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论坛“社会投资与影响力测评”专场综述

　　11月8日，2014年北京论坛“社会投资与影响力测评”专场在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中馆举办。此次研讨会包括“社会影响力测量和评估的当今议题”“方法论：影响力的测量和评估”“培育社会投资生态系统”“社会投资案例”四个圆桌会议。

　　上午9时，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和韩国社会投资协会的李钟洙理事长分别从公民社会和社会投资的角度进行主题演讲，揭开了本次研讨会的序幕。

　　研讨会的第一场圆桌会议“社会影响力测量和评估的当今议题”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景鹏教授主持。来自不同国家的发言者介绍了当前国际社会影响力评估的现状和趋势，向与会者展示了社会影响力测评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在全球兴起的全景式图像。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伊藤健教授认为，影响力评估是通过货币化来促进社会价值的一种手段。政府的推动、高效利用资源的要求是日本影响力评估的驱动因素，但是采用何种标准进行评估仍是其面临的挑战。韩国天主教大学的罗浚荣教授把实现社会价值的内部化及使其进入到价格体系并在社会领域发挥作用作为社会影响力评估的重要目标之一。他对韩国影响力评估工具进行分析，同时探讨了英美国家在影响力评估中使用的方法。比如，英国在评估过程中引入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美国发展出IRIS和GIIRS等一系列评估工具，并针对不同领域需求将其定制化，从用户需求出发为投资者提供足够的投资信息。俄罗斯人文大学的Natalia WLADKIKH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专业的评估专家社区、跟进国际的议程和吸取它国经验教训、“理论上的巨人，实践上的小矮人”是俄罗斯现阶段影响力评估的特征。随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刘能教授和政府管理学院的袁瑞军教授作了精彩点评。刘能认为，社会企业在中国实际上代表着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资本或者资本的持有者，以一个具有文化恰当性、政治正当性的方式介入到社会治理中。袁瑞军对发言者的问题导向意识、理论与实践融合的经历表示印象深刻，并进行了思考性的总结。

　　第二场圆桌会议“方法论：影响力的测量和评估”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陆军教授主持。香港社会效益分析师学会、B-Lab项目经理梁巧文女士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以香港和美国B-Lab的影响力评估案例为切入点，分享了相关评估工具的优缺点。北京社会资源研究所的李志艳总结了评估工作的三种应用场景，分别是项目规模化前期所进行的有效性论证、政府推行某项政策或者某项工程的试点论证、项目战略升级前的论证。韩国Impact Square的CEO都贤明简要介绍了社会影响力评估在韩国的成就与挑战，并认为社会影响力评估是一种影响力商业语言，其对象是包括慈善家、政府、影响力投资者、消费者、社区、企业家、管理者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这种语言能够使影响力投资者清晰了解社会组织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贡献。三位学者发言后，中国人民大学的康晓光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的曹堂哲教授对发言进行了简要点评。康晓光指出，建立一个社会影响力测评的学习圈和共同体，通过各式各样的活动把这个共同体和国际社会接通，对于该事业的发展是一种最有效的推动。曹堂哲认为，政府的绩效评估和社会影响力评估这两种模式可以在未来发展中统一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能力的现代化中。

　　下午的两场讨论以社会投资为主题，分别由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和SK集团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主任王允钟博士主持。

　　来自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基金会等各界的代表围绕“培育社会投资生态系统”主题，就社会企业和政府应该如何行动进行了发言。英国社会金融有限责任公司（Social Finance）的主管Ben Jupp认为，当今传统的慈善组织如基金会希望通过持续性更强的资金来源来维持运转、应对挑战，社会投资和社会企业的重要性由此凸显。我们要重视信任在社会投资领域的作用，优秀的社会企业能够引起其他社会事业的投资者进入，促成社会投资生态系统的多样化。对于社会生态系统，SK集团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主任王允钟博士则持有独特观点。他指出，社会企业的两个使命分别是获得足够的经济价值以持续运营和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但是目前企业的发展和其所在的整个生态体系发展缺少一个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的环节，企业提供的很多商品和服务是无法用市场价格来衡量的，而社会企业正是在财务稳定性和社会价值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基金会中心网的程刚则认为，要在中国培育良好的社会投资生态系统，首先政府应出台相应的产业扶持政策，其次基金会应扮演重要角色。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侯伊莎对政策环境的重要性表示赞同，并提出现实矛盾的暴露、外部环境的影响、上级部门的要求以及其它部门改革的影响也是促进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上述嘉宾的发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万鹏飞教授从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表达了对于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担忧。他认为，政治环境的控制性、法治环境的不确定性、社会环境的功利性都是限制社会企业发展的因素。

　　下午的第二场圆桌会议以社会投资案例为切入口，讨论如何通过社会投资扩大社会效益。社会创新合作伙伴（SVP）的Lance Fors结合过去十年在学术界、企业慈善领域的经验提出，培养“I-We-It” 的全局观、“N=ALL”的思考模式和无畏的领导精神，是促进社会效益规模化增长的关键因素。Ben和Lance介绍了处于成熟发展期的发达国家社会企业现状后，乐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沈东曙与我们分享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社会企业领域尚处于分散创新期，少定义、多实践和少政府支持、多市场资源是中国社会企业走向市场构建期要重视的。通过帮助社会企业成本社会化、投资持续化、治理规范化和专业化，最终达成服务规模化的目标。韩国社会投资协会理事长李钟洙介绍，韩国社会投资协会运行社会投资基金，为能够创造社会价值的项目提供配套的贷款，还提供相关的目标评估和咨询服务，为资源缺乏或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支援。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支持是社会部门获得资源投入一个很有效的方式，通过政府投资先行吸引其它行业的资金，使其资金来源多样化。但是，囿于法律的因素，社会投资协会目前并不能直接投资。与韩国的情况相似，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的丁立女士看到，当前优质投资对象和投资组合的缺乏，使得中国的社会企业投资非常不足，资金短缺更导致难以吸引优秀人才。社会企业能否通过建立良好的商业模式、获得系统的社会资本、支持并吸引和留住人才，直接关系到社会企业能否做强做大。韩国希望慈善机构的董事李元宰也认识到，传统合规的方式已经对社会问题束手无策，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是韩国社会的一个新趋势，为国家政策模式的改变提供契机。随后，参会嘉宾和演讲嘉宾就社会投资和社会企业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互动探讨，形成了热烈的讨论气氛。

　　最后，社会企业专场研讨会的总负责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袁瑞军教授对本次研讨会进行总结。她说，面对社会问题的急迫性和挑战性，社会创新成为有效的解决方案，社会投资和社会影响力评估只是这些解决方案的一种。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将社会创新付诸实践，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