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巡视组向北京、天津、科技部反馈巡视情况，指出天津等地“苍蝇式”腐败即农村基层腐败不容轻视。
对掌握集体土地使用权的一些乡村干部来说，靠山吃山，靠地赚钱，成为最直接的“致富”方式。据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统计，2009—2012年查办的村干部中，七成多涉及征地拆迁领域。另据报道，深圳某“村官”被曝拥有20亿身家；温州10名“村官”瓜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河北某村党支部书记自2001年担任村主任后，10年间非法敛财达7100余万元。村官大贪，无论地区贫富，皆不鲜见。前不久，山西省纪委通报了9起村干部涉嫌违纪违法典型案件。9名村干部通过索贿、贪污、挪用公款、套取国家补贴等不同的手段，把不该拿的钱揣进了自家钱袋子。有专家表示：“村干部已成贪腐高发人群，对‘村官’中的‘苍蝇’，须引起重视。”
小村官大腐败现象令人震惊。充分暴露出当前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权力运行过程缺乏必要的制约，尤其在公共事业建设与公共资源配置方面，当前的村务监督还不到位。村官虽小，却是架在基层农民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如果乡村干部的管理监督缺位，腐败现象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广大农民释放的红利将被拦截，最终会影响广大农村的稳定，损害“党执政大厦的地基”。
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说得很到位：“想让干部贪不了大家的钱，办法很简单，就是公开透明，接受监督。村里事是大家的事，钱是大家的钱，权力必须在大家手里。”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原平市子干乡子干村党支部书记栗翠田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现在各地都在搞村务公开，制度虽然好，但没有监督，难以落实。村官贪腐高发的原因，说到底仍是监督缺失。
中国的村官在体制中十分特殊，干的是国家干部的事，身份却是地道的农民。其政治资源依赖宗族关系、本村威望，这样一来，群众监督力度可想而知。而其上一级组织，把他们当农民对待，没有当国家干部来监管，从而使其失去规制管束。行政村属于自治组织，自己的事自己问，往往民不告官不究。此番情形，使对村干部的监管成为次盲区地带。
抑制村官贪腐，除依法处置外，在预防层面主要抓两手。一手要把公开做真。乡村“三公开”虽然年年抓，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一般公开栏设在乡镇机关院子里或锁在村部院子里，群众想看看并不容易。再说，密密麻麻之中，也没有多少干货。群众想知道的内容，未必写在上面。要达到公开的目的，内容上要引入第三方把关机制，方式上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广州市配合全市农村廉情预警防控系统建设的要求，开通“廉洁广州”官方微信，村民关注该微信平台后，只要输入验证信息确定身份，就可以互动查询所在村的村务、党务和财务。一些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即使在外地也可以查询关注村里动态。这种做法值得各地借鉴。
另一手要把分权做实。分权制约也是一种监督。一枚公章分八瓣分头保管，用时再捆到一起。这是分权制约的原生态。办法虽笨，但效果实在。在乡村权力运行中，实行监督委监事制，使监督“看得见、摸得着”，应该是一条值得继续探索的路子。据报道，有的地方实行“一柜多箱”模式很管用。根据制度规定，各种印章分别放进小铁箱，集中存放在一个大铁柜里，铁柜门的钥匙由村务监督委员会保管，铁箱钥匙由各个经济社社长保管，村委会主任、经济合作社社长不得亲自保管钥匙。依靠硬制度，形成相互监督、共同掌权的机制，才是避免“小官大贪”、促进乡村干部履职尽责的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