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范式与中国问题研究”分论坛综述

　　11月7日下午到11月9日上午，北京论坛分论坛三“汉学范式与中国问题研究”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一会议室召开，共有21位中外知名学者参加了论坛，其中19位作了主题报告，内容涉及汉学与中国问题研究的诸多方面，并引发了现场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第一场：汉学范式与中国问题的定义

　　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跃红教授首先作了题为“汉学范式与中国问题”的报告，他谈到域外汉学研究的历史和模式，引出和本土汉学研究相比域外汉学研究在学术目标、价值追求、研究范式与方法论上是否有区别的问题，指出过去欧洲汉学家们将汉学局限在文字训诂和文献考据的研究上，而现在汉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化，走出学科领域，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方面。但中国本土研究者从前总是参考西方文学哲学理论，如何建构自身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是当前中国学者面临的问题。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焯然教授作了题为“从汉学到中国学：人文学科与中国研究”的报告，他认为，面对中国的崛起和西方学术的夹攻，汉学研究已经变得不仅是单纯的文本问题。汉学的概念有Sinology、Chinese Studies和China Studies不同的翻译，反映了汉学研究的不同范围。汉学研究呈现出无所不包的趋势，一切与中国社会相关的政治历史经济甚至地理音乐问题都变成了汉学的研究对象。汉学究竟属于何种学科？是否应该突破人文学科的界限走向社会学科？他对汉学范式和中国问题的定义及汉学研究如何发展提出了思考，尤其在发言中巧妙运用了苹果橘子的比喻，认为现在的演技像是看着一个苹果形容一个橘子，橘子是西方根据自身内在逻辑一致性，而中国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消失了。

　　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晓明教授作了题为“不可能的三驾马车——试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源起与建构”的报告，他以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中周扬、胡风、冯雪峰的作品引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源起与建构问题，认为所谓“汉学范式”是历史地生成的，就像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现实状况（譬如意识形态诉求、突出的政治性、发达的底层书写）。陈晓明强调汉学范式和中国问题研究具有本土性和复杂性。

　　讨论环节，北京大学金永兵教授对李焯然教授提出了Chinese Study和China Study的概念辨析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傅刚教授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立场提出了对“范式”定义的疑虑，陈晓明教授回应认为统一的范式在今天不存在，当今学术研究已远离整体主义和正确性，他所理解的范式是现代的问题。学者们还对范式焦虑的造成、理论匮乏的解决、如何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下半场会议主要围绕文献研究展开。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孙朝奋教授围绕着如何教授没有汉语感的外国学生汉语这一话题展开“大数据时代汉语学习与研究”的报告，强调国际初级汉语教学的原则是因材施教、言简意赅和因人而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敕瑞则讨论了如何利用出土文献校读传世文献。南京大学程章灿教授介绍了晚清兴起的彩笺和石刻文献。

第二场：汉学与文史哲美学

　　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寇致铭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西方汉学界的鲁迅？皮埃尔 尼克曼斯、西门 雷斯、雷内 雷斯以及鲁迅的‘审美化’”。他主要就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皮埃尔 尼克曼斯对鲁迅的研究著作展开讨论，发表了自己对于这位细致研究鲁迅文学的汉学家的评价，并用流利的中文朗诵了一首鲁迅的诗歌作为结尾。

　　北大中文系教授廖可斌阐释了自己对于新左派的一些感想。较为全面地讲解了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文学研究特点、派别成因、存在的问题。虽然持有较为批判的视角，但是廖可斌不否认他们在汉学文学研究上的巨大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的陈建华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西方美人’与中国女性未来的想象——以民国初期通俗刊物为例”，用图片展示进行对比，分析了东西方女性形象的区别和联系。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田仲一成的主题是中国南方民间艺术戏曲——傩戏，题为“中国传统汉学家会不会接受人类学或民俗学的思考方法？”。他提出了对学者们并不关注非正统文化的民间文化遗产现象的担心，认为中国戏曲学界低估了傩戏价值，否定其与戏曲的关系，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想法。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叶舒宪的报告“丝绸之路说遮蔽下的玉石之路”，为丝绸之路的名称正名并提出了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精彩纷呈地讲述了中国的玉石文化和玉教伦理精神。

　　最后发言的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钱志熙，题目为“论王维玄佛结合的人生哲学与艺术的关系”，阐述了王维与道教的深刻渊源。

第三场：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外学术对话

　　伦敦大学陈靝元教授以“对视：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学”为题，探讨汉学与其它文化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他认为，海外汉学与国内汉学不断融合的学术国际化发展趋势是二十一世纪汉学发展的优势，亦是寻求突破的一大挑战。然而作为一种非主流学科，海外汉学是否能够与西方自身文明域内的主流学科实现双向对话？陈靝元以自己对1616年中英戏剧跨文化研究的实践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得出结论，汉学家对于英国戏剧研究的认知，远大于英国戏剧学家对中国戏剧的研究；而中国普罗大众对英国文学的接收也远大于英国民众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了解。他希望中国古典文学能够在深度与广度上为海外学者与读者进一步了解。

　　北京大学傅刚教授结合自己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几十年的经验，从七个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研究的目的、意义、方法与教学对象。古代文学研究要遵守历史学的规则，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以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读书自识字始，中国学的核心是中国古代典籍。”他认为，考证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严谨的使用原则，目录、版本、校勘是传统学术研究的三把钥匙，然而当代学术界对于材料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尽管古代文学研究有深厚的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传统做基础，同时又具有现代学术意识，需要古今结合，不可偏废。此外，古代文学研究还要注意平衡其艺术性问题，学科的理论总结和文学史研究必须是在专题研究基础上开展。“中外学术交流需要平等，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认识偏差。”傅刚教授指出，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如何在平等的学术环境中进行交流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来自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的李集雅（Tiziana Lippiello）教授以利玛窦等基督会会士对四书翻译的例子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对汉学发展的影响与贡献。她介绍说，利玛窦1595年曾向耶稣会会长撰信一篇，解释四书与六经，随后带领若干基督会会士，进行了一系列中国典籍的翻译工作，其主要目的是表明中国的典籍证明了中国的“上帝”即“天主”的存在。在利玛窦对古籍的翻译中对一些中国传统理念有自己的解释说明。比如关于“德”的解释，利玛窦认为德即善，人有性之善与德之善两种善。利玛窦有自己的形神论，将形与神分开，认为神乃形之本主，神比形重要，神操控形。“仁”既是爱人，也是爱天主。报告期间，李集雅讲着流利的汉语，展示了详实的汉学经典翻译史料，其严谨真诚的治学态度赢得了在场学者热烈的掌声。

　　“复兴与启蒙两个概念在明末清初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大量的关注，反映了从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通道，中国追求现代文明的风气也延续了这一通道。”来自图宾根大学的闵道安（Mittag Achim）教授是德国知名汉学家，聚焦在“复兴”与“启蒙”两个概念上，他讲述了这两个宏观理论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史上的作用。他将从复兴走向启蒙的过程分为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三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到现在三个阶段，介绍在这三个阶段最具贡献的人物分别是梁启超、蒋方震、胡适与陈衡哲，历史学家何干之与侯外庐，以及武汉大学明清文化史的研究者。闵道安教授强调说，搞清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对海外汉学家的研究十分重要，这对去除中西方学者交流障碍有所帮助，汉学家的工作还未完成，仍需努力。

　　美国斯坦福大学王靖宇教授通过介绍夏志清与刘若愚两位先生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与成就，论述了西学中用在文学研究中的价值。20世纪60年代，美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拿出了一批西学中用的力作，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刘若愚《中国诗学》更是其中扛鼎之作，二人有着“东夏西刘”的美誉。王靖宇详细介绍了夏、刘二位先生的学术历程，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有新批评的文学观、跨国界的人文关怀与坦率敢言的作风三个特点，《中国诗学》则蕴含着中国特色的诗学精神，融合中西方诗学观念，着眼于建立一个能够超越不同文化的具有普及意义的文学理论。

　　北京大学张辉教授以“我们能否走出‘受动时代’”为题分析王国维《静安文集》对中西方文学的论述。陈寅恪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曾有言：“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其中“互相参证”的涵义尤其值得推敲。张辉教授简要介绍了《静安文集》及《静安文集续编》的篇章，重点分析了《论近年之学术界》与《论新学语之输入》两篇，认为中国思想有能动时代与受动时代之分，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之输入。此外，他还就中西方学术翻译与沟通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

　　韩国东国大学朴永焕教授作了题为“十六世纪末朝鲜与明朝福建交流及友好的历史——以鲁认《锦溪日记》为中心”的报告。在报告中，朴永焕教授用熟练的中文，风趣幽默地介绍了明万历年间鲁认自日本逃亡到中国四个多月的生活经历与所见所闻，展现了包括漳州城、泉州城、福州城等地的闵文化环境与风土人情。《锦溪日记》内容丰富，对于具体了解十六世纪末闽地的政治社会情况，以及明士大夫的观念与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堪称十六世纪末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奇篇。

　　讨论环节围绕启蒙与复兴、温故与知新两个话题展开。话语的背后也许有着内在不同的涵义以及主导话语权的不同立场，研究语词的使用十分有趣；中国学术研究领域将“温故”做好、继承传统的同时，是否需要能够在“知新”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学者们各抒己见，提出了中国学术发展中一些坚守与挑战，表示古代文学研究中保证学术“链环”不断是最重要的，出新不等于推出全新的东西，把古代的真相还原也是一种“新”。

第四场：圆桌讨论——中国问题研究的未来发展

　　圆桌会议主持者陈跃红教授首先对各位学者此前的二十场专题报告进行了梳理回顾与总结。他指出，“汉学范式与中国问题研究”这一乍看来似乎冒险的大话题，通过这些天里学者们立足本土、面向国际的讨论，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思想成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动向无疑是汉学研究的范式转变。具体而言，这一范式的转变在汉学研究方法上表现为从传统的文史研究向吸收社会科学方法的转变，比如东京大学田仲一成教授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关注，斯坦福大学孙朝奋教授在研究中对大数据的引入等等都是典型的案例；而就研究对象而言，则表现为从只关注单一文本向借助其它文化、文本等参照系的转变，比如从对文学文本的独立研究到结合刊物图像、现代数据等等。总而言之，汉学研究开始寻求积极有效的多方对话，整合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诸多问题，开始主动寻求更大的天下观。

　　在圆桌讨论阶段，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晓明教授与廖克斌教授首先发言，他们就中国的新左派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他们认为，在中国的特殊历史与政治环境之下，左右之辨成为汉学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严肃问题。进而他们指出，中国的左派与右派的差别不能与西方的传统概念相混同，要首先理解西方的左派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历史极权的压力而展开批判，而中国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直接历史压力却并非如此，因此在中国讨论所谓的左派与右派的问题，就必须回到中国本土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国情之中，否则就会陷入概念混淆与时空错位的悖谬当中。

　　来自伦敦大学的陈靝沅教授紧接这一话题，进而提出概念的厘清是汉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他认为，讨论任何学术问题一方面需要保持开放与包容的姿态，主动突破学科的、空间的界限，但另一方面更应该在突破的过程中对于概念的交接问题保持谨慎，比如前面讨论的左右之分就是一例。他接下来结合自己在英国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指出，当前的英国学术界很强调对特定研究的影响力进行量化的比较，但这一理工科的思维方式却并不一定适合人文学科的价值判断，这就同样涉及到学术跨界与概念厘清这一关键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焯然教授同样对此表示关注。他指出，理工科的量化思维方式在人文学科中并不适用，因此强调跨界的同时，人文学科应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学术框架与评价体系。日本东京大学的田仲一成教授补充认为，学术研究的跨界只是基于扩大眼界的意义上而言的，但在具体的研究当中找到自己的基点，将其它学科的经验与方法加以创造性吸收而不失去自己的研究思路才是可取之路。

　　最后，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叶舒宪教授与来自北京大学的钱志熙教授对于学科跨界问题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并提出“学科不重要，问题重要”的判断。他们认为，学术研究并不应该固步自封于某一特定学科范畴，而是在把握自身主体性的基础上，针对特定问题进行任何力所能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