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斌
公开甚至取消档案保管费，都不是最终目的，提升人事档案公共服务质量才是关键
档案保管费，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大学毕业了，如果不是到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档案就成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要交给就业地或户籍所在地的就业服务机构保管，于是便产生了托管费用。
近日，有媒体跟这笔钱较上了真。据报道，一些大城市每年收取的档案保管费超过1亿元，而全国每年人事档案收费多达数十亿元。如此巨额的费用，去向却成了谜，目前尚无省份公开人事档案保管费的收支明细账目。
档案管理，转入转出、开具证明等等，的确要人力、要场所，有一定的成本。不过，从现代行政伦理来看，却不一定有花销就有理由收费。人事档案的使用方和受益者是国家和社会，就业服务也属于公益服务，所以档案保管应属于公共服务范畴。即便委托就业代理公司保管，费用也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消化，而不应转嫁给个人。由此来看，档案保管费的合理性的确存在问题。
而且，这样一笔收入，收多少、怎么花，也需要有个交代。根据往常经验，以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为代表的政府非税收入，由于收支不透明，常常被当事部门隐瞒和挪用，甚至被截留私分。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档案保管费就一定存在类似问题，不过如果不说清楚，难免会遭致怀疑。况且，在依法行政、政务公开、财政透明日益成为共识的当下，于法有据、于事合理、有效监督，本就应该是各种收费的基本前提。
更关键的是，应提升人事档案公共服务质量。事实上，高收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档案管理的覆盖面大大减低。一些工作不稳定、收入较低的大学生为躲避缴费不惜违法违规，私下保管自身档案；更多的人则选择停交档案保管费，成为“弃档一族”，部分地区“死档”比例超过两成。现实中，管理不善造成人档脱节、档案造假的情况也时有所闻，更不用说办理相关事务时的不便了。
何以解忧，惟有改革。用改革理顺收费和服务的关系，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成为现实。只要加快简政放权改革，取消和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才能遏制权力自身的收费“本能”，增强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促使政府职能由前置审批管理，更多转向后置监管和提供服务。去年全国两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要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收费标准，建立健全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制度。从档案管理费的例子看，当前亟待提上日程的，是理顺和清理各类收费，减轻公众负担，倒逼相关部门产出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事实上，江苏、山东青岛等地，已经迈开第一步，率先取消了档案托管收费，更多地方的就业服务部门，还需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要推动档案信息电子化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档案系统。这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要求，更是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的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