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问题研究

无论什么性质和类型的政党，从执政当天起就面临着现实的或潜在的执政风险，如何应对执政风险是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面临的共同课题。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和问题多发期的新形势下，对于拥有13亿人口，86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所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和繁重，所面临的执政风险更加严峻和宽泛，正如十八大报告所讲：“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因此，如何抵御执政风险是中国共产党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执政风险的基本内涵

（一）执政风险的概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定义，风险就是“可能发生的危险”，[1]执政风险是风险在政党执政领域的具体化。然而，当前学界对“执政风险”的定义并没有一致的认识，例如，陈睿认为，“所谓执政风险，是指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执政党地位更迭的经济因素、技术因素、社会因素以及自然灾害等。”[2]舒艾香认为：“执政风险是指执政主体在执政过程中遭受损失和负面影响的可能性。”[3]陈方勐认为，“执政风险，是指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所面临的由经济起伏、国外干预、社会不稳定、自然灾害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技术、环境因素引发的执政党认同下降或丧失执政权的可能性。”[4]由此可以看出，学界对执政风险的定义虽各有侧重，但内涵是基本一致的，都认识到执政风险是一种可能性的危险，而这种可能性是由多种条件引发的，若处理不好会危及政党的执政基础甚至执政地位。因此，概括起来讲，所谓执政风险是指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有可能危及其执政地位的可能性危险。

（二）执政风险的特征

1．客观性

风险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们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改变风险存在和发生的条件，降低风险发生的频率和损害程度，但是从总体上说风险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执政风险作为风险在政党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其客观性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执政党，从执政的第一天起就要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执政风险，而且随着执政活动的不断深入，执政风险的表现形式也会随着执政活动的发展而改变，不断抵御和化解执政风险是其永恒课题。

2．多样性

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日趋复杂，执政风险必将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发性的特征，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党的建设、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在政治方面，西方国家的西化、分化图谋没有改变，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问题，民族团结等问题考验执政能力；在经济方面，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日益凸现；在文化方面，如意识形态、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等问题日益严峻；在生态环境方面，如环境污染、生态灾难、自然灾难等问题频繁发生；在社会方面，如教育、医疗、公平正义、社会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日益被关切；在外交方面，如领土纠纷、外部势力干预、国家统一、“三股势力”、暴恐等问题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在党的建设方面，如理想信念、党风、腐败、党群干群关系等问题给党的建设提出严峻挑战。

3．关联性

执政风险除了上述多样性外，各类执政风险之间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特征非常明显。以腐败为例，如果党内腐败得不到有效控制，腐败之风必然盛行，并渗透到各个领域，渗透到经济领域必然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影响经济增长；渗透到社会领域，必然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公平正义；渗透到文化领域，必然使意识形态更加利益化，出现社会道德滑坡。反过来亦是如此，社会道德滑坡会进一步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进一步助长腐败的盛行。因此，抵御执政风险要用系统的观点来对待，注重各种风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4．不确定性

就执政风险而言，其是否发生是偶然的，是一种随机现象，具有不确定性。首先是发生时间的不确定性。从总体上看，执政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否发生或何时发生却是不确定的，关键看风险的程度和执政党抵御风险的意识和措施，防范得当执政风险就可以被化解。其次是产生结果的不确定性，即损害程度的不确定性。执政风险来源于方方面面，某个或某些执政风险并不一定能够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但要防止执政风险的扩散，积极化解执政风险，防止执政风险由“不确定”演变成“确定”。

（三）执政风险的类型

如上所述，执政风险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究其风险来源不外乎两种基本类型，即内部执政风险和外部执政风险，也称为内源性执政风险和外源性执政风险。

内源性执政风险主要指因执政党自身建设以及执政能力与执政地位不相适应而有可能引发的潜在危险，包括消极腐败、脱离群众、能力不足、精神懈怠等，这些方面决定了执政党能否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是否科学，执政党是否廉洁公正等等。外源性执政风险则指国内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外部环境方面出现的各种对执政党不利的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内源性执政风险与外源性执政风险并不是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在动态运动中共同构成了执政党的执政风险。

二、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执政风险

（一）内源性执政风险

从整体来看，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是同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相适应的。但是，随着新形势下执政环境的不断变化，党内出现了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比如：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一些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法治意识淡薄；一些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严重腐败案件影响恶劣等。以上这些表现尽管形式多种多样，涉及领域方方面面，但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内源性执政风险的主要来源，对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是其他内源性执政风险的“源”因。

1．精神懈怠

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出现了精神懈怠的情况，比如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责任意识不强、组织纪律松懈等，如果这种状况在党内蔓延，势必影响全党的精神状态，如果党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正如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对话时提出的“历史周期率”所言：“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5]黄炎培的话指出了精神懈怠不同时期的表现、发展及其严重后果，当前依然值得警醒。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来看，对执政党来讲， “精神懈怠”是各种内源性执政风险之首。

2．能力不足

1939年，毛泽东就讲：“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6]“本领恐慌”实质上就是能力不足的表现，如今，“本领恐慌”依然是现实的挑战。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已经处于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发展关键期，改革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党建等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对领导干部的思想建设能力、主导意识形态能力、领导发展能力、利益整合能力、完善制度能力、应对危机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但面对日益艰巨繁重的执政任务，少数领导干部出现了“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现象，找不到、找不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做事常常“慢半拍”甚至“慢几拍”，经常在机遇面前犯“懒惰病”、“幼稚病”、“糊涂病”，暴露出“迟钝症”、“麻痹症”、 “虚躁症”。

3．脱离群众

“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做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能代表工人的占4％，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仅占7％，认为代表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却占85％”，[7]事实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苏共在执政74年后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就是长期脱离群众的结果。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这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得出的基本结论，战争时期，白色恐怖让我们不会、不敢脱离群众，脱离群众意味着我们党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执政时期，虽然脱离群众不会立即丧失政权，但丧失政权的执政风险将长期存在。历史教训，殷鉴不远，当前，由于部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退化，少数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所造成的群众对政治冷淡，对党的感情疏远，对党的认同度下降的倾向值得警醒，只有始终坚持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4．消极腐败

腐败是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中的“顽症”，是导致许多政党衰落乃至败亡的致命毒瘤。“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8]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把腐败现象看成我们党面临的一大执政风险，他在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的时候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9]江泽民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10]胡锦涛也一再告诫：“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11]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12]寥寥数语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的实质，切中肯綮地抓住了苏东剧变发生的根源。

（二）外源性执政风险

1．政治领域

第一，长期面临西方国家西化、分化的风险。当前中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把仇视的目标集中指向中国，一些西方国家在政治上不断借机制造事端，甚至诋毁我国国际形象，我国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

第二，由信任危机引发的风险。由于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一定程度上出现的风气不正、权力寻租和腐败问题使领导干部、政府甚至党的公信力受到了损害，若不认真解决，就有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危险。

第三，恐怖主义危害上升引发的社会风险。据新疆自治区公安厅统计，2012年新疆发生暴恐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独狼式活动’的个体暴恐活动趋多，参与者多为80后90后，且文化程度不高。天安门金水桥事件标志着恐怖活动不但长期存在，而且恐怖破坏已经常态化，内地反恐压力加大，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便是重要转折点。

第四，改革出现“失误”的风险。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新形势下的改革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恰恰相反，各领域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新时期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更具艰巨性、复杂性、系统性，“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

2．经济领域

第一，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构成双重风险。发达国家仍将在未来产业发展方面占据主动，保持竞争优势，世界经济将继续面临发达国家的政策风险，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拉动的问题日益突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将面临着发展经济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双重挑战。

第二，市场经济规则腐蚀党性原则的风险。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市场经济规则和党性原则的碰撞和冲突不可避免，比如：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党性原则要求克己奉公；市场经济追求“等价交换”，党性原则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市场经济滋生个人主义，党性原则提倡集体主义等等。如果党的干部不能经受市场经济的考验，把市场经济的规则用在党内，市场经济的规则在党内就会大行其道，造成权力市场化。

第三，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风险。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以上情况若不解决，必将大大增加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势必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

3. 文化领域

第一，西方“文化渗透”的风险。随着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各种思想文化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相互激荡、彼此碰撞，我们将长期面临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第二，意识形态淡化的风险。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思想意识日益活跃，尤其是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兴起带来了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各种价值观念、文化思潮、利益诉求的表达和传播更为便捷，使得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大行其道，混淆视听，直接干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第三，文化认同式微的风险。“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以及西方文化的渗透，中国五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甚至出现了文化认同危机，信仰危机、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严重蚕食着社会心理，成为党面临的更深层次执政风险。

4．社会领域

第一，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由过去比较单一的“单位人”向多元复杂的“社会人”转变，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等收入陷阱亟待规避；地方社会治安不容乐观；社会不良心理和倾向不断泛滥，这些都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第二，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利益格局出现了深刻调整，人们的社会心理由改革开放初期人心思变和较低的社会预期向对改革发展的社会预期普遍提高、对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明显增强转变，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环保、社会保障等问题成为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关切，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如何在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中，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谐，而且直接关系到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三、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对策思考

（一）不断增强党的执政风险意识是抵御执政风险的前提

执政风险意识是执政党及其成员对执政过程可能发生动摇其执政地位的因素的前瞻性认识，执政风险意识是抵御执政风险的前提，只有增强执政风险意识才会及时发现风险并积极防范风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3]“两个务必”成为警醒中国共产党保持本色、充满活力、不断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邓小平警醒全党：“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14]江泽民根据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困难和风险。”[15]胡锦涛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困难和风险”，[16]并提出了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四大考验”。在中国进入改革发展攻坚期的新阶段，习近平警醒全党：“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7]

实践证明，强烈的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是党战胜各种风险考验的思想基础。通过教育要使全党认识到我们党执政的权力和资格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党越是长期执政就越容易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甚至消极腐败，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

（二）不断提高党的抵御执政风险能力是抵御执政风险的关键

1．不断提高抵御政治风险的能力

第一，高度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图谋以及和平演变。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不断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全面施行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策略并没有变，企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此，我们党必须高度警惕和严防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严厉打击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自2013年北京“10·28” 金水桥汽车冲撞暴力恐怖案件发生以来，东突恐怖组织不断用更残酷、更残暴的手段来制造恐怖袭击。今年发生的昆明火车站“3·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和乌鲁木齐“5·22”严重暴力恐怖事件，都表现出了恐怖手段升级、暴力破坏性增强的特征，我们正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恐怖威胁。实践证明，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对党的执政构成了严重的现实威胁，在我国，反分裂斗争是现实的、严峻的，也是尖锐的、激烈的。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和严厉打击各种恐怖活动和民族分裂活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第三，优化执政资源，化解信任危机。执政资源是政党执政所必需的各种积极因素，主要包括历史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对于执政党来说，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是党执政最重要、最宝贵的基础，民心是最根本的执政资源，信任危机是最大的执政危机。信任危机来源于方方面面，要通过不断优化党的历史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提高党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公信力，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泥淖。

第四，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改革有正确的改革，也有打着改革旗号而搞各种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苏联解体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在改革中放弃了党的领导。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大大增加，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在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的相互激荡下，要沿着正确方向推进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2．不断提高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

第一，积极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经济与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并重。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我们必须趋利避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发展，更好地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出口，积极引进技术、资金、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际资源，加快我国发展的步伐。与此同时，必须加强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第二，坚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破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只有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才能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真正解决好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困难和问题。

第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我经济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根本举措。为此，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重视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推进自主创新，构建节能降耗、安全环保的长效机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不断提高抵御文化风险的能力

第一，高度警惕西方文化的渗透，抵御西方文化侵蚀。“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 [18]当前，要特别重视全球化和互联网条件下西方文化的渗透，同时研究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特点和规律，切实占领舆论宣传和引导的制高点，防范和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蚀。

第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巩固和发展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

第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增加全民族的文化认同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抵御执政风险的基础。

4．不断提高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

第一，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利益整合能力。我们党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更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协调各方利益，妥善解决收入分配失衡与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减少社会冲突与社会危机。

第二，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历史反复证明：谁真正解决了百姓的民生问题，谁就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赢得百姓的衷心拥护，对执政党来说，“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要不断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从而坚定信心、凝聚民心、振奋人心。

第三，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通过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等措施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三）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抵御执政风险的根本

如上所述，党在新形势下的执政风险既有来自国际的也有来自国内的，既有来自政治、经济领域的，也有来自文化、社会领域的，但这些执政风险能否化解的根本在于党的自身建设如何。一方面党的执政能力决定了外源性执政风险的大小及化解；另一方面，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内源性执政风险的大小并影响外源性执政风险的化解。因此，从总体上来讲，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抵御执政风险的根本。

1．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是抵御各种执政风险的根本指针。

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价值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背景下，国内任务繁重艰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是抵御各种执政风险的根本指针。

2．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抵御执政风险的本质要求。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的标准，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进入新世纪以来，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战胜了各种风险考验。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九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群众路线，党的事业就会发展；什么时候背离了群众路线，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抵御执政风险的本质要求。

3．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是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关键。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抵御执政风险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是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是要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骨干队伍，提高执政本领。为此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制度机制，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各尽其能、才尽其用，同时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不断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

4．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是抵御执政风险的保障。

消极腐败是不仅是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为此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围绕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快改进作风常态化的制度建设，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