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魏 薇摄影报道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门口。
“15分钟距离”摄影作品展出。
展馆一角。
“生活不容易,当我们把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建设起来,但却没有我们的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为了生活……更多的是为生存吧。”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里,一位打工者写下自己的心声。
2008年,孙恒和他的朋友共同创立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我们并不只是想展示苦难,而是想要改变。真实地记录历史是第一步。”在孙恒看来,小小的博物馆远远不能承载反映2.63亿打工群体生活的重任,“我们的力量很小,但尽了最大努力。”
打工者也该有属于自己的博物馆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位于皮村。这是一个位于北京东五环外城乡结合部的村庄,本地居民1000余人,外来打工人员超过1万人。一块匾,一个木门,300余平方米的展厅,2000余件展品,构成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全部。
创始人孙恒今年38岁,是河南小伙儿。2002年,他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新工人艺术团”,利用空闲时间到工地、工厂、社区为工人义务演出,成立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想法就在此时萌芽。
孙恒讲了一个关于彪哥的故事。那时孙恒离开家,背着一把吉他在全国卖唱,经常会在工地给端着饭缸子的工人唱自己写的歌。彪哥是来自安徽的一名建筑工人,矮瘦的个子,黝黑的脸庞,从来都不爱说话。“我在工地待了三天,最后一天他跟我聊天,并把一双粗糙的大手伸到我面前,告诉我,他用这双手养活一大家人。他以为只要拼命地干,生活就能改变,但是社会却依然瞧不起他们。”
彪哥是孙恒流浪时遇到的众多人物中的一个,影响了孙恒很多。从那之后,他开始关注身边的劳动者。
“在城市里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大街桥梁,但背后却是像彪哥一样默默付出的人。他们创造了历史,却被人忽略。”孙恒认为,如今科技如此发达,打工者可以用录音笔,用数码相机,用DV来记录自己,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博物馆。
2008年,在香港乐施会等机构的支持下,他和工友们将原本是琉璃瓦厂房的5间屋子租下来修葺整理好,并通过各方努力收集了博物馆的首批500余件展品。工友们更是支持这个想法。北京昌平一个建筑工地的30多名工友,看到报纸上关于博物馆征集物品的报道后立即开会,推选出3个工友,坐了3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皮村,送来了一大包暂住证、工装、工具等物品。一名山东籍女工也送来了家书、打工时的照片以及一辆摊煎饼的三轮车。
做自己想做的事最幸福
打工历史、妇女、儿童等5个展厅内部的照片、信件、暂住证、就业证、工资单、欠条等全部来自全国各地工友们的捐赠。其中,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时期、各种版本的几十个暂住证最为引人注意,一张孙恒在2002年因为没带暂住证而收到的50元罚款单也在其中。当时,他已经辞去了河南老家音乐老师的工作,在全国各地流浪了一段时间后到北京闯荡两年多了。“有暂住证的时候感觉没有安全感。现在,虽然收容制度取消了,但还是需要暂住证。”
孙恒已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和众多工友们一样,每年仍需去办理暂住证。
除了暂住证,工伤断指的X光片、工资欠条等,馆内还展出了在深圳工业区打工的工友集体完成的名为“15分钟距离”的摄影作品。在展览介绍中写道:“从他们居住的工业区到商业街,步行只需要15分钟,但这15分钟的距离,却标示着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
自从2008年5月1日对外开放后,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每年接待5000余名参观者。在这5年的时间里,展品有所增加,留言簿也写满了一本又一本。
孙恒的同事郝志喜现在主要负责博物馆的日常运行。除了每天打扫卫生外,他还负责给前来参观的学生、工友等讲解各个展厅的展品。“我也是打工的,很多展品在我看来都很平常,但是很多参观者却感觉很震撼。”收集展品也成为了博物馆的日常工作。由于皮村面临拆迁,他们正在努力实现把博物馆放到网上,“这样的话,即使皮村拆了,博物馆还在。”
打工博物馆对面的简陋院子里,住着孙恒和同事们。每月2000余元的收入、没车没房,但他们觉得生活得充实快乐。“什么才是幸福的标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幸福。”
问及孙恒的梦想,他弹着吉他唱了自己创作的一首《打工子弟之歌》,简单优美的旋律,却唱出了随迁子女们的心声。“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
他说,自己的梦想很简单,就是让新工人的子女能够享受同等教育,让新工人能够在城市安心住下来。孙恒坦言自己并不喜欢“农民工”这个词,“虽然我们的户籍在农村,但是已经来到了城市,不再靠土地生存。‘新工人’这个叫法主体性更强,也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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