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荣 霍文琦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圆满落幕，APEC已走过25个年头。
有学者提出，正如此次APEC北京峰会“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主题所传递的内涵，“加强合作，展翅起飞”是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的共同目标。在APEC发展进程中，此次《北京纲领》和《亚太伙伴关系声明》的通过，是继1994年《茂物宣言》后具有推动意义的历史时刻，必然在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实现三大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李向阳说，APEC北京峰会成果丰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这三个会议议题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此次会议最务实的一项成绩，是通过了亚太自贸区路线图，这对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大贡献。李向阳认为，“正因如此，此次北京峰会在APEC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盛斌解释，美国2006年曾提出推动建立亚太自贸区的倡议，但由于没有考虑到APEC中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一些实际情况和因难，未在成员间达成共识。李向阳说，“此次北京峰会达成的共识，使得21个成员都参与进来。这种平等、包容的理念，直接推动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也为APEC未来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对“互联互通”理念的升级，是此次北京峰会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李向阳告诉记者，“除APEC 21个成员外，印度、蒙古等‘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合作伙伴也在加强互联互通方面取得了共识。‘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正是互联互通。正在积极推进中的亚洲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也反映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有意愿、有能力推动互联互通的发展。”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说，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是亚太地区落实区域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的“抓手”。“很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方案停留在口头、口号层面，实施起来不顺畅，就在于硬件、软件、民心上的互联互通做得不够，地区经济合作的毛细血管被堵住了。这次APEC峰会抓住了问题症结，就是要疏通、打通长期困扰APEC经济合作向更高阶段迈进的经络和毛细血管，让经济增长活络起来。”
“创新与改革”继续作为APEC成员的基本共识，是北京峰会的第三项成绩。李向阳说，“金融危机后，各国都面临着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寻找新动力的任务。因此，创新与改革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课题。”此次北京峰会中，中国提出向APEC提供1000万美元援助，用以提高亚太地区贸易一体化的能力改革。盛斌补充说，随着全球和地区国际生产体系发生巨大变化，国家间相互依存度提高，越来越多的贸易产品需要多国共同制造、提供服务。随着中国提议在亚太地区推进全球价值链，以及亚太自贸区路线图达成共识，更多适应新型国际生产体系的合作方式都将体现出创新与改革的精神。
APEC迎来新转机
盛斌认为，自主、自愿、非约束性原则，既是中国一直坚持的外交和经贸原则，也是中国始终强调和坚持的“APEC方式”。APEC强调协调的单边主义、开放的地区主义，并非欧盟那种相对封闭的贸易体。“APEC成员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等，各成员经济发展差距巨大，这也决定了APEC最初建立时，并不具备建立约束化制度化的合作机制的条件。”
如果说此次北京峰会APEC成员集体通过的亚太自贸区路线图，体现了APEC一以贯之的区域合作的包容精神，那么推动亚太自贸区的逐步建立，则标志着APEC逐步由协议平台实现机制化。盛斌认为，亚太自贸区具体什么时间建成、实现路径如何设置，首先需要进行亚太自贸区可行性研究。
李向阳说，在亚太自贸区可行性研究达成共识后，还需开展亚太自贸区具体谈判，最终结果才是亚太自贸区形成。“而现在关键的第一步，即建立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已达成共识。”
“不过，APEC成员中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尚存分歧，这是接下来要继续克服的难题。”李向阳解释，20多年来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对所有国家都有益，但在利益分配方面，发达国家认为自己是相对利益受损者，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相对受益者。发达国家如今希望“再全球化”，本质是重新制定贸易规则，把发达国家原有的环保、知识产权、劳工条款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纳入到新的贸易规则中来。但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阶段，这种“高门槛”的贸易规则显然并不公平。
APEC在复杂的成员构成前提下，推出自贸区谈判尝试，恰可以对正陷入改革困境的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产生示范效应。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庞中英认为，北京峰会所达成的相关共识的激励，为APEC实现机制化提供了新转机。他提议，未来或许可以设置“三驾马车”，即前后三届峰会东道主协同办会，“这有助于督促、落实已通过的声明、纲领，突破现有APEC论坛形式，进而推动形成有约束力的APEC机制”。
以中国步伐推进国际合作
此次APEC会议前的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旨在推动亚太各国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国（境）腐败行为。李向阳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国内外事务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国内改革开放离不开国际背景，国内任何政策和战略也必然对外部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正在建设中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也会促进国内改革。“这都是在逐步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以开放促改革’。”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对地区事务参与度的加大，全球治理将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庞中英说，中国在地区范围内推动亚太自贸区路线图，是对地区治理，甚至全球治理的一个重大贡献。然而，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一些西方国家却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看作对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对此，我们应该继续秉承传统文化理念，推进相关外交工作。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都不是为了取代、挑战现有地区和世界秩序。中国并非世界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
苏长和也认为，新形势下，外交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家的国际事务管理职能只会增加不会缩小。随着中国日益参与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国际公共管理能力建设会成为一个新兴产业。“此次APEC会议，中国主动提出为相关国家提供2万个互联互通项目方面的人才培训名额，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的国际组织人力资源战略，既要考虑向已有国际组织输送人才，更要有战略目标，培养在双边、小多边、大多边体系中的国际行政管理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