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关键一招

邓小平理论是在大变动中应运而起的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最根本的还是由于面对中国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这两个大局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大变动，经过艰难战斗和深刻反思，而形成和确立起来的。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启动大变动、新觉醒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韦彦义（以下简称“韦”）：十年前，您在出席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时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论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和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开辟》，其中说到了邓小平的“两大贡献”，一是拨乱反正，二是改革开放。一个“承前”，一个“启后”；一个“继往”，一个“开来”；让我们记忆犹新，至今不忘。

郑必坚（以下简称“郑”）：邓小平的一生是辉煌的，而其中最辉煌的一段则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新起点的最后20年。在这20年中，他为党和人民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拨乱反正，领导全党正确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时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二是改革开放，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成功打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并在这个艰难战斗和伟大创新历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说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今天我们又应当说，没有邓小平，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至今还要在贫穷落后中挣扎苦斗。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直到今天，贯穿于我们党全部指导理论的一条红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今天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理论，即以邓小平理论为奠基、在新历史条件下创立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伟大的理论根源于创新的、战斗的实践。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最根本的还是由于面对中国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这两个大局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大变动，经过艰难战斗和深刻反思，而形成和确立起来的。在这里，没有什么一帆风顺，没有什么轻而易举，更没有什么一蹴而就。一句话，是在大变动中应运而起的。

我们可以先来看国内大局。最突出的，就是那20年中的两大历史关头。第一个历史关头，是上世纪70年代末，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尖锐地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当人们普遍束缚于“两个凡是”，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迷茫困惑之时，邓小平坚定地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党和人民的思想大解放。由此而来的，是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逐步确立，是几年之内就从根本上扭转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困难局面，并由此启动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发展。

第二个历史关头，是10年后，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政治风波，加上国际苏东剧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一次尖锐地摆到党和人民面前。是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还是坚定不移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面对复杂情势，邓小平又以他一贯的坚定信念、非凡胆略和远见卓识，强调稳定压倒一切，随后又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个谈话，从根本上澄清了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一轮举世瞩目的大发展。

再来看国际大局。最突出的，就是关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一重大战略判断的提出和确立。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敏锐地注意到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发展。同时，注意到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和苏联在阿富汗受挫，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部署都未能实现。而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必定成为时代大潮。邓小平由此断言：“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而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正是基于这一重大战略判断，邓小平提请全党注意抓住难得机遇，集中精力搞建设、谋发展。

尔后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复杂国际形势，邓小平又清醒把握大局，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他这样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同时审时度势，提出“有所作为”，倡导打出上海这张“王牌”，以开发开放浦东等重大举措带动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局的发展，一举打破了西方七国联手对我实行的经济制裁，由此扭转了一时阴霾漫天的国际环境。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国际大背景下，邓小平又在他辉煌一生的最后段落，以89岁高龄，继“南方谈话”之后，在1992年伏暑盛夏时节，全身心投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的编审工作。我们记忆犹新：他亲自审定每一篇文稿，而且抓得那样紧，那样细，终于完成了一部具有现实和长远重大战略意义的经典性著作，并且郑重地把它作为“政治交代”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当时邓小平高兴地说：“算完成了一件事。”他还在审稿过程中说过：“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编到南方谈话为止，这样好，段落比较清楚。”

就是这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20年艰难的创新实践基础上，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起来。如果再加上对建国以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近30年经验教训正式作出“历史问题决议”，那就还应当说，邓小平理论是以近半个世纪的深厚历史经验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993年，党中央作出郑重评价，鲜明指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为我们进一步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统一思想，坚定信念，积极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并且号召全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下努力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遂即在全党范围首先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形成了具有相当广度和深度的对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热潮。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抓紧领导对邓小平理论学习热潮的同时，卓有成效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且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成果，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关系国家、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奠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今天使党和人民倍感振奋的是，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习近平同志就南下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向伫立在深圳莲花山顶的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他说：“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他还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在这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沿着邓小平打开的全新战略道路，迈向新的高度。

历史的回顾，现实的发展，反复有力地表明：邓小平理论应运而起，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启动大变动、新觉醒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拥有这样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实在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

“赶上时代”的要义就在于“三个解放”

中国改革开放36年来的最重大最深刻变化，正是这个从“沉闷停滞”到“真正活跃起来”，把全社会潜在的巨大生机和活力解放出来了。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是改革开放36年带根本性的成功经验

韦：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会见时任荷兰首相的吕贝尔思，谈话中特别强调：“改革是正确的，很见效”，“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他还说：“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联想到这些年来，尽管有一些乱象，但总体而言，依然发展较快，社会基本面稳定；我们是否应该为当今中国的既活跃又组织、组织和活跃有机统一、协调互动而大声叫好？

郑：你看得很准，说得很对。邓小平在1987年5月12日讲话中，有一个鲜明对比。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四人帮’当权横行，人民心情沉闷，甚至可以说是在忧虑之中，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 结束以后，还有两年徘徊。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这里，通过这样一个对比，邓小平把问题集中到一点上来——究竟是要“沉闷停滞”，还是要“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

事实就是这样：中国改革开放36年来的最重大最深刻变化，正是这个从“沉闷停滞”到“真正活跃起来”，把全社会潜在的巨大生机和活力解放出来了。

那么，这样的生机和活力，是怎样解放出来的呢？

打开中国改革开放的编年史、思想史，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开篇之作，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众所周知，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这篇报告中，邓小平开宗明义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这段话所反映出的，实质上就是我们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伟大起点。面对十年“文革”内乱及其造成的严重恶果，要把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活力激发出来，首先就要打开总开关，放出“源头活水”，解放人们的思想，特别是解放全党的思想。

而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正是这样，从来都是把解放思想的要求，坚决、彻底、鲜明地集中到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上来。并且从来都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解放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他把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还这样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

在邓小平的理论思考和创新实践中，还把“解放社会活力”，作为联结“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的重要一环。由此而来的，就是“三个解放”：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是改革开放36年带根本性的成功经验。

而这也正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最新作出的明确结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明确结论。就在日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还这样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36年的历史进程，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历史进程可以粗略概括为头4年、中间三个10年和十八大开始的新阶段，这样五大段落。

第一大段落，从1978年到1982年，即新时期的头4年。乃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4年。随着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根本性转变，各方面改革开始启动。其在“三个解放”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农村经济活跃起来，短短三到四年就初步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

第二大段落，从1982年到1992年，即36年中段的头一个10年。乃是开始全面改革，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基本路线并大胆探索改革目标的10年。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三步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其在“三个解放”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出现了“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式的加速发展。城市经济活跃起来，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面，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蓬勃兴起。

第三大段落，从1992年到2002年，即36年中段的第二个10年。乃是实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的10年。在成功地经受住国内外政治风波严峻考验和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改革开放进入一个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新阶段。其在“三个解放”上的显著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具模型，全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

第四大段落，从2002年到2012年，即36年中段的第三个10年。乃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10年。其在“三个解放”上的显著成效，就是GDP平均保持两位数稳定增长，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经受住了加入WTO和世界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中国人更加自觉地致力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第五大段落，就是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开始的一个崭新阶段，可以算到2022年，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之后不久，建党100周年左右。这个段落刚刚开始，但我们充满信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下，经济的社会的活力必将更大地释放出来。其在“三个解放”上必将取得显著成效，GDP将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将迈上更高水平。

五大段落的实际发展，同时也使我们深化了对“三个解放”的认识：解放思想和解放社会活力，都必须落实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来。说到底，人类社会发展无止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也必然是无止境的。

再就生产力问题本身来说。我们党和人民的生动实践反复说明，解放生产力，关键是要解放“三个力”。一是创新活力，集中体现在科技生产力的大发展；二是创业活力，集中体现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大发展；三是抵御风险的能力与活力，集中体现在真正强有力地应对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包括国内和国际的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巨大风险和挑战。这“三个力”不可分地紧密相联，当前就是要在前36年改革发展成就基础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从量和质两方面尤其是质的方面，实现这“三个力”的新飞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范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大有作为，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至整个21世纪上半叶实现经济社会更高和更大规模的发展和进步，才能实现全面小康以至现代化。

邓小平在1987年还有一个关系全局的精辟论断，他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他还说：“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

这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本身是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大潮中应运而起的，同时又应当努力走到时代潮流的前列，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并且应当大书一笔地写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体会，“赶上时代”的要义就在于此，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真谛就在于此。

“大变动、新觉醒”的真正大文章还在后头

要能够真正做到脚踏实地、勇于创新，实事求是而又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要能够真正实现邓小平所要求的“赶上时代”，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把握时代

韦：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您都接受过我们的专访，两次说到“接力探索”的重要，说到“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说到“大变动，新觉醒，两重性，真正的大文章还在后头”。不知您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是否可以更展开说一说中国经历了大变动，世界也经历了大变动，而这两个变动的紧密相连、持续发展，决定了我们务必脚踏实地、勇于创新，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前景？

郑：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并大力倡导脚踏实地和勇于创新。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脚踏实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一定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要脚踏实地，大胆探索，努力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此时此刻，党中央之所以如此突出强调脚踏实地和勇于创新，根本原因是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政方针已定，关键是要抓好落实。而抓好落实的关键，又在于究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来对待我们党肩负的任务和使命。一句话，就是革命风格问题。

这个革命风格问题，也正是邓小平1992年启动新时期第二轮改革开放和发展时，在“南方谈话”结尾时突出强调的一个重大问题。在那次谈话中，他尖锐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他同时鲜明地提倡“朴实”，语重心长地这样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他还强烈地倡导创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实际上，邓小平长期一贯提倡的就是脚踏实地和创新精神。他这样说过：“为了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大力提倡把崇高理想逐步变为现实的脚踏实地的革命作风。”“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脚踏实地、勇于创新，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从根本上说，邓小平理论和以邓小平理论为奠基的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难道不就是这种脚踏实地而又勇于创新的实事求是革命风格的最集中理论表现吗？

对于我们这个有着90多年历史、8000多万党员的老党、大党来说，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执政业绩，而又长期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大考验”，同时面临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这“四大危险”的老党、大党来说，革命风格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也许应当说，这可是关系我们全部事业成败的头等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历史征程上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一靠路线正确、政策对头，二靠立党为公、群众拥护，第三就是靠脚踏实地、勇于创新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革命风格。

要能够真正做到脚踏实地、勇于创新，实事求是而又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要能够真正实现邓小平所要求的“赶上时代”，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把握时代。

综观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走势，如果各用一句话来概括，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和平发展即和平崛起为主题的中国大变动、新觉醒；（二）以世界和平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共同和平崛起，及发达国家再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大变动、新觉醒。这样的“大变动、新觉醒”，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在中国可以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开始了，在世界则从上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就逐步启动了。从那时到现在不到40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动。而这样的大变动肯定还将持续下去，并且仍将以两重性的复杂形态持续下去。

先看国内大局。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以邓小平理论为奠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日益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由浅入深逐步达到新的觉醒，并从而在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上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工作种种不足，诸多阻力、困难和实际存在的一些阴暗面，既有体制机制障碍，也有思想观念障碍； 既有历史遗留的老问题，也有发展产生的新问题；既有国内压力，也有国际压力。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这种新的历史条件，更决定了机遇将前所未有，挑战也将前所未有。

再看世界大局。一方面，和平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新产业革命日益崭露锋芒的条件下，各国间相互依存和利益汇合点不断深化，大国关系出现重大调整，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共同和平崛起的势头日益显现，由此而来的是各大国相对地位和利益关系进一步积极变化。但是另一方面，各种形式的剧烈动荡和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发展，霸权主义、冷战思维以及传统形式的热战危险依然存在，恐怖主义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日趋严峻，全球力量的变化重组日益复杂。

所以，事情不是只有一面，而是正、反两个方面构成的。而且应当说，这种“两重性”乃是历来如此，于今为烈，其复杂深刻程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当代世界范围种种歧见和异动之纷纭杂沓，可能将远远超出基于经验和常规的判断。这大概也可以说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世界范围的“诸子百家”吧。

但是即便如此，“大变动、新觉醒”终归是主流，是大势，仍将不可阻挡地继续前行。中国如此，世界也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大变动、新觉醒”的真正大文章，还在后头。

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克服困难更上一层楼

以高度自觉，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思想武器，作为基本立场和方法，作为指导我们进行新历史条件下艰难战斗和伟大创新的认识工具，从而坚定不移沿着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开的全新战略道路开拓前进，就是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

韦：不知现在我们是否可以回过头来补问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说过的一段话有关。您说邓小平在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的同时，又提出“有所作为”，倡导打出上海这张“王牌”。我们很想知道，邓小平对于上海改革开放的后来居上，特别是打“王牌”、走“捷径”方面，是否还有更多更深层次考虑？

郑：邓小平的许多想法，大家都已清楚知道。所以，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视察上海，一上来就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接着，他又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1992年南方谈话，他更是强调“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是一个“失误”，否则“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他还重申：“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

而今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在云计算、物联网、新型显示等领域，在大飞机研制、航空发动机、中船长兴二期工程、“909”升级改造等项目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特别是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把扩大开放同改革体制结合起来，把培育功能同政策创新结合起来，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可复制、可推广，非常好！好得很！完全符合邓小平在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时所说：“乘风破浪，脚步扎实，克服困难更上一层楼。”

韦：重温邓小平对于上海发展的关注，对于浦东开发开放的支持，我们依然热血沸腾。

郑：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回溯邓小平打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新战略道路艰难和创新的战斗历程，重温36年改革开放曲折复杂的历史发展，更深切地体会到：邓小平理论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反过来又对历史和时代发生巨大影响。它对中华民族直到21世纪中叶的伟大复兴，提供着常新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正因为这样，以高度自觉，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思想武器，作为基本立场和方法，作为指导我们进行新历史条件下艰难战斗和伟大创新的认识工具，从而坚定不移沿着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开的全新战略道路开拓前进，就是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结尾，也就是整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结尾时，语重心长地这样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22年过去了，面对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发展和日趋激烈的竞争，我们对邓小平的这个谆谆嘱托有了更强烈的感受。实在是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时不我待啊！

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发出了全面推进新一轮改革的宣言书、动员令。我们坚定地相信，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脚踏实地、勇于创新，一定能够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推向新的高度，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党提出的“两个100年”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