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邓小平率先提出了反映时代特征、本质和发展趋势的军事战略构想，他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开展党和军队高层的军事战略讨论，使军事战略理论重新回到了实事求是的轨道；他准确提出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实现了军事战略理论上“制战”和“作战样式”以及“现代持久胜敌”三个根本问题的结构性转变。邓小平的军事战略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江泽民军事战略理论是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思想的新发展和新超越；胡锦涛军事战略统揽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是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思想的丰富和完善；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制定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是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和新时期军事战略的新起点和新标准，是中国军事战略的最新境界。
［关键词］邓小平 新时期 军事战略 历史性贡献
［中图分类号］A849；K27；E0［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5-4952（2014）04-0013-08
邓小平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和重要领导者，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数十年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创立了许多宝贵的军事战略理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不断变幻的世情、党情、国情和军情，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军事战略发展的历史经验，科学地、系统性地回答了新时期军事战略亟待解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实践证明，邓小平的军事战略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引航军事战略与时俱进的历史性贡献
一种军事战略能否准确反映这一时代的要求是与战略家本人对于时代认知的深刻程度成正比的。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提出代表时代特征、反映时代本质、揭示时代发展趋势、推进时代进步的军事战略思想，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具备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以及高超脱俗的军事战略思维能力，其真知灼见代表和引导着社会发展的动向。
（一）面向实际、面向未来，不拘泥于过时结论和陈规旧范
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便把明确军事战略作为军委的两大任务之一。1月14日，在听取解放军总参谋部领导汇报时，他对战略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我们的作战方针是打歼灭战。战争开始，先要利用工事消耗敌人，利用广大的地区和工事，大量杀伤敌人，削弱敌人，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要创造打歼灭战的条件。没有工事，削弱不了敌人；让它长驱直入，歼灭战就打不了。”［1］他还指出，军委的工作思路是“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按次序来抓”。［1］（p.33）1976年12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的粟裕针对作战指导思想问题撰写了《加强军队建设的几点建议》，上送中央军委，同时密送当时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建议深入研究军事战略问题。
1977年，邓小平重新恢复中央军委领导职务。8月23日，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提出，大的战略指导原则包括战役的原则都是毛泽东制定的，但是现在的敌人不同了，我们的情况也不同过去了，怎么样具体运用毛泽东的战略学、战役学，要研究。他建议在军委下面“设立战略委员会，或者叫战略小组”，专门进行战略研究，解决军事战略问题。［1］（p.68）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好多事情都不好办。”［1］（p.75）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作的《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报告中，提出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称“八字方针”），以苏联为主要战略对手，以“三北”地区为主要战略方向；在军事斗争准备中，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既要把敌人放进来，又不让敌人长驱直入；作战形式以运动战为主，同时辅以必要的阵地战和广泛开展游击战。而邓小平却不拘泥于这一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战略考量，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认为：“现代战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打钢铁、打装备、打后勤。过去是小米加步枪，对后勤依赖还不算很大。现在无论是军需给养、武器弹药、装备器材，都得靠强大的后方供应；把敌人一下子放进来怎么能行？”并做出了“制止敌人长驱直入”这一基本的军事战略考量。［2］
（二）突破禁区、解放思想，开展党和军队高层军事战略讨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北部一直面临着苏联军事上的巨大压力，其坦克机械化集群在战略上成机动配置，使中国如芒在背。进入70年代，苏联进一步把大规模集中使用装甲集群进行大纵深突破作为未来作战的基本样式，这就增加了对中国的威胁。由于当时军事战略研究还是禁区，全军只有军事科学院编写的《战略学纲要》。在人们的思维定式中只有党和军队的领袖才有资格考虑军事战略问题。在邓小平的不懈推动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队总部和大区机关也开始探讨军事战略这一重大问题。1979年1月，粟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作了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提出战争初期要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关键问题是“要着眼于抗住敌人战略突袭的最初几个浪头，挡住敌人的‘三板斧’”，并提出了“不远离阵地的运动战”作战方法。［3］张震作为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在苏军出版的《突破》一书上批示，要研究“如何对付苏军装甲集团的大纵深突破”问题。这种观点实际上否定了将“诱敌深入”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在全军引发了一场大讨论。1980年9月，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宋时轮致信中央军委提出：不宜将“诱敌深入”与“积极防御”相提并论作为军事战略，因为容易在贯彻执行中造成思想混乱。对此，中央军委的领导也持有大体相同的看法。
（三）高瞻远瞩、一锤定音，科学论定新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
邓小平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判断：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中国举国迎敌的全面战争可能性越来越小，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核战争威胁仍然存在，但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主要还是常规战争。1979年3月19日，中国从越南撤军3天后，邓小平即说：“看来世界大战十年内打不起来”，［4］他还强调“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20年后也是防御，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5］这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来要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是一个重大突破。正是有了上述判断，推进军事战略调整才取得了重大成果。
1980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了防卫作战研究班全体会议（即“801会议”），重点研究抗御苏军大规模入侵问题。会上，邓小平提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6］邓小平的观点得到了老帅们的支持，为关于军事战略的讨论作了结论。至此，军事战略明确为“积极防御”四个字，不再将“诱敌深入”包含其中。这次战略方针调整明确提出了“三坚持、两立足”的战略指导思想，即坚持后发制人，坚持人民战争，坚持持久作战；立足于以劣胜优，立足于复杂困难情况下的作战。这个战略方针强调，战争初期应坚持防御，积极防御不只是防御，而是在防御中有进攻。邓小平在长期艰难困苦的人生磨砺中所形成的人格精神，是他提出正确的军事战略思想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期摆脱军事战略问题的瓶颈，与邓小平的关键性作用是分不开的。
1980年新战略方针的诞生，冲破了多年来的禁锢，成为新时期军事战略思想的第一次突破。邓小平站在时代前沿，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政治家的巨大理论勇气，将创造性思维贯穿于军事战略思考，他发动的军事战略问题上的思想解放使军队高级指挥员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奠定了培养新的军事战略思想的生长点和立足点；他的创举为科学引领新形势下军事战略的与时俱进铺平了道路。1985年以后，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世界大战在本世纪内可以避免”的科学判断，进一步调整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具体内容，增加了遏制战争、维护和平和对中小规模局部战争及突发事件的战略指导等内容。
1988年以前，国防建设主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重心，军队为适应军事斗争的需求加快了重点建设。1988年12月，邓小平领导的中央军委重新完整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明确提出筹划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问题需要考虑军队的发展战略和作战战略，军事斗争准备主要立足于应对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并提出军事斗争准备基点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又有了新的发展。
二、推进军事战略结构性变革的历史性贡献
邓小平是一位不屈不挠的革命家和战略家，他从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的新思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战略发展中具有独创性价值。
（一）凸显了遏制战争理论的结构性转变
邓小平吸收了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中的“制战”思想，排除了战争迫在眉睫，必须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等不符合实际的认识，坚信积极防御战略既要“打得赢”，又要遏制得住的正确理论。为此，他做出了“大仗在近期内打不起来”的判断。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指出争取和平是有可能的。进入80年代后，他做出了霸权主义是当代世界战争的总根源，但是从总体上说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他的“制战”思想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发展。邓小平提出，力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他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为成功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铺平了道路，也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经验。他还提出慎重使用武力，注重运用非武力方式的问题。他认为，军事战略任务必须根据党的政治任务的要求，把基本着眼点放在遏制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上，保证国家经济建设在有利的环境中迅速发展；要增强综合国力，特别是增强国防实力。邓小平强调，把打赢战争与遏制战争兼顾起来，克服军事战略功能的单一性。而通过战略威慑遏制战争，或延缓战争的爆发或控制战争的升级，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军事战略的客观要求和题中
之意。
灵活应对、善于守拙也是邓小平军事战略风格和驾驭战争艺术的重要方面。他素以“以柔克刚”著称，一贯主张冷静观察。他恪守反对霸权、决不当头、首先把本国的事情办好等原则，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军事战略目标在于发展自己，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不给别国造成威胁。善于守拙是指机动灵活、以守为进，他坚持实行战略上的后发制人，坚持自卫立场。邓小平强调军事战略必须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家建设大局的需求，要着眼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使军事战略目标与国家安全利益需求相一致；要加强国防建设，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程度要同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位相适应。邓小平反复指出做好充分准备是延缓战争的一个办法。中国渴望和平，但是决不信奉空想和平的“和平主义”，应当增强全民的国防观念和国防教育。他认为要延缓和制止世界战争，仅靠中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全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携手合作。
（二）凸显了探索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样式的结构性转变
邓小平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为探索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样式开启了空间。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诱敌深入”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克敌制胜的作战样式，但是邓小平认为若轻易把敌人放进来极为不利，所以战争初期实行坚守防御是新时期积极防御战略的一个重要发展。当然，战争初期的坚守防御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诱敌深入”。
邓小平提出了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战样式及重点准备应对局部战争的战略思想。他认为，“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6］（p.31）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军委于1985年做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策，由过去立足于应对大战转到重点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上来，并强调应对局部战争要尽可能地缩短战争进程，尽量避免战争的扩大升级，减少局部战事对国家建设大局的影响，等等。
邓小平提出了现代战争条件下进攻与防御必须有机统一、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但不排除战争发生后具体作战行动上的进攻。邓小平认为，积极防御也包括我们出去，战端一开，一切都取决于如何消灭敌人。去掉“诱敌深入”，保留“积极防御”，军事战略能够更好地体现现代战争攻防的有机结合。
（三）凸显了从传统持久作战向现代持久胜敌的结构性转变
邓小平认为在积极防御战略中要坚持持久作战的指导思想，“一定要搞持久战，中国有这个条件”。［6］（p.98）因为新中国既有坚持长期战争的辽阔战略空间，又有进行持久作战的传统以及和平时期的充分准备。当然如果具备战略速决的条件要毫不犹豫地进行决战，避免战事久拖不决对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不利的影响。
邓小平提出了“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命题。他指出，现在还是要坚持人民战争。第一，我们坚持的是自卫立场，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利益，因而能够赢得拥护。第二，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敌人要占领我们的国家、消灭我们的人民是根本不可能的。［7］第三，中国拥有一支由军队、武装警察、预备役部队和民兵组合而成的强大武装力量，具有深厚的人民战争潜力和持久作战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基础。他指出现在的人民战争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是一场捍卫国家利益并在国家政权统一组织下的人民战争，是拥有的武器装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将远远超出过去水平的现代人民战争。［6］（p.32）他还提出了在现代条件下打游击战的设想。［8］他不主张像过去一样“大办民兵师”，而是主张减少数量，改善装备，提升民兵的质量；加强人民武装警察力量和国防后备力量体制和制度
建设。
三、对新时期军事战略理论传嬗的历史性贡献
邓小平高瞻远瞩、深谋远略，他与毛泽东一样都擅长根据时代的演进提出科学的军事战略。他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其叱咤风云的军事战略魄力和灵活应对的军事战略指导艺术，时至今日还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江泽民新时期军事战略理论是对邓小平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重新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而且赋予这一战略新的时代内涵，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新时期军事战略。
20世纪90年代初期，现代战争进入了高技术战争阶段，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对党的军事战略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新军事革命的世情促使军事战略必须有新的谋划。在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频仍，特别是“台独”活动十分猖獗的条件下，实行质量建军、科技强军，抢占未来军事斗争的制高点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1989年11月，江泽民提出要研究军事战略问题，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9］1990年12月，江泽民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指出：“积极防御这个方针应该是我们的传家宝，要全面系统地学习，要完整准确的理解，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同时，随着形势的变化，还应实事求是地继承和发展。”［10］
1993年1月，江泽民主持制定了“要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11］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其基本精神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斗争准备立足于打赢一场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加速军队质量建设，努力提高作战能力，扬长避短，灵活应变，遏制战争，赢得战争，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证。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是对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充实和发展，1995年，中央军委又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并提出军队建设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充实和完善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新时期军事战略解决了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目标与任务问题，指明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标志着军事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的进一步成熟。“两个根本性转变”既体现了新时期军事战略的精髓，对新时期军事战略的内涵又有新的拓展，明确了军队建设的最高要求和基本标准，这是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上的一个大的调整，在军事战略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胡锦涛新时期军事战略统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是对邓小平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丰富和完善
2004年6月，中央军委研究充实和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强调必须坚持和发展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原则，明确提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要从应对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应对信息战争转变，这是关于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再一次重大转变。
2005年12月，胡锦涛要求在军事战略问题上走出新路子，并提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方法论上必须注重“五个统筹”，即统筹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与军事斗争准备；统筹机械化建设与信息化建设；统筹诸军兵种作战力量建设；统筹当前建设与长远发展；统筹主要战略方向建设与其他战略方向建设。［12］“五个统筹”进一步体现了军事战略中作战战略与发展战略的融合。“坚持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统揽全局”，“就是要抓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12］（p.72）
胡锦涛反复强调，要紧紧围绕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深化了新时期的军事战略，赋予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新的内涵。
（三）习近平新形势下创新军事战略指导的重要论述是邓小平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思想和新时期军事战略的新起点和新标准
中共十八大以来，如何建设一支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高度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
2014年3月11日，习近平指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习近平关于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的重要论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科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治军的成功经验，着眼于军队建设发展全局和新的时代条件，明确回答了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对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新形势下强军兴军的总方略，是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行动纲领。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军事战略创新发展，重视正确的军事战略的指导作用，坚持贯彻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丰富和完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内涵，不断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坚持军事服从政治、军事战略服从政治战略，着眼于国家利益这个大局；坚持军事战略科学指导，把预防危险、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统一起来；坚持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加强海空天网安全问题研究，努力掌握军事战略竞争的主动权。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制定的军事战略是新形势下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军事战略思想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是新时期军事战略的最新境界。
［ 参 引 文 献 ］
［1］?《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626页。
［3］?粟裕：《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解放军报》1979年5月15日。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4页。
［5］?《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637页。
［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7］?《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8］?《在欢迎西班牙国王的宴会上邓小平副总理的讲话》，《人民日报》1978年6月17日。
［9］?《张震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10］?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11］?《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12］《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读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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