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江兴：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构建强大网络国防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教授)

编者按：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的“制高点”，网络边疆是国家安全的“警戒线”，网络国防是国家防卫的“新长城”。一个改革开放的大国，必须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同陆海空天传统领域一样，构建强大的网络空间防卫力量，全面维护网络空间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其中，认清“五类威胁”，承担“五种职能”，立足阵地、能力、体制“三个层面”，构建战略、法规和力量“三个体系”，是在网络空间落实三中全会战略部署的科学路线图。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崛起，我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压力不断增加，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继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高度关注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安全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彰显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战略新思维和“大安全观”，为包含网络空间安全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的有效治理提供了重要体制机制保障，是中国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的一个重大的创新性举措。

网络空间是信息时代的基础活动空间，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新兴战略领域。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专业分工国际化的大环境下，我国网络空间的安全态势极其严峻，核心问题是始终没有建立起有效协同的国家防御体系，突出问题是一直未能发挥国家武装力量的主导作用，根本问题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还很难改变信息技术和产业后进国家的基本态势，从技术标准到“游戏规则”的主导权基本掌控在西方网络强国手中，我国的“核心自主，逐步替代”的自主可控发展战略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大动作响应国家战略“新觉醒”，构建“以网络防御体系为屏障”的强大网络国防，捍卫国家网络边疆，成为新时期国家安全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

一、我国在网络空间已面临严峻的现实和潜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并将长期影响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发展利益

网络空间是国家战略博弈的重要战场，对抗和较量早已跨越了战时与平时的传统概念且存在于网络空间的每个领域和角落。作为互联网缔造者的美国拥有互联网的核心资源及主导权和绝对的技术优势，在2009年成立了拥有“侦攻防”上百个任务分队的网络空间司令部后，相继推出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2013年爆出的斯诺登事件表明，美国肆无忌惮地利用其在网络空间和信息领域绝对的技术与产业优势，追求所谓的“网络空间绝对的行动自由和信息的单向透明优势”，已经严重威胁到世界各国的安全与主权。西方国家在冷战思维和遏制颠覆战略的主导下，借助互联网在内的各种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对我实施不间断的骚扰、颠覆和网络攻击行动，严重影响我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企图颠覆党的执政地位。西方反华势力公开支持藏独、东突、法轮功等分裂势力和反动组织，以网络战组织或机构为后盾长期为其提供穿透我“国家信息关防”的破网工具和手段，对我展开咄咄逼人的网络攻势。二是诱导和放大社会不安定因素。社会管理层级化和信息传递扁平化是当今我国社会发展与经济活动中的一个基本矛盾，“社会问题网络化和网络问题社会化”也为敌对势力破坏我社会安全稳定大局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西藏“3·14”、新疆“7·5”等事件中，境外势力通过网络进行幕后操控并制造混乱，暴露出我国在网络预警、态势感知、舆情管控和应急体系上的缺失与不足。三是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秩序。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2012年中国网民信息安全状况研究报告》成，有84.4%的网民遇到过信息安全事件，人均损失额为553.1元，损失总额为194亿。这对“网络依存度”不断攀升中的我国经济运行和社会管理体系将造成灾难性影响。四是信息基础设施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当前，我国信息通信网络和主要信息系统事实上处于“空心化”的尴尬境地。尽管国家以“自主可控”为目的设置了若干重大科技发展专项，但跟踪式、替代式的技术路线，不可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专业分工国际化条件下，从根本上跳出“没有自主可控就一定没有安全可信，但有自主可控也未必就安全可信”的行动困境。正如习近平主席最近指出的那样“关键的技术买不来，引进的技术靠不住，跟踪仿制没有出路”。五是危及秘密或敏感信息安全。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我国很难保证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拥有完整可靠的安全链，网络空间被以美国“八大金刚”为首的西方公司绑架的基本面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被“潜在掌控和透明化”的严重威胁将长期存在。

二、军队作为捍卫国家安全的武装力量，应该也必须在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巨资打造的战争机器绝不可以置身于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网络珍珠港”事件之外。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是国家军事力量保卫“第五维”空间主权的神圣职责。作为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的主体力量，中国军队在应对网络空间突发事件、非传统安全威胁或网络战争时应当如何作为和怎样作为？中国军队在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中需要大视野、大担当，需要转换角度、变换思维，至少应发挥以下几项基本职能。一是承担起国家网络空间第一道防线的职责，代表国家履行网络边界防卫和管理职能；二是掌控网络空间安全态势，通过态势感知标定安全等级，及时预警，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三是遂行主动防御和防守反制任务，根据国家安全需要遂行网上追踪、拦截、压制网络威胁和威慑对手的任务；四是保卫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要害的关键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系统的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五是协同履行关键信息技术出口审核与风险评估职能，如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建立由国防部和商务部共同实施的出口许可证制度，授权进行安全审查、风险评估、用户认定和使用追踪，把企业追求市场利益的行为约束在国家战略和国防需求的整体框架之内。

三、加强网络空间防御建设，要把构建一个强大而巩固的国家网络边防体系作为抓手级的战略任务突出出来

保卫网络空间安全是一个国家级、体系间的对抗博弈，不但要统筹兼顾，更需要有具体的抓手和可以落地实施的行动纲领，把无形边界有形化，把虚拟空间的现实或潜在威胁转化为实体空间的显性防卫力量建设，把军队在网络空间的职责和使命具体化。为此，要以网络边防体系建设作为切入点，以“阵地建设、能力建设、体系建设”为基本布局，按“布设阵地、配置能力、形成体系”的路线图进行建设和部署。第一个层面是阵地建设，核心是新建一道具备整体防卫、监测预警和威慑反制能力的“网络空间边防线”，使之与国家已建的相关工程项目形成梯次纵深配署，为我军网络防御力量提供可依托、可建设、可运用、可检验、平战结合的基本阵地。这也是整个防御体系建设中最关键、最基础的一环。第二个层面是要着力加强国家网络空间防御基础能力建设，核心是围绕“网络边防”建设突出“两个重点”。一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网络空间技术研发路线，用创新而不是跟踪，用变革而不是替代，推动自主可控路线的创新，着力发展“容错、容毒、容漏洞、容后门”等具有生物免疫机理的“改变游戏规则”的革命性技术，如借助拟态计算机等结构动态可变的思想，大力发展“拟态安全”、“动态网络”、“移动目标”等新兴技术，降低现有网络信息系统的确定性、相似性、静态性和脆弱性，使系统能够以防御者可控、攻击者不可预测的方式进行动态变化，极大地降低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各种软硬件病毒或木马攻击造成的威胁。二是建立针对重要网络基础设施和大型公共服务系统的协同防卫力量，通过军民融合、通专结合、层次化部署、协同化参战体制，将重点领域的网络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服务系统纳入国家网络空间防御体系的“保护伞”之内。第三个层面是建立持续有效的网络空间防御管理运行体制，核心内容是建立“三个体系”。一是建立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体系，包括制定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国家战略、国防与军事战略以及具体的行动路线和实施纲要。二是建立网络边防法规体系，包括以法律形式将网络空间防御纳入国防体系，有计划分步骤地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和规则。三是建立网络边防武装力量体系，在借鉴他国经验，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和制度优势的基础上，大力整合各方面力量，尽快打造出一支能够捍卫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和安全的网络边防军和信息安全宪兵队，发展先进的技术装备，发现、约束、警示那些试图违反法律和法规的人或机构，使人们在网络空间形成严格的制度观念并自觉规范言行，防止危害国家安全的失、泄密事件发生，在网络空间实现从制度上的有管理到基于技术手段保障的可管理的根本转变。

（来源：中国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