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距清顺治元年1644年刚好250年，清朝已经走到了末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也走到了尽头，这是一个王朝的末世，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处在这样一个末世，整个国家腐朽不堪，整个军队也腐朽不堪，以致国不能战，军不能战。其结果就是甲午战争的惨败。
现在有一种观点可能夸大了战前洋务运动的意义，所谓同光之世有中兴气象，洋务运动好像使国家进入了近代化发展的轨道。实际上不是。我们必须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患内忧不断加剧，列强不断入侵，中国一败再败，太平天国又搞得国家元气大伤。在此情况下出现了一些变革图强的行动，试图振衰起敝，却步履维艰，很不成功，根本没有扭转颓势，所以1894年的清朝实际上处在末世的状态。甲午之败，不过是加速了清朝的覆亡。
国不能战突出体现于两个方面
领袖集团腐朽无能。先看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慈禧，她精于宫廷权术，但在知识和眼光上都很欠缺，谈不上什么眼界，更无经邦济世的才略，跟清初的孝庄和唐朝的武则天没法比。另一个是光绪，他长在深宫之中，还是个文弱青年，有抱负有激情，但没有韬略雄才。次看清廷，是中枢无人。太平天国之后满族人才凋零，围在慈禧、光绪身边的满族权贵都才智平庸，比较突出一点的恭亲王奕䜣实际也才略平平，只是手段比较圆熟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满臣对汉臣的忌防更甚了，所以晚清汉臣中的强人基本进不了中枢，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被挡在外围。再看实际表现。从长远来说，就是看不到世界近代化的潮流，不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工业文明兴起要替代农业文明，资本主义兴起要取代封建制度，他们根本看不到这样一个大势，也就不知道引领国家走向正确的方向，赶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从中期来说，就是看不到日本崛起速度之快、威胁之急，还一直以为日本是弹丸之邦，“蕞尔小国”而已，不能切实加强防范。1888年北洋海军宣布成军后便停止了发展，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加速推进对清朝的战争准备，大力加紧发展海军。从近前来说，就是当朝鲜危机发生、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毫无领导、统驭这场斗争的能力。中枢诸公昧于情势，不知彼也不知己，拿不出有效的应对之策和周详的计划，反而为是战是和争论不休。慈禧先是看群情汹汹、愤激昂扬，便支持开战，还以为能轻易取胜，但初战失利，马上要到她六十大寿的日子（1894年11月7日，农历十月初十），就想赶紧了结，免得耽误做寿。朝中上下也把慈禧做寿看得比前方战事还要紧，甚至将旅大危殆的十万火急军情延搁不办。光绪坚决主战，但不知道怎样通盘进行谋划和组织，对日本战略意图和日军虚实毫不了解，只是一厢情愿地让军机处一道又一道下谕旨，催促各军速速进剿，似乎军队开到前线就能轻松把日军从朝鲜赶到海里，而当战事失利，战局吃紧，就乱了方寸，应对无措。
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形不成国家的统一意志和统一力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清朝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一败涂地，只好靠地方募勇练兵拒敌，湘军、淮军由此而兴，督抚势力随之坐大，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还能坚守道统，自裁其军，自我收敛，其他督抚却纷纷起来了，派系林立，借着办洋务图自强、筹海防或谋塞防而各练其军，各抱山头，明争暗斗，中央一统军令政令的局面名存实亡，甚至新建的海军也分别成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家底，所以南洋舰队和北洋舰队一直无法统一调遣使用。于是当大危机来临时，封疆大吏各顾私利各打算盘，互相钩心斗角，国家形不成统一的意志和力量。甲午战争爆发，情况就是这样。握有清朝主要军力和资源的许多督抚大员认为，这主要是李鸿章北洋系统的事，与己无干，非但不愿出钱出力，有的还存心看李鸿章的笑话。而作为战区司令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是当时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清廷也不能顺畅掌控和指挥。应该说李鸿章的大局观是比较好的，但也有浓厚的北洋意识，他从一开始就想尽量避免战争，想缓战，这既是因为他对敌我情势相对还比较了解，也是出于保存北洋实力的派系心结，这与光绪是相左的，光绪指示军机处要打，快打。这样两种意见，只要能统一，按照一个决心进行筹划和执行也许还好，但就是形不成统一意志。光绪没有绝对的权力，事事要慈禧首肯才能执行，所以李鸿章对光绪通过军机处下达的命令能拖就拖，而李鸿章事权不出北洋，无法调动指挥全局，他想避战、缓战的主张光绪又不同意。上下不能同心同德，国家已经不是一盘棋。
上述状况，使得清廷的危机处理、战争准备和应战，都茫然无绪，一误再误。
军不能战突出体现于三个方面
组织混乱。由于没有准备，仓促应战，清军的战争组织和实施，从指挥机构的组建、作战计划的制定，到兵力的调动部署、军需的前运后送，都非常混乱。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说：“我们对于战争毫无准备，实在令人可惊。”但更严重的问题还出在军事体制上。晚清军队的体系非常杂乱，都是一个个山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没有统一的司令部、参谋部。洋务运动买了一些枪炮舰船，仿造了一些枪炮舰船，看似搞近代化，但军队近代化最重要的东西都没搞起来。军队大多掌握在各地的督抚将军手里，临时从各地抽调过来，都有严重的私属性，都是督抚将军的私兵，平常不配合，到了战场上更难配合，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形不成有效的组织和协同。日军进攻辽东，一共投入四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不到五万人。清军调集到鸭绿江至山海关内外进行防御的先后有十几万人，但体系庞杂，多头指挥，互相观望，尔忌我虞，尔前我却，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一仗一仗都轻易败给敌人，日军打哪儿克哪儿。又如威海卫之战，防守威海军港和要塞的是李鸿章北洋系统的部队，水师由丁汝昌指挥，陆上要塞部队由戴宗骞指挥，威海附近还有二万多清军归山东巡抚李秉衡指挥。李秉衡始终不积极调兵增援威海，威海的戴宗骞和丁汝昌也矛盾重重，各行其是，结果陆上防御很快溃散，炮台尽失，陷北洋水师于绝境。诗人黄遵宪痛心而泣：“噫吁戏！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清军组织上的混乱使得部队数量虽多，但形不成合力，兵力似厚而实单。
指挥无方。首先不知彼。上上下下都不了解日军的战略意图和兵力虚实，对日军的进攻方向普遍判断不清，处处设防，兵力分散，行动盲目，左支右绌，陆海两个战场都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其次不知战。战区司令李鸿章，后来战事不利清廷又调宋庆、刘坤一来加强，从他们以下陆军的各级军官大多是旧行伍出身，只有之前对太平军、对捻军的作战经历，基本不懂近代战争。海军系统好一些，官佐大部分是新学堂培养的，有一部分还留洋学习过，但也都没有近代化战争的实战经验。因此，清军在战略战术上表现出严重的无知。如不重视争夺制海权，不懂得陆海协同，不知道抗登陆作战。日军两次登陆，一次在辽东半岛，一次在山东半岛，都大摇大摆地进入，清军根本不组织防御。再如要塞攻防，北洋海防体系经营了一二十年，李鸿章曾自诩“有深固不摇之势”，但打起仗来旅大和威海的要塞都形不成严密防御，特别是陆上的后路防御空虚，一攻就破。基本的陆军战术大部分军官也不懂，如炮兵不知道集中使用，聂士成就说日军炮兵每战必聚在一处，清军的火炮则分散在各部队；只知道正面对抗、集群冲锋，不知道迂回侧击、侧翼防御，经常是日军一迂回侧击，清军的防线马上就垮掉；不会散兵战术，日军火力那么猛，清军还像打太平军、打捻军一样，经常集群冲锋，结果被敌大量杀伤。海军将领虽然学了近代海战的技术和战术，但实战灵活运用能力差，应变能力弱，几次海战的组织指挥都很不理想。
斗志不坚。晚清官场腐化，社会风气败坏，军队也腐朽不堪，纪律废弛，训练虚浮，赌博、狎妓、抽大烟等淫逸之风盛行。海军稍好些，但这些现象也很普遍，所以整个军队精神萎靡不振，战斗意志不坚，从上到下，临阵脱逃者比比皆是，在日军主攻方向上几乎所有的战斗都坚持不了一天以上，所有号称坚固的要塞——大连、旅顺、威海都是被日军轻易夺取。特别是许多将领带头逃跑，导致部队很快溃散甚至不战而溃。如：平壤之战总指挥叶志超带头逃跑，各路清军群龙无首，一溃而不可收，直到过了鸭绿江才算站住脚；大连守将赵怀业不积极战守，反而变卖军米做好逃跑的准备，日军担心大连要塞坚固，弹贮充足，准备以联合舰队从海上助攻，但攻击还没发起，赵怀业就连夜率人马遁往旅顺，把要塞、军港和大量军需物资拱手让给了敌人。在清军参战各部队中，北洋海军是打得最英勇的，多数管带和提督丁汝昌与战舰和舰队共存亡，以身殉国，但也有一些将领和军舰临阵脱逃。最可悲的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由于陆上战场和防线的全面溃败，北洋水师这支清军最先进的部队也被彻底葬送。
甲午战争，初战海军是关键，终战陆军是关键。北洋海军不败，日本不敢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清朝陆军不败，中国不会速败、完败。“诸军灞上怜儿戏，万里神州痛陆沉。”海上和陆上都打不赢，这是晚清的悲哀。
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不少西方人估计，初战中国要吃亏，久战则日本会失败，因为清朝没有战争准备，而日本蓄谋已久，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但日本明治维新时间还不长，国力还不强，不具备长期支持战争的能力。日军突破鸭绿江攻入辽东之后，李鸿章、刘坤一等也曾提出，为今之计需做长久相持的打算。但由于清朝的末世状态，国家和军队均腐朽不堪，与敌较长久地相持都做不到。在经历了战场上的速败之后，腐朽无能的清廷很快选择了投降路线，通过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来换得苟延残喘，这是国不能战、军不能战的极致表现，也是国不能战、军不能战的必然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