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为中国教育事业指明了方向,也引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必须研究它的针对性和现实价值。所谓现代化,一是要顺应人类社会的发展大势,特别是吸收运用已经取得的科学认知和科技成果,走在时代的前列;二是要从现实出发,发现和解决现存的问题。同时,现代化又是动态的,运用先进的科技和管理可以极大提高生产力水平,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在解决新问题中,又进一步推进现代化水平。研究教育现代化,不但要研究现代化之“标”(包括目标和指标),也要研究现代化之“本”(育种的苗床和土壤)。已有研究多从“应该”视角进行研究,极具理论和指导意义。本文想从“防止”的另类角度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进而探索教育现代化之本。
人类在享有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现代化带来的困扰。工业化、城市化给我们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产生了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挑战。这种正反作用共生共存的现象,教育现代化恐难独善其身。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应该是一块净土,更应该是一片人才成长的沃土。中国高等教育经过了规模的快速扩张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重视质量的内涵发展。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从国家、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到各个高校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种种举措,在获得大批正向成果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向效应,有些甚至使教育生态退化。如何保证高等教育的净土不被“现代买卖关系”所污染?如何保证高等教育的沃土不被施以过多的“化肥”而板结?如何防止旨在测度教育质量水平的指标诱致“添加”人才培养的“三聚氰胺”?如何避免过多的“防虫防灾”的“农药”形成教育的“公害”?在我们奋力向教育现代化进军时必须对这些问题保持高度警惕、深刻认识和切实防范。自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后,不但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开始深入人心,而且生态理念迅速向各个领域渗透。在生态文明的时代,探索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关注高等教育生态,把高等教育生态的进化作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应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与学术生态予以高度关注
对教育生态的研究早已有之,甚至已经孕育着教育生态学的形成。①但遗憾的是,教育生态的问题尚未引起社会足够的关注。这里,仅对高等教育生态的内涵、外延及其现状提出自己的思考。
生态学(ecology)一般解释为“研究有机体或有机群体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的科学”。纵观教育生态研究的文献,从生态视角研究教育,在教育环境中考察教育生态因子的相互关系,大大拓展了研究视野,也深刻揭示了教育本质,比集中于教育效率和学校业绩的研究更为深刻。可以借鉴到教育研究中的生态学原理很多,但其基本的思想精髓,可以概括为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②所以,所谓高等教育生态的内涵也可以表述为高等教育的主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和高等教育生态平衡,其核心思想是联系和环境。所谓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是把高等教育的各个因子,看作是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从一个课堂、一个专业、一个院系、一所大学,到区域学科专业布局、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都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生态系统,它们组成了高等教育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或亚系统。当然,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又是中国教育生态系统和更大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个系统的各个因子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多方面、多层次的联系;所谓高等教育生态平衡,是指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各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通过能量、物质、信息的流动,而形成的彼此之间相互适应、协调和一致的状态。高等教育生态平衡和自然生态平衡一样,是动态的平衡,系统内任何因子的变化,都会引起原有平衡的破坏,进而由失衡走向新的平衡。当然,平衡可能是顺应时代进步的积极平衡,也可能是迁就落后现状的消极平衡。就事物生存的基本条件来说,平衡的稳定生态是其发展的前提,生态平衡的退化,往往意味着物种的消亡和变种,教育生态也是一样。
高等教育生态的内容非常宽泛,既包括生态系统的完整、协调、统一,也包括生态平衡的积极、健康、稳定。就其主体和环境看,主要包括:其一,高等教育生态主体——教师与学生及其之间的教学互动;其二,高等教育生态环境,包括学科因子、专业因子、信息因子(知识、图书)、学术因子、校园因子、组织制度因子、管理服务因子、文化因子等。围绕生态主体及其行为而存在的这些生态因子,既表现为硬环境,也表现为软环境;既包括系统的完整,也包括它们之间的关联状态。
高等教育生态退化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生态的系统性和平衡性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中国高等教育在大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多人归于重视数量、忽视质量。其实,出现质量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教育发展方式导致教育生态的退化。高等教育生态的退化,主要表现为教育出现异化:教育生态主体关系变异、教育生态关系失衡、教育行为偏离教育目标、目标退位成为手段,手段反客为主成为目标,对这种异化,主体全然不晓,价值取向迷失、大学属性迷失、管理功能迷失。对于高等教育的异化,笔者在2012年中国高等财经教育论坛的发言中已有过分析,③在此不再赘述。
高等教育生态的退化,集中表现为高等教育领域形式主义的盛行。任何工作,采取一定的形式都是必不可少的,恰当的形式会成为有力的推手。但任何时候,形式都要服从于内容,形式只有辅助意义;当形式具有了主导意义(即形式主义),为形式而形式,内容服从于形式时,异化必然发生、生态必然退化。形式主义盛行是高等教育生态退化的显著特征。
高等教育生态退化的成因非常复杂,但其中正向举措的副作用不可忽视。究其根源,在于没有建立生态理念。笔者丝毫没有否定从国家到地方、高校推动教育发展的政策和举措,只是提请教育界同仁们注意:我们制定的政策、采取的举措,在获得其巨大正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小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就是教育生态的改变,导致教育生态退化的出现和蔓延。防止教育生态退化,首先要探索其成因。
工业化、市场化的思维方式盛行,缺少教育生态理念。中国高等教育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和中国工业化进程高度契合的,高等教育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都带有强烈的工业化色彩,这些色彩一直延续至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又与市场化进程高度契合,不但学科专业的设置和教学内容与市场密切融合,而且市场化的思维方式、经营法则也体现在高等教育的管理上,融化在办学中。纵观高等教育频繁使用的概念就可以看出工业化思维和市场化思维的痕迹,教育管理的流行用语不是与工业化相联系的工程、控制、标准、流程、设计、打造,就是和市场化相联系的成本收益、市场需求、创收经营,而鲜见与生态相联系的能量转换、循环代谢、相生相克、信息传递等概念的出现。其实,我们当下讨论高等教育从外延规模到内涵质量转变的思维方式就没有跳出工业化思维方式。
工业化思维与市场化思维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既有各自用场、也会发生相互之间的摩擦、冲突、妥协、共容。这其中就缺少了生态理念和思维方式。例如为了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我们以行政推动的方式,施以外科手术,强强联合,掀起高校合并高潮,统计数据上去了,合并高校内部却长时间未能融合为有机的办学整体;为了与市场经济对接,将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各部门、各行业建立的高校统统下放到地方,而这些带有强烈行业学科特色的高校,又纷纷改校名,追求更高层次的综合大学,正效应虽然明显,但也失去了业已形成的全国学科布局的系统性和与行业密切关联的办学优势。原来办学中的针对性非常强的社会实践、就业分配和产学研结合的教育生态荡然无存。如果指导这些工作的思维方式,同时含有教育生态的理念,也许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工程化、项目化的方式弱化教育生态的系统性和平衡性。盘点一下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工作抓手,莫过于“工程”和“项目”。从国家总体战略的“211工程”、“985工程”到部门、地方和高校自设的“人才工程”“质量工程”“申博工程”……,大大小小,形成了高等教育的工程化;再就是抓“项目”,从国家级“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到部门、地方、学会、高校的不同级别的“项目”,从科研、教学、人才、创新到管理、改革各个方面的“项目”,林林总总,形成了高等教育的“项目化”。“工程化”和“项目化”式的高等教育管理方式来源于工业化、市场化的思维方式。“工程”和“项目”对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功不可没,其功效来源于“工程”的目标明确、手段确切、可控可靠;来源于“项目”的一次性、独特性、有期限、有约束。工程和项目的有效性决定了其在未来高等教育发展中还会继续使用,但不能“工程化”、“项目化”。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各个工程之间没有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系统,各个项目之间没有建立内在联系,特别是“一次性”、“独特性”使其更是不可持续。“工程化”、“项目化”在客观上弱化了高等教育生态的系统性和平衡性。高校进了工程,享有丰厚的资源;教师拿了项目,可以名利双收。不进“工程”,高校就不知所措;没有“项目”,教师就劳而无功。于是“进工程”成为高校最现实的奋斗目标、“拿项目”成为教师最实惠的努力方向。这种强烈的需求倒逼出更多的“工程”和“项目”,恶性循环。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诱致高校升级改名的热情,高校教师竞争过度、压力剧增,放松了高等教育的日常管理,弱化了教育生态的系统性、平衡性。
标准化的机械管理异化为对指标的诱导和追求。标准化是工业化思维的典型产物,标准化对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教学质量的把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本无可厚非,而且我国高等教育的标准化程度还远远不够;为了检测这些标准的实现,又制定了系列的考核指标,这些指标本身也无可厚非,且还需要进一步补充、修正和完善。问题在于,高等教育由于缺少生态理念和生态思维方式,人们忘记了指标背后的真实用意,淡化了标准背后的终极目标。政府以指标考核为抓手,机械地诱导高校并将指标压力一直传递到教师、学生;教师、学生反过来又以这些指标为追求目标,上上下下围着指标转,思想行为统一到了指标上,丧失了办学自觉、教书自觉和学习自觉。这种教育主体被指标牵着走、被动而为的局面,消磨了主动进取、自觉创新的热情和意志,必然使教育生态退化。
热衷“标志”的打造,忽视生态的修复和维护。在普遍争创世界一流、国内一流的潮流中,高校往往以一流的标准和指标为工作指南,追求一流的“标志”。标志是高校整体办学水平的特征,有了高水平自然就会出现高标志。但标志物也可以脱离整体实际人为地单独造出来。因此,一些高校就在标志物上下功夫,组织力量打造全国优秀博士论文,高指标严格考核、高奖金强力刺激,教师学生在作为考核指标的权威刊物、核心刊物发论文,在海外刊物发论文;为了标榜国际化水平,有一两个外国人参会就报道为国际研讨会,引进海外人才单独组成与学校办学体制相隔离的教学科研组织机构,给高校镶嵌上一块又一块耀眼的“宝石”,而忽视了对人才能生根、能发芽、能长大、能结果的“土壤保护”和对人才及其科研活动宽容、包容生态环境的修复和维护。其实,“打造”一词本身就与生态不相干,但打造总还要下一点功夫,更有甚者,把打造变为“包装”,包装出各种行政级别的重点学科、教学名师等一流的标志物。同时,却对教育生态的退化视而不见、任其蔓延。
忙于短期的治标,不屑于长期的治本。教育生态的退化,是与短期行为分不开的。对出现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找病根、不在根本上下功夫。短期的治标,看似一时见效,但带来的可能是消极应对和博弈升级。如近年来应对论文抄袭的“查重”,手段先进,行之见效,但仍然诱发了各种反制措施。这里且不论教师和学生的自觉、自信(稍后论及)等深层问题,仅就工作程序来说,只要导师把控好从发现选题、确定研究思路、制定写作大纲到粗纲、细纲、一稿、二稿……的写作过程,直至定稿的各个环节,再加上严格的答辩程序,抄袭本来是不可能发生的。而抄袭的大量发生恰恰说明这一系列程序都出现了问题,折射出高等教育生态严重退化的现实。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如果不是从长远的生态治理着眼、着手,而是继续忙于短期的治标,那么短期的治标之策,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导致教育生态之本的退化。
推出绿色创新人才:高等教育现代化之本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现实任务。习近平同志就任军委主席后,首先就军队的使命鲜明提出:“善谋打仗、能打胜仗”是“强军梦”的核心内容。这一虽然简短、但非常明确的概括,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教育现代化极具启示。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简而言之,应该是善于培养人才、不断推出能承担创新使命的高素质人才。这样的概括,也正是回答“钱学森世纪之问”的命门。而习近平对军队“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的告诫,也是我们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要把功夫下在实处的警句。考虑到教育生态令人堪忧的现状和政界、商界、学界中,我们培养的人才不时出现丑闻的现实,我们今天为国家现代化推出的人才,不仅要秉持“又红又专”的老标准,还不得不强调“绿色”的新标准。以生态的理念,我们将其命名为绿色创新人才。
绿色创新人才的内涵和培育生态。所谓绿色创新人才,不是指专门从事自然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专业人才,而是指那些没有被社会的污泥浊水所污染,坚守诚信做人、认真做事的底线,具有追求真理的学者秉性,能够自觉抵制诱惑的有自制力的人才。绿色创新人才,前提是又红又专。专,是指具有创新潜质、创新能力、创新思维、创新勇气、善谋事、能成事的人才。创新人才不但要“专”,而且要“红”。所谓“红”,在新时期,就是习近平讲的“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是对我国科技人员第一位的要求。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广大科技人员要牢固树立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思想,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把人生理想融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中”。创新人才还必须加以绿色限定,就是要特别强调,在社会生态退化的环境下,高等学校推出的创新人才,和绿色食品一样,没有被环境污染,保持真诚质朴的原生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凡脱俗的学术追求、拒绝随波逐流的清高傲骨、出淤泥而不染的学者人格。绿色创新人才的培育,必须有绿色高等教育生态。所以,中国教育现代化紧迫的现实任务就是修复高等教育生态,使其适应国家现代化的需要。
高等教育生态现状跟不上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系到新发展方式的新动力,关系到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景。现实的紧迫问题是:谁来驱动创新?毫无疑问,创新必须依靠有能力从事创新的人才。而高等教育是国家创新人才的主要来源。创新人才的不断涌现,来自能生成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生态。但现实教育生态的退化却跟不上国家对大量创新人才的急需。一些学生(甚至包括研究生),单纯把学历学位的文凭当作目标,当作就业的敲门砖;一些教师,把导师当作资格和名分,为职称的晋升积累条件;一些领导,只关心看得见的显绩,急功近利;各方都有把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种利在千秋的本职抛在其后的倾向。而校园内,一些教师早已不再是认死理的“书呆子”,一些学生未出校门就已谙熟世道;而痴迷钻研、醉心探索的学术人成为稀有动物。这样的生态环境,要想推出绿色创新人才,实在令人担忧。当然,高等教育生态离不开整个教育生态的大环境,学子在进入高等学府之前,中等教育就已经被注入求学态度的因子。整个教育生态同样需要关注,时下,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报载全国有1.8万家庭学校,这相当于一所大学规模的1.8万孩子,是否有望产生绿色创新人才?至少这1.8万孩子的家长们充满自信。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一生态变化的苗头?民族复兴大业、国家现代化道路,呼吁我们必须关注教育生态。
优化教育生态:高等教育现代化之源
高等教育现代化内涵的再思考。通过以上分析,对高等教育现代化不妨来个逆向思考,对高等教育现代化不能是什么进行推理判断。高等教育现代化离不开良好的教育生态,所以一定不能是教育生态的退化。教育现代化就是要满足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人才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人才需要,以生态的理念来看,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是高等教育的整体性现代化、结构性现代化、系统性现代化、关联性现代化、平衡性现代化、可持续现代化以及教师整体素质和学生整体素质的现代化。因此,个别高校进入世界一流不是,少数学科国际领先也不是,区域发展差距过大更不是。教育现代化要的是出大师还是造名师?要的是人才辈出还是少数名学生?此外,时代在进步,高等教育不但要跟得上,而且要适度超前发展。生态时代的现代化不同于工业时代的现代化,生态时代的现代化,必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融入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思维方式。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更要吸收信息化时代、大数据时代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方式、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将其融入教育生态。同时,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在创新的同时,也不能数典忘祖,该传承的一定要传承,在创新中,使中国丰厚的教育文化发扬光大。
把各类工程纳入高等教育现代化系统。各类工程都要明确在高等教育现代化布局中的地位、功能与总目标的关系,孤立的工程一旦纳入高等教育现代化系统,就会产生具体工程与其他工作的联系,就会转化为高等教育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多组织一些全局性综合系统工程,如学科专业的全国布局、区域布局,高等教育生态的平衡与协调,针对性非常强的教育生态的治理与修复等。重大工程要形成“XX工程文化”、“XX工程精神”,以形成对全局的带动作用,培育教育生态的文化因子。我们真诚地希望国家能提炼概括出“985文化”、“211精神”,让全国的高校可学、可追、可赶、可超,也真诚地希望各地、各高校,在推行各类工程过程中,不要只关注产生有形的硬成果,更要注意凝练出无形的软成果,使工程项目能催生教育生态的文化因子。
注重项目间的联系与接续,防止项目碎片化。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项目的一次性、独特性的特有功效,也指出其缺少关联性的弊端。时下越来越多的项目,就存在着碎片化倾向。由于缺少关联,项目重复严重、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有些课题实践中早已解决,还在立项;甚至有的本身就是伪命题和没有实际价值的学术游戏。有些项目虽然有成效,但没有接续,常常出现不断从头再来的项目。我们注意到,各个级别、不同类型的项目,已经开始强调团队的培养、创新的协同,有些机构已经开始注意组建稳定可持续的基地和中心,这些好的趋势,应该大力鼓励和提倡。但也必须警惕在大生态环境未改变时,有的名不副实,有的有名无实,再加上一些高校充斥着名为科学研究、实则创收盈利的“山寨版”中心、基地,因此对项目一定要以生态的理念进行统筹,发挥其长处、克服其短处。
传承、创新教育生态优化方式,克服工程项目依赖症。其实,抓教育质量,除工程、项目的方式外,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选择。特别是教育生态,国内外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如中国自古就有着“教学相长”的思想和诸如《师说》、《劝学》等名篇,国外也有着本科生导师制、Seminar等行之有效的举措。笔者曾在国外某大学发现一个称为LINK(Learning·Instruction·Knowledge)的组织,教师和学生围绕某个题目组成一个个专题性的非固定团队,把教学与科研有机融合在一起。所以要正确把握创新与传承、借鉴的关系,自觉克服工程项目依赖症,不但可以选择诸如制度、组织、活动、学术共同体、产学研联盟等传统形式和方法,还可以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创新优化教育生态的新形式。
修复创新人才的培养生态。以上所述,讲的都是教育生态的外部环境,我们制定各项政策、实施各种举措都属于生态环境,修复教育生态从根本上说,还要从教育生态主体入手。之所以用“修复”二字,就是针对原本良好的生态、特别是生态主体关系正在退化的现实。
首先,修复主体关系的主体地位。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有两个基本关系:一是教师与学生的主体关系;二是师生主体关系的主体地位。其他各个生态因子都是围绕这个主体关系而存在的,都是在这一主体关系的主体地位影响下发展变化的。现实中,这两个方面都亟待修复。
其一,教师和学生永远是教育生态的主体,两者的关系是教育生态的基本关系。教师与学生互为前提、互为依存。但现实中,对学生知之不多、了解不深,甚至脱离学生、独来独往的教师不在少数;而学生除了课堂听讲外,很少有机会与教师面对面交流,个别的可能还会形成“给老板打工”的关系。而培养绿色创新人才的环境,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够让科学家们完全自由地从事科学研究的学术氛围”,还有“一个充满宽容与关爱精神的文化环境”。④当我们开始普及电子课件、进而运用网络视频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时,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走过这个阶段的高校却在深入反思教师与学生“face to face”的不可替代性,并运用网络的“Blackboard”共享平台,强化课下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流。正在兴起的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把现代网络技术与先进教育理念结合,对传统教育方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但其基础和本质依然是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实践。所以,教育现代化绝不是教师与学生的疏离,反而是密切。加强教师与学生的经常接触、深度融合恐怕是修复教育生态的首要和迫切任务。
其二,主体关系的主体地位,永远是高等学校一切工作的主导。但现实中,高校异化的金字塔结构却使很多关系高于这个主导。如政府主管部门与高校的关系、校内行政机关与院系的上下级关系都远远高于师生关系,教师与学生都只是管理的对象。相反,剑桥科学精英能不断涌现的生态环境是“唱主角的玩家其实是在剑桥大学最底层,那就是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广大学术人员”。⑤这样的生态环境是“人的创造潜力得以发挥的前提和保证,也是培养和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条件”。⑥我们只有把这个颠倒的关系颠倒过来,恢复主体关系的主体地位,修复异化了的教育生态,“钱学森世纪之问”才可能破题。
其次,激发主体内生的教书自觉、学习自觉。人类活动的主体自觉是良好生态生成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教师和学生是高校主体关系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的前提,也是高等教育生态状态的决定性因素。但我国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教学活动的内在动机和外在行为,都有不同程度的异化。要修复创新人才的培养生态,首先要激发教师与学生的内在自觉。
所谓教师的自觉,笔者以为就是教师对教书要做到“五真”,即:真想教、真能教、真会教、真在教、真享教。真想教,是为师者的行为动力,没有这个动力或失去这个动力,教育生态必然不好。真能教,是为师者必备的资格和水平,只有教的动机,却没有教的资格和水准,必然误人子弟。真会教,是指教书方法和教书艺术,不但能教,而且会教、教得好,深受学生喜爱,这样的教师多了,教育生态自然会好。真在教,是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遗憾的是,教师在教学上精力投入不足,早已成为公认的现实。真享教,是为师者的最高境界,把教书作为人生价值的实现,享受着当教师带来的乐趣。从真想教到真享教,是教师自觉的升华,只要有一定数量的教师做到了真享教,教学生态的修复就真的有了希望。
所谓学生的自觉,笔者以为就是学生对学习也要做到“五真”,即:真想学、真能学、真会学、真在学、真享学。真想学,就是学生有明确学习目的,求学意识强烈。真能学,是指进入大学的学生具备相应的学习能力。中国高考制度有高门槛,因此对于本科生来说,这一点应该是有保证的,但研究生的基础性研究能力却令人担心。真会学,讲的是学习方法,善于学习是高校在读大学生、研究生的必备条件,但仍有不少学生缺少学习方法。真在学,是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面对现实中的诱惑,能管住自己。真享学,也是学生的最高境界,把学习作为人生的乐趣,享受学习过程。
再次,培养主体内生的创新自信、学术自信。高等教育生态的异化,还表现在校园的学术浮躁,受社会浮躁影响、与假冒伪劣盛行同步,校园则是抄袭造假。所有假冒伪劣和抄袭造假的深层原因,在于缺少创新自信、学术自信。教师创新自信、学术自信的缺失必然影响到学生;而我们培养的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如果没有创新自信,国家创新驱动的战略就要落空。扭转这种局面的根本在于培养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的创新自信和学术自信。创新自信和学术自信来自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因此,修复教育生态,就不能只是关注有形的科研成果,还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学术水平的提升上,使学生学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真本事。有了真本事,就会有创新自信和学术自信。
最后,教育行政和高校管理部门的服务自觉。教师与学生的自觉、自信,来源于其主体关系的主体地位;而主体关系主体地位的确立,又在于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管理系统职能转换。把教师和学生作为管理对象,自然两个主体都不存在,只有把管理转换为服务,并以高度的服务自觉,修复和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才能真正为绿色创新人才的不断涌现创造条件。我们主张服务自觉,并不是简单否定管理的功能,管理主要是管事、管主体之间的行为关系、管教育教学秩序。当然在主体自觉尚未形成时,或在高校初创时期,也需要对人的适度管理,但就人的积极性来讲,根本的不是靠管理。一旦主体自觉形成,对人就应该主要是服务了。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管理系统必须正确认识服务和管理的关系,对主体管理多了,主体自觉就会少;主体自觉多了,对主体管理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就应该是服务,教育生态随之就会进入良性循环。
让高校成为净化世风的“社会湿地”。生态的理念、湿地的概念对我们修复教育生态具有重要的启发。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工业化、城市化对生态破坏的恶果,开始加快修复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天然水库”和“天然物种库”的湿地是价值最高的生态系统之一,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蓄洪水、控制土壤侵蚀、补充地下水、美化环境、调节气候、维持碳循环和保护海岸等极为重要的生态功能,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发源地之一。⑦高等学校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堪比自然界的湿地,高校集中着一批社会精英,生产和汇集着最新的科学知识,各种思想、理念、思潮、主张都会在这里较早地出现、交锋,同时还不断地向社会输出高级人才和智慧。高校教育生态的状况对社会生态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经济转型、社会矛盾复杂、人的价值观多元的现实中,修复高校教育生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人们越来越不满意的社会风气,让我们首先从高等教育生态的修复开始,让每一所高等学校都成为“社会湿地”。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笔者坚信,高等教育生态的进化,必然带动社会风气的净化。
注释
①②范国睿:《教育生态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③参见文魁:《内生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根本》,《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4期。
④⑤[英]艾伦·麦克法兰:《启蒙之所 智慧之源》,管可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99、86页。
⑥转引自陈·巴特尔、黄芳、陈安吉尔:《剑桥大学何以造就科学精英——基于教育生态平衡的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年第2期,第55~61页。
⑦参见《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http://baike.baidu.com/view/1426645.htm?fromId=94253。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nd Academic Ecology Nowadays
Wen Kui
Abstract: Like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also poses threats while offering fruits benefiting people. People should be alert to measures aimed at improving education quality as they may produce side effects to degrade the educational ecology.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e degrad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ecology: industrialization-based way of thinking, engineering-like methods, inflexible management and short-term behaviors. The "green" innovation talent is key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hile optimizing the educational ecology is the source.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let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play a main role i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to the conservation of educational ecology; the "five-truth teacher" and the "five-truth student" are the basic ecological fact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nserving the ec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 will help create the "social wetland" for improving moral standards.
Keywords: educational ecology, green innovation talent,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文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财经教育分会顾问。研究方向为经济学基本理论、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与实践。主要著作有《市场经济的工资运行》、《中国企业改革的演进和规律》(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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