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杜宁凯进行主旨演讲(黄策舆 摄)
人民网北京11月7日电 今天上午,第十一届北京论坛——北京论坛(2014)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中国与世界:传统、现实与未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杜宁凯在开幕式发言,全文如下:
我觉得非常荣幸、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北京论坛。我想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简短的讲话,尤其是在王教授之后演讲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可以做一个呼应。我不会谈亨廷顿,但是我想谈一谈布鲁姆的一本著作。
哲学家布鲁姆写了一本书叫做《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这个也是我演讲灵感的来源,这部作品当时打响了文化战争的第一枪,触发了保守的传统主义价值观同激进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对抗,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大论战,在这个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掀起了一场大的论战,布鲁姆引起的论战涉及到了大学生活、涉及到了人文学科的地位,以及布鲁姆所谓的灵魂的状态。这本书的精装本销量接近50万册,4个月时间里面一直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居于榜首,而且被《纽约时报》的书评家评为必读的作品,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又出现了许多批判性的书评,认为他对于古典时代和美国高等教育的特性描述是有错误的。
27年已经过去了,作为人文主义者来说,我们难免会怀念当年的那段岁月,因为当时参加文化战争的任何一个方面的人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我们关注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在80年代末的时候,布鲁姆和其他的评论者对于60年代人的那些批评意见来说,他们不得不承认说针对布鲁姆对现代大学的指摘是有可能会归列到政治激进主义里面。对我自己而言,我认为布鲁姆对现代大学的攻击,实际上对我来说也是有很多个人关系的,因为他所抨击的那些学科架构正是我自己40年来学术生涯的一个写照。他在书中这么写,他说:“评判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生活,应该是以自然为标准,所以哲学、历史学或者人类学成为最重要的人文学科”。同时,他认为历史学和人类学是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学说,因此在重要性上是低于哲学的。他认为这些学说成功的打压了西方世界曾普遍持有的知识帝国主义的论调。他认为对于文化和文明的研究他有两点是不能接受的,第一,文化和文明的研究可以同时具有批判性和道德教育的意义,第二点,道德观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这当然也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美国的学者一种很深刻的不安感,他们不愿意接受美国在二战之后逐步的登上历史舞台。
在二战期间,美国曾经派驻军队到世界各地,而且美国还意识到自己对世界所知甚少,在二战结束之后一批美国大学都斥资启动了地方研究的课题,也得到了联邦政府、卡耐基基金、洛克菲勒基金等地方基金的资助,在二战期间了解这方面的人也开始引导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历史学、政治学、古典主义方面的专家也开始在这些顶尖的地域研究中心接受培训,之后把他们学到的知识传播到世界各地的高校之中。美国大学刚刚开始来接触相关的通识教育的时候,我们认为有必要让学生意识到来学习除西方之外的其他文化和文明,包括马克思韦伯和相关学者的作品,都反映了新教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而他们认为西方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表现的活跃而激进,目前我们也在重新审视这些观点,因为中国在过去35年的巨大成就让我们反思这些西方的观点可能是有问题的。中国本身也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
最后我想说,在进行历史和文明争论的时候,核心就是要去看历史本身,历史始终是由胜者来书写的,而且很多人都是把历史进行重新的改写,来维护自己当前统治、当前体制的合法性。因此,历史本身非常的复杂,可能前后充满了很多的矛盾。而我们要知道,历史还有文化都不是一个机械性的过程,它始终要放到一个新的视角、新的背景下去进行评估和了解,我们自己也要借助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需求来不断的检验当前的真理。世界文明史是在不断的去累积真理、追寻真理的过程,要不断的去消除各种各样的界限和边界,长远来看,我们必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看到之间的互动和发展的动力。在我们尝试设计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制度的时候,我们要去突破所谓的这种全球主义的一种泛泛性的概念,我们要去设置那些实际可行的制度,这些制度可以进行治理、管控和干预,从而能够实现合法性、和平和效率。
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也不免要去思考如何去突破世界主义的范畴,如何去建立全球公民的身份和认知,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跨国治理的模式,为此我们需要一套全新的政治经济理论,这套理论应该是能够包容文化的差异,同时又能够鼓励相关的对话来构建新的文化,我想要想建立合适的全球理论就必须要合作来开展全球的知识和政治项目。大学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全球最成功的机构和组织,他们在国际范围之内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包括开创性的知识,也包括批判性的知识,另一方面,他也促进了这些知识观点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在国内也备受推崇,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们也在打造全球性的校园,通过互动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加速本校和其他校区的国际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希望能够汇聚学者观念和智慧,不仅要去打造新的课程,而且要去提出新的理论、新的观点,缔造新的传统,这也是我来到北京的目的之一。
在我的这个项目之中,我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能够发挥根本性的作用。我们一起携手,使得各个国家的精神都逐步的开放,这样才能共同的抵御和应对未来的全球挑战和抓住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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