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国际调查机构发布了两个涉及中国员工的数据，一个是德国著名市场调研机构GfK对8个国家的8000名员工进行的“哪个国家的员工最勤劳”专题调查。勤劳的衡量标准包括劳动时间、强度、创新和产品潜力。得出这样的排名：中国、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印度、荷兰、法国。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例，中国员工是44.6小时，随后的德国员工是35.5小时。中国员工平均带薪假10天，德国员工是25天。由此中国员工被视为“世界勤劳冠军”。
另有一个是盖洛普公司进行的调查，该公司公布2011-2012年全球雇员对工作投入程度调查结果，该调查针对142个国家和地区的员工，受访者通过回答盖洛普公司的12个问题，包括员工在工作中是否学习成长，是否得到肯定，是否有朋友在公司等。根据工作投入程度被分为敬业、漠不关心和消极怠工。全球员工敬业比例为13%，中国员工敬业比例为6%，其中办公室员工的敬业程度更是低至3%，世界最低。尽管与盖洛普公司2009年公布的调查结果相比，中国员工的敬业度在上升，但仍然“全球垫底”，是美国的五分之一。
或许有人认为“最勤劳”与“最不敬业”有矛盾，甚至不合逻辑，深入分析便发现二者既不矛盾也合逻辑。勤劳既可以是精神驱使，也可以是物质欲望的推动。换言之，敬业一般通过勤劳来体现，但勤劳却不一定由敬业来支持。敬业是工业分工后的事情，而勤劳则是农业经济乃至原始采撷阶段就存在。即使以现代社会价值标准评价，勤劳与敬业也有区别，当勤劳因物质利益而来，那么是不是喜欢某一个职业并不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以物质利益的多寡，敬业也受物质利益的影响，但更受精神追求与超越物质享受的价值观念与人文修养的影响。
如果我们再将近期公布的另外两个调查结果结合进来，问题会更清楚。市场咨询公司益普索公布一组来自对20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受访中国人中有71%以自己拥有的物化东西作为衡量个人成功的指标，比排名第二的印度高13个百分点，而全球平均值为34%。同时还有68%的人表示，“我对于成功和赚钱有很大压力”，该问题的全球平均值为46%。益普索公司分析认为，不少中国人将个人所有物等同于成功的全部。印证这一点的是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奢侈品销往中国，五年前这一比例是10%。总体而言，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受访者喜欢将物质与成功联系在一起，而发达国家受访者很少将二者关联。另有一个公开调查数据，中国人是世界上跳槽频率最高者之一，并且跳槽动因也存在很大差异。以中国员工与美国员工的跳槽动因为例，美国员工更重视个人能力培养，也就是说美国员工如果跳槽，多着眼培训机会多、挑战多、能更多地受到锻炼和提高。中国员工更注重的是轻松稳定的工作、高企的收入、光鲜的岗位。
为什么中国员工与西方员工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社会发展进程差异决定的。工业革命开启于西方，如果从英国人发明“珍妮纺车”算起，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已经过了250年，中国工业生产总量虽然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产品生产国，但仍然需要看到，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经济社会，直到改革开放工业发展才进入快车道。农业经济的特点是看天吃饭，不需要也不会生成职业意识、职业精神，以35多年的工业发展期造就职业意识和职业精神，显然是困难的事情。正所谓：“千年的历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300年出绅士”。没有必要的生长期，不可能积淀进而抽象出精神。再加上这期间我们还走了一个“金钱至上”和功利主义的弯路，更迟滞乃至压抑了职业意识和职业精神的生长。当然，物质基础很重要，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强化精神，最佳是二者并行不悖。仍如西方人所言，没有饭吃时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这生出来的事主要是精神领域的。西方人富足生活至少上百年，尽管期间被世界大战所打断，然而战后也有半个世纪以上的优裕生活。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不再为吃饭发愁，那么选择工作的标准自然趋向喜欢与否。中国人刚刚解决吃饭问题，饿肚子的记忆犹新，既然尚处于财富积累阶段，那么考量和选择工作自然不在于喜欢，而在于赚钱多少。
二是文化与价值追求的差异决定的。我们比较熟悉的《把信送给加西亚》、《邮差弗雷德》，都是讲的美国人的敬业精神。这种精神源于哪里？主要源自宗教信仰，也就是基督教新教伦理。对此，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作了深刻分析。马克斯·韦伯与马克思理论不同，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虽然也指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但认为是次要的。马克斯·韦伯则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信仰对经济基础起决定性作用。正是源于此，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有着很大关系，尤其基督教新教的职业观和财富观，对美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需要强调的是，新教和传统基督教在职业观上有比较大的差别。传统基督教奠基于农业经济社会，存在较为严重的鄙视盈利性工作，认定除了神圣由上帝赋予，其他的从事这样活动者很难进天堂。基督教新教对此作了重大改革，不仅肯定世俗工作，并且认定所有正当职业都是神赋予的，将自己从事的职业做好，属于荣耀上帝、履行天职，由此新的现代职业观得以产生。当新教徒认定自己的职业是上帝的召唤和安排，就产生了神圣感，从价值观的角度衡量，就是追求更多财富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不是因为自己对金钱的贪欲。简言之，将世俗工作上升到信仰层面，也便有了强烈的敬业精神。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受儒家伦理观念影响极深，虽然这种价值观奠基于农业经济，由此形成中国人特有的勤劳和节俭，且热衷于积累财富，但财富背后有什么需要我们把握，较少去思考，所以唯一标准就是金钱。笔者出访澳大利亚时，曾与一位移居并在当地开一间工厂的北京人聊天，他说给中国人一点五倍的加班费，很多人选择加班，给白人三倍的工资也很少有人愿意加班，他们的观点是“钱够花就行了，挣那么多钱干什么？”
三是制度设计和福利保障制度的差异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度设计中最让中国人羡慕的大概是其福利制度，他们的民众几乎是从出生到结束生命，都接受国家的照顾，以致于让我们怀疑那是一种养懒汉的制度。由于去除了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和居住诸方面的后顾之忧，故而职业意识和职业精神逐渐增强。我们社会与此差异就比较大，表现在制度差异上，为了提高人的勤劳节俭，儒家文化早就给我们作了很多设计，又因为现实执政的需要和保证社会有效运行，等级制度和相应的评价标准成为影响社会的最重要因素，由于每个人的社会价值和荣耀与占有物的多寡有关，结果所有人便进入永无止境的攫取和占有，这就是贪官贪得的财物几辈子都花不完，仍然不休止贪占，直到面对法律惩治。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物质和精神的平衡点和平衡方式，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人的欲望就不会有节制，而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思想引导，也需要制度强化。比如，开征遗产税、奢侈品消费税，相信一定对国人的财富观乃至价值观产生重大影响，等等。当然，制度不能仅限于压抑人的财富欲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福利保障制度必须完善起来，只有让人产生安全感，才能改变财富积累方式。
敬业与否，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同时反映着物质向文化提升。客观原因和发展阶段无法改变，但正确的价值观引领与文化塑造也不可缺少。那么，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或应当重点做哪些工作呢？当然可以罗列出很多，这里仅作两个方面的简要分析。一个是帮助大众弄清人生的意义，以此改善中国人的精神空间，进而获得更大的幸福感。2010年世界公布的幸福指数最高的地区是拉美，最高的国家是哥斯达黎加。而敬业员工比例最高的国家为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和美国。结合起来看便弄清幸福源于哪里。当人们真正感受到这一点，必调整自己的价值追求。另一个是以制度遏制官员腐败和富豪挥霍，实现正确的价值引领。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大力反腐和遏制奢靡之风以来，已经在影响着社会，无度比阔比奢的不良风气正在改变。这说明主流社会的引导很重要。西方社会有今天的价值观，也是社会引导的结果，而当一种价值观形成后，人人都会遵循。有一个小故事很有启发意义。有中国人到德国餐馆吃饭，点了一桌子饭菜，剩得比吃掉的多，有位在此就餐的老太太建议打包带走，未得响应，老太太举报，管理部门开罚单。国人不解：“我自己的钱你管得着吗？”回答：“钱是你的，但资源是人类的”。更有委内瑞拉无人炒房子的制度规定给人启发。如果你有两套房，一套租给别人，承租者无钱时可以拒交房租，你还不能赶其离开，如果强求，前提是卖掉一套房子。再者，当有人发现某一套房子长期无人住，属于闲置房，可以撬门入住，等等。正是类似制度规定造就了委国人并不富足，但却心态平静和满足。
（来源：《企业文明》2014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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