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志江：宗藩体制的渊源及其理论基础

关于宗藩体制的渊源，中外学术界一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宗藩体制起源于先秦时代的畿服制度，即西周时期周天子与诸侯、卿大夫等之间的封册和朝觐、聘问制度演变而来。周天子为天下之大宗，诸侯则为周天子之藩属与周天子构成宗藩关系，并定期向周天子朝贡5。由于西周时期华夏与四夷交错而居，故区别五服亲疏的标准主要是与周天子宗族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远近，其中甸服、侯服、宾服属于华夏族，其与周天子宗族与政治关系亲近，故周天子以刑威或征伐的手段要求其履行各自不同的朝贡义务，而要服、荒服由于与周天子宗族和政治关系疏远，故周天子不以刑威而以德化使其归附，即《国语》所谓：“先王耀德不观兵。。。。。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故要服者，当为可以邀约羁縻之农耕民族，而荒服者恍惚不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故多指游牧民族，其与华夏族文化迥异，故而仅以德化感召之而已。其与周天子的关系除朝贡外，还承担拱卫周王室四裔即边境的安全义务，即所谓天子守在四夷。

西周的五服制到战国时代，演变为所谓九服制度，其名称与五服制略有差异，即在五服制的基础上，由王畿向外依次五百里分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共九服。九服之邦国，“小大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但不论是五服制，还是九服制，均是以周天子为中心，以宗族和政治关系的远近，构建成以周天子为中心，由层层分封而形成的同心圆式的结构等差体系，在此一体系中，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华夏族居于天下之中，蛮夷、外藩则处于该体系的边缘，每一政治单位，根据其与周王室的宗族和政治关系的远近，承担定期向周天子朝贡等各级不同的义务。所谓朝贡，《周礼》谓：“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靓，东见曰遇。”而《尚书》谓“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孔颖达《五经正义》疏曰：“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朝贡关系构成了宗藩体制的核心和运作的基础。诚如梁启超先生所云：“诸国与中央之关系，大略分为甸侯卫荒四种。。。。。中央则以朝觐巡狩会同等制度以保主属的关系。”然而，早在周穆王时期，由于戎狄等游牧民族叛服无常，“荒服者不至，”春秋时代，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和春秋五霸的崛起，诸侯与周天子之间的朝贡关系，也仅仅依靠春秋霸主和武力征伐得以勉强维持，而因夏夷交争，“蛮夷、戎狄，其不来宾也久矣。”训至战国时代，在“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列国纷争格局下，“周王室与诸侯之间的朝贡关系失去存在的依据，而四夷被逐至周边地区，且与华夏长期对峙，外部的朝贡关系也就荡然无存。”随着秦帝国的统一，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宗藩封贡体制为郡县制所取代，但是，以畿服制大一统和华夷观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家安全理念则长期延续下来，并成为东亚传统的国际安全体制的理论基础。

因此，宗藩体制的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儒家天下一家为中心的大一统理念。所谓大一统理念，起源于先秦的儒家理念，即《诗?北山》所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16，均为周天子之天下。而中国的皇帝作为天下的宗主，在政治上以君临四海，一统华夷为主要目标，从而实现万邦来朝的大一统境界。即《论语》所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7《中庸》亦云：“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并形成家国同构的天下一家的理念，即“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为帝臣”。20此一理想，到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儒家的大一统理念进一步成为中国帝王实行对外交往的基本政策和外交理念，并按照儒家礼治主义规范建立起以中国帝王为中心，以藩属朝贡为基础的天下体系。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一统王朝支配下，中国帝王和周边四夷根据宗族和政治地位以及地理远近确定其尊卑、等级地位，分别承担各自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从而形成同心圆式的国际安全结构。

第二，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华夷观，即夷夏之辨。宗藩体制的维系与所谓华夷之辨的理念是分不开的。所谓华夷之辨，是在华夏族为中心的华夷观的基础上，以中原的华夏文化去改变、影响周边蛮夷戎狄的所谓野蛮文化，即“用夏变夷”；同时，严“夷夏之防”，尤其是在中原华夏族势力衰落时，防止周边野蛮民族对中原华夏文明的侵凌，即“蛮夷滑夏”，成为华夏族主要防范的安全问题。西周末年，周王室为犬戎所灭，故时人于夷夏之防甚为重视，以至于所谓“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若线。”齐国管仲改革，富国强兵，即以“尊王攘夷”为旗号，即尊崇周天子，抵御北部野蛮民族的入侵，因此，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2因此，宗藩体制下中国王朝的安全目标，一方面必须严“夷夏之防”；另一方面更致力于实行“用夏变夷”的安全政策。

所谓“用夏变夷”，并非于夷狄之消极防范，而在于以华夏文明影响、改造蛮夷。或谓华夏与戎狄本同族同姓，因地域不同和文化差异形成不同族。如晋惠公谓诸戎“四岳之裔胄也。”因此，华夷文化也是可以转化的。华夷之辨，并非以种族和血缘关系为区别之标准，而是以文化之高低为区分华夷之依据，春秋时代，孔子更以是否践行周礼为华夷之分野，并成为华夷之辨的主要依据，即认同践行周礼，即是华夏，反之则是夷狄，因而，华夷最初并无不可逾越之鸿沟。华夏以周礼规范国际秩序，以礼制德化、感召夷狄认同和接受周礼之政治和社会规范，即是用夏变夷。故唐韩愈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至中国则中国之。”所谓“进至中国”，即为“用夏变夷”。由于中国为华夏文化之核心，所谓“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故华夷之辨除了严“夷夏之防”，防止“以夷滑夏”外，以华夏文化改造周边夷狄，亦为其重要内涵。故梁启超先生谓：“封建制度最大之功用有二：一曰分化，二曰同化。天子不干涉侯国内政，各侯国在方百里或方数百里内充分行使其自治权......所谓同化者，谓将许多异质的低度文化，醇化于一高度文化之中，以形成大民族意识。”“殷周之际，所谓华夏民族者，其势力不出雍岐河洛一带......及其末叶，而太行以南，大江以北尽为诸夏矣。我国所谓夷夏，并无确定界线，无数蛮夷，常陆续加入华夏范围内，以扩大民族之内容。”

然而，华夷之辨不仅以文化之高低为依据，也以地理之远近为划分华夷之标准，其起始于春秋末期孔子著《春秋》，即“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即详周天子和鲁国而略诸夏，详诸夏而略夷狄，亲尊周天子与鲁国，次及诸夏而贬疏夷狄。随着夏夷限域由观念变为现实，建立在详略与亲疏原则之上的夏夷内外之分，遂成后人以地之内外划分夏夷的理论来源。”。此一理念，也成为严“夷夏之防”，防止“蛮夷滑夏”的基本原则，从而，奠定了在东亚历史上以华夏中原王朝为天下之中心，夷狄位于周边四裔的宗藩关系，且呈等差序列层层向外扩散的同心圆式安全结构体系的理论基础。

（魏志江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