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态的恶化源自社会生态的扭曲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然三者发展关系的陷阱，但今天，我们又掉入发展路径的陷阱，盲目学西方、穷忙活，盲从盲动的盲目穷忙，最后还祸害自己，我们究竟图什么？
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文件，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一直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实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根本性的变化，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重新定位，应是“不断扩大的生产体系和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同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印度圣雄甘地说：“地球可以满足人之所需，而非人之所贪。”作为政府只能把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当作目标，决不能把满足人们的无限贪欲作为目标，从而不断吊高人们的胃口，无节制地增大欲望。（中国人都想“通天”，建好和在建的摩天大楼1000多座，是美国的好几倍，摩天大厦一座比一座高，长沙的838米刚叫停，武汉的1000米凤凰塔又在开建）急功近利现象风行，使人们什么都要求快，连恋爱都在搞“闪婚”、速配，一切都不问过程只要结果，为了结果不择手段，“快”已成为社会生活的标杆，不当快而快，必生祸害。
中国人今天摆脱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困境。从城到乡，从女到男，衣着光鲜亮丽，但暴发户的“挥衣如土”、“挥粮如土”心态普遍存在。我国每年产生的废旧纺织品高达2300多万吨，而每年需要进口的纺织品原料高达2100万吨。生产1吨棉花需要15吨水，生产1吨化纤需要925度电。如果把2300万吨废弃纺织品利用率提高到60%，每年可节约1634万亩耕地，相当于节约全国19%的棉花种植面积，可节约石油1880万吨，相当于半个大庆油田。中国人每年餐桌上浪费的粮食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
今天的中国人，一生只关注两个数：即小时候的分数，长大后的钱数。如果我们学习语文只是为了认字，学习数学只是为了数钱，这是人类文明的耻辱，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知识改变命运必须成为真理，一个社会才有希望。金钱一站起来说话，真理就会趴下。著名的桑德尔之问揭示了当今世界的没落。他的名作《钱不应该买什么》答案越来越少了。这个问题在中国尤甚，现在很难找到用钱买不到的东西了。更可怕的是大家不是争相到生产一线去创造财富，而是都在争考公务员，社会不是进行创造性努力，而是进行分配性努力，创造力不用在创造上，只用在分配上，这是社会发展的危险信号。1977年改革招生制度，到2014年全国约有一千个状元，选择专业大多是挣钱的，没有一个学农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靠两大精英群体。一是分配型群体，公务员群体；二是生产型群体，职业经理人。中国分配型人才过剩，进行分配性努力的群体，人才济济，十分发达，中国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主要是为选拔分配型人才，110万举人，11万进士，750个文状元中，基本都是这类人才。今天，公务员考试也是社会青睐的“第一考”，千军万马挤这条独木桥，数千上万人争一个岗位。而自古以来生产型人才的选拔培养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近现代以来落后的一个重大原因，就在于生产型人才的缺乏。创造财富的人才不足，分配财富的人才过剩，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种人才结构扭曲的状态下必然被导入误区，社会成员都挤向分配群体，而歧视创造群体。我们经常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今天有些制度却被权力关进了笼子，制度被权力任意玩弄。张市长要挖一条河，李市长来了又要把河填平修条路，王市长来了又要把路平了搞成绿化带，规划成了鬼话。
从过去“盼温饱”到今天“盼环保”，我们走了不少弯路，是到了该接受教训的时候了。一颗50年树龄的大树，仅涵养水源、制造氧气、为鸟类提供栖居等生态价值，就高达19万美元，一双一次性筷子，饭店收五分钱，其生态价值高达100美元。日本林木覆盖率70%多却不砍伐，只从中国进口木材，而我们的覆盖率仅35%左右，却大量砍伐出口。
今天，美国人生活的最高标准有两条：一是吃的东西是不是自家种养的；二是自家庭院周围生长的是不是原生态的野草野花。而中国人的最高标准是吃的是不是进口洋大米、进口牛羊肉，喝的是不是进口洋酒。居住环境要除尽野草野花，栽种洋花洋草或珍稀名贵花草。美国人大多在秋天到野外采集野花野草种子，撒在自家房前屋后，认为保持最乡土的原生态环境才是最宜居的环境。
人类历史发展证明，谁占有稀缺资源，谁就能掌控社会。奴隶社会，劳动力是稀缺资源，奴隶主拥有奴隶，他就掌控社会；封建社会，粮食是稀缺资源，地主掌控土地生产粮食，他就掌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厂房是稀缺资源，资本家拥有机器厂房，他就掌控资本主义社会；今天，碧水蓝天好空气是稀缺资源，谁掌控这个，注定会主宰未来社会的发展。
保住碧水蓝天好环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下社会进入一个动力机制失范、平衡机制失缺、社会秩序失谐的状态，物欲横流、贪欲无度的现象弥漫在角角落落。由此导致社会已经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互伤链”。你在我鸭蛋里加苏丹红，我在你牛奶里加三聚氰胺。你给我造劣质电缆，我给你造以竹片代钢筋的预制水泥构件。大家相互伤害，在这个相互伤害的过程中，都很高兴，都挣到了钱，口袋都装满了，但社会道德被掏空了，良心被掏空了。不光中国企业如此，进入中国的“洋快餐”同样被卷入其中。近五年来，洋快餐已曝出17起安全事件。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乱象：敬畏感缺失、羞耻感淡漠、价值观混乱、潜规则盛行，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更可怕的是破坏了社会生态。中国有句古话叫“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天变成了“士为知己者装死，女为悦己者整容”。德高望重变成了权高望重、钱高望重。男人女人化，女人小孩化，小孩宠物化，宠物贵族化，贵族没文化，文化商业化。大学里只见大楼不见大师，社会上只见富豪不见文豪，学术界只见高塔不见象牙。人们把虚构当历史，把赚钱当文化，把常规（不偷、守时、诚信）当典范，把底线当上线。社会生态一旦遭到破坏，比自然生态恢复起来更难。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在于有福不能同享，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在于有难一定同当。我们一起头顶这个“生态灾难”，必须齐心协力克服这个“灾难”。
恢复自然生态首先需要矫正社会生态
老子早就说过：“慧智出，有大伪”现在还有人打着科学的旗号干着反科学的事情。科技是无限的，而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认识去解释无限的科技显然是不可能的。比如：转基因问题，人类利用基因编辑器可以随意增删去留，转基因动植物对人体有无害处还需要时间的检验，支持方、反对方都不要过早地下结论。目前，转基因只能算是技术，还不能算是科学。因为技术带有人的主观性，科学才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因此，在转基因问题上，务必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的“在研究上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美国转基因技术的核心战略是从源头上控制别国的粮食安全，以巩固霸权。许多年前，就曾有美国人称转基因技术是美国的“屠龙战略”。
今天，人类又进入新的“部落时代”，这不是简单的“返祖现象”，新部落时代与原始部落时代的区别，就是人们在互不见面、互不相识的状态下，通过网络组成部落，“用假名说真话”。这个时代需要警惕的是，我们过度相信自然科学，而忽视人文科学的价值和作用。我们常说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自然科学只能解决“真”的问题，人文科学才能解决“善”的问题，艺术科学才能解决“美”的问题。例如，原子能的技术靠自然科学研发出来，但原子能既可造炸弹祸害人类，也可建电厂造福人类。没有人文科学的引领，这把双刃剑就可能出问题。从一定意义说，人文科学也是自然科学的源头，有了文学艺术天马行空的想象，才有了自然科学通过无数次的试错把想象变成现实。孙悟空拔根毫毛变成无数小猴的想象，今天的克隆技术把它变成了现实，科学家通过276次失败，成功克隆出第一只绵羊，通过9000次失败克隆出第一头小牛。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千里眼、顺风耳、飞天梦、隐身术，今天的科学技术都实现了这些想象。今天我们不能被物欲遮住双眼，还应读一读文学作品，这是人类创新力的源头活水。功夫是中国的，熊猫是中国的，可功夫熊猫却是美国的。中国的穿越剧都是向过去穿越，美国的穿越剧却是向未来穿越。未来是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这就是创新，这就是美国梦。中国人总梦过去，人家总梦未来。美国金融危机，是创新过度、监督缺失的结果。经过几年调整，现在不仅恢复正常，且创新力更强。
我们的祖先只会用权力控制思想，而不会用能力去创造思想。中国和美国两个皇帝都曾制造了笼子，华盛顿通过立宪和代议制把权力关进了笼子，乾隆花了60年通过推行保甲制把民众装进了笼子。后来的结果世人皆知。今天这种余毒仍在，我们有些干部不想解决人们提出的问题，只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们。一遇到问题就说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其实他自己整天都在为历史遗留问题。
今天世界高科技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三大前沿科技。一是新能源技术，二是信息技术，三是生物技术。世界排在前三的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中，美国以高新技术胜，中国以经济总量胜，日本以精工巧匠胜。中国改革三十多年到今天已经发生过两次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型。一是1978年—1997年的靠廉价供给拉动，二是1998年—2012年的靠扩张需求拉动（出口、投资、消费）。今天需要实现第三次动力转型必须靠制度创新拉动，根本在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要再为历史遗留问题。
人类也曾设想仿照地球再造一个和地球一样的生态系统，一旦人类遇到灾难可进入新的生态系统生活。1991年9月，西方一位富豪自己投资1.5亿美元，试图建造这样一个密封的生态系统，取名“生物圈2号”，并征集八名志愿者入住试验，结果只几个月时间，由于内部氧气越来越稀薄，志愿者不得不被迫撤出。因为这个小系统的地面产生的微生物太少，制造的氧气就少，里面的氧气含量后来仅相当于5000多米高空的含量。看来只有一个地球的说法是真理，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人类无法制造的。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依托。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遵循经济和生态两个规律，首先应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价值观，克服“人是自然的主人”的错误理念，充分认识“人类只是自然中的一员”。人类与大自然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严守先人古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其次应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观，克服“重增长、轻发展”“高消耗、高增长”“先污染、后治理”的偏激理念，不能与子孙争饭吃，全社会都应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我要快发展，我拿什么比明天”。必须克服“只要垒起金山银山，哪管日后洪水滔天”的思维。山西产煤，全省七分之一的地下被掏空，地面沉降，地下水位急剧下降，近年山西通过多措并举，使地下水位连续6年每年升高一米。再者，树立以“生态技术”为核心的科技发展观，是科学技术赋予了工业文明“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必须把生态学原理植入现代科学技术，规避科学技术的负效应。最后，树立“绿色消费至上”的科学消费观。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原则，在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结构、消费行为上做到合理适度，切忌盲目攀比、奢侈无度。一个人拥有十几辆豪华车、几百双鞋子、几百条裙子是有原罪的。也不要只指责别人破坏环境，可以说在环境变坏这个问题上人人都是罪犯。每个人都在为破坏环境推波助澜，只不过有多有少，有大有小。因此，环境问题是一个人人有责的公共问题。每个人都应打造一种品质，前面99个人都闯红灯，我是第100个过路的人，决不随大流去闯红灯。中国人今天“东亚病夫”的身体疾病已经没了，但精神疾病来了。我们面临种种危险，但我们看不见带来危险的敌人，其实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环境的恶化是自己破坏的。2013年3月8日《北京晨报》报道，中国十年来环保花了四万亿，但环境却无大的改观，有些方面甚至还在加剧。为此，我们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制度张力和工具活力，找回我们的碧水蓝天好环境。
总之，要做到生态引领、绿色发展，关键就在于认真贯彻好科学发展观，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当成至高无上的原则，真正落实生态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