，我们都必须保持百倍的警惕，并予以坚决的否定。

　　第六，创新促进社会和谐的理论。我们的社会是有很多矛盾，这些矛盾纠纷也影响我们的安全稳定、安定团结。这些矛盾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有时还会很激烈。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这些矛盾，而在于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如果我们用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必将激化矛盾，并无助于真正地实现社会和解与和谐。我们必须遵循法治的路径来解决这些矛盾，推进并实现社会和谐。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阶级和阶级斗争尚未清除，人们还有诸多误解和歧见，为此，我们必须担当起社会和谐理论创建责任，以取代不适当的阶级斗争理论。

　　第七，创新推动科学发展的理论。我们处于一个不断科学化，日益需要科学化的时代。我们深知发展是硬道理，其实我们更必须明白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愈来愈明白，没有科学发展，许多所谓的发展成就将是得不偿失。有许多由发展带来问题，可能会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中困扰我们。科学发展，是我们必须时时牢记的原则，更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的政策是否正确、决策是否可行、法律是否适应社会需要，都与其是否科学，是否能够推动科学发展具有极大关系。加强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创新，是推动科学发展的现实要求。

　　第八，创新实现公平正义的理论。公平正义是人类的理想，既现实又遥远。它就是阳光，不是每天都有，但是人们怎么都不可以离开。它为人们日常所需，但又常常被视为稀世珍宝，难以顺利获得。如何实现公平正义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难题。我们需要深刻把握什么是当今时代的公平正义，如何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特别是在公平正义受到危害的时候，何以救济；一旦出现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如何加以消除，最终使公平正义成为现实。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首先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解决。

　　第九，创新维护世界和平的理论。目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但总体上还是和平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主题。我们不仅要有这样的判断，利用这样的有利形势迅速发展自己的综合国力，而且还要推动世界沿着和平与发展的路径前行。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永远是我们的根本目标。一个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是中国的现实需要，也是未来理想。在国内问题丛生，尚难长治久安的时候，还去挑动国际阶级斗争，引发国际争端，既是分身乏术，也是无事生非。在国内急需改革发展，国际上还有许多领土边界问题尚未解决的时候，还要去发动国际阶级斗争，无异于惹火烧身，引鬼上身。当前尽管国际霸权主义依然存在，但是国际法治化无疑是世界各国对付霸权主义，既无可奈何又最为必须的手段。我们应该加强维护世界和平的理论研究，为自己、为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十，创新追求人民幸福的理论。人民是最伟大的社会主体。追求人民幸福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至高的理想，也是我们发动群众、服务人民的旗帜与目标。如何实现人民幸福，是我们的根本追求，也是理论构建的根本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实现人民幸福，永远是共产党人的理想。我们一定要以是否能够让人民幸福作为检验任何理论的政治标准与价值依据。凡是对此有益的理论就是好的理论，凡是对此有害的理论，都是错误的理论、反动的理论，我们必须予以坚决摈弃和彻底否定。

　　总之，我们需要依法治国时代的新理论。太多太多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太多太多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理论供给不足，是中国理论界的短板和有愧于时代的心灵重负。现实中国所需要的是理论创新和创新理论，而绝不是要到历史失误中搜寻错误理论并将其起死回生。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从中国依法治国的实践需要出发，来创新我们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