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代祥：贫富分化是一道世界性难题

　　近些年来，随着国际上对贫富分化讨论升温，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屡屡被人提起，而且每到全国两会等重要时间节点都会热络起来。理性认识贫富分化问题，特别是结合国情实际具体分析背后动因，对于探寻破解难题的办法将会提供有益借鉴。
 

　　贫富分化是世界性难题
 

　　今年1月，英国人道主义组织乐施会发布了一份名为《为少数人工作》的报告，引起国际热议。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最富有的85人的资产总额已达到1.7万亿美元，占世界财富总和的0.7%左右，相当于全球人口一半（约35亿人）的最贫困者财富的总和。报告还指出，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竟拥有全球约46%（约110万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贫困的全球半数人口财富总和的65倍。财富差距如此悬殊，远远超出人们平常熟知的“二八定律”，令人咂舌。

　　全球如此，作为世界超强的美国又如何呢？研究数据表明，美国的财富分化与世界的财富分化程度相近，而且最近几十年来呈现出拉大的趋势。从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的全国财富比例来看，上世纪70年代仅为10%，到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衰退前为23.5%，2009年升至约40%，目前已经超过40%。根据这一数据，有人推断，美国的社会阶层或许并不是此前人们所认为的那种橄榄型结构。如果这一结论成立，不知那些把美国视为平等、自由、开放象征的人们，又会发出怎样的感叹。

　　有了这样的数据和视角，回头再看中国的贫富分化，无疑少了些热炒的价值。中国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均衡，先天性地容易产生“贫富差距拉大”。必须理性地承认，贫富分化是发展不均衡的表现和结果。它不仅存在于一国内部，包括不同的地区、行业、城乡、层级，更在全世界很多国家普遍存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诺琳·海泽认为，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亚洲经济体的发展由于对能源、金属、矿产等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需求量一直较大，这些原材料的出口国获得了巨大收益，以制造业为主的广大亚洲国家却蒙受负面影响，这是加剧全球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为此，贫富分化与某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并不存在直接关联和直接因果关系，而是一道世界性的发展难题。
 

　　基尼系数难以简单评定社会稳定
 

　　贫富分化严重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但是什么样的财富分布算是合理却见仁见智。长期以来，不少人习惯于用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的基尼系数来描绘收入平等程度，认为一个良性的社会，基尼系数应该在0.2～0.4之间，低于0.2则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则社会不稳定。近些年来，不少人奉此为圭臬，在中国的基尼系数问题上大做文章。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都在所谓“社会稳定警戒线”的0.4以上，但中国社会总体稳定、活力竞相迸发，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人民得实惠最多的时期，年均增速达到10.2%，超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平均水平9.7%。中国的基尼系数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2013年为0.473，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走势。中国不仅没有出现一些人危言耸听的混乱、动荡，反而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总体和谐稳定给出了响亮回答。

　　而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比中国高的不在少数，却少有人去讨论它们的社会稳定问题。美国的基尼系数很多年来也一直在0.4以上，鲜有人据此去怀疑美国的社会稳定。基尼系数的世界平均水平，多年前就超过了0.4，现在已达到0.44。

　　如今，不少人开始关注基尼系数理论本身的不足。有人指出，基尼系数理论只研究了当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没有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因此理论本身存在缺陷；也有人指出，基尼系数计算参数的可比性存在差异，造成计算结果不具有可比性；还有人提出，基尼系数理论在动态分析、收入结构分析、二元结构社会等很多地方运用时都存在明显局限；更有人大胆提出，要对基尼系数进行修正，提出地域性的基尼系数说等等。这些研究，为我们观察基尼系数理论本身以及观察他国、分析中国提供了新的视角，引发了新的思考。

　　有一点可以肯定，研究中国的问题，如果无视实际，生搬硬套国外理论，常会造成水土不服，所下结论与事实本身相比，无疑会谬以千里。
 

　　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相对差距
 

　　中国的贫富分化具有自身的特点，与一些国家的绝对贫困化不同，是发展中形成的相对差距。改革开放是要通过让一些人“先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如今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低收入者的日子比过去好了很多，高收入者的财富增加得更快，形成了增长差距，这是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这种增长差距，一定条件下能够激发社会的动力与活力，而不会像绝对贫困那样引发社会动荡。

　　贫富分化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而是要辩证、动态地看待，关键是能不能建立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对于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由于中国实行分税制等制度安排，一些发达地区也需要向中央上缴财政收入。这些上缴的发展成果通过转移支付，能够转化为对贫困地区发展的支持。这种良性循环，为破解贫富分化、缩小发展差距提供了制度保证。同时，随着各地加强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规范高收入行业特别是这些行业的领导薪酬体系，逐步加大央企红利上缴比例，遏制贫富分化正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另一方面，正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低的事实，加大收入分配改革，更大限度地保障公平，也需要取得实质性进展。
 

　　遏制贫富差距拉大需重视背后问题
 

　　贫富差距背后的事实其实更值得重视。美国《纽约时报》最近指出，不能把复杂的文化、社会行为和经济问题简化为收入不平等的经济问题，“收入不平等的争论”“把彼此没有多大关系的问题揉在一起”，“与其说是澄清问题不如说是混淆问题，而且把我们引向无益的方向。”为此需要下大力气去研究解决导致收入不平等的背后问题。

　　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大部署。日本《每日新闻》评论认为，这次会议提出的克服城乡差距的方针，通过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提法，展现出克服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的姿态。今年1月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在全美划定首批5个经济“希望区”，集合政府和私营部门力量促进当地经济建设和就业，减少贫富分化。奥巴马在去年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这一构想，计划在全美划定20个重点地区，帮助这些地区创造更多就业，扩大教育机会，让更多人住得起房。这些举措，遏制贫富分化的效果有待观察，但其努力方向无疑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