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十八大后十年经济走势

中国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起飞，已连续34年年均接近两位数增长。1978年，中国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1.8%，而到2012年，中国GDP已上升到占世界GDP总量的11%左右。从2010年起，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人均GDP按当年汇率计算已超过6 0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被誉为“中国奇迹”。与此同时，由于多年的粗放扩张，使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刻不容缓。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中国经济需要转型，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包括实现两个翻番（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重要保证。因此，中国经济转型是中国十八大以后经济走势的最主要特征。

一、中国经济转型提出的背景

中国经济转型问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5年中央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央建议还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重新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十年后要重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体会，主要是1995年我国确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方针以来，进展不理想，总体而言粗放式增长格局未变，影响经济的均衡持续健康增长。我参加了这次中央建议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开始工作时，国家发改委等已准备了大量材料，当时我看后印象最深的，一是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2004年的50%以上；二是2004年，我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是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三是2005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这些都说明，资源和环境已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瓶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突出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并且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要求作了更深刻和全面的论述，提出了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扩张型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特别强调能源节约，把单位GDP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列为“十一五”的重要目标，还提出要着力自主创新，切实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等。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报告提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扩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会有这一变化呢？这是因为，2005年以后，经济继续以两位数速度增长，而这种高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还新出现了“三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问题且未能有效解决，因此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具体要求实现如下三个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从上述三个转变的要求中可以看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内涵上有新的扩展，即包括了改善或优化产业结构的内容，增加了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内容，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要求，以及把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和生态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总的要求是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综合国际国内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我们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紧接着，2010年，中央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时又一次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建议还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第四部分的标题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二、中国经济面临短期再平衡和中长期转型任务

当前，中国经济首先面临短期再平衡即克服比例失调的任务。这种比例失调或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2006年以来，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42%以上，2006年为43.6%，2007年为42.4%，2008年为46.9%，2009年为87.6%，2010年为52.9%，2011年为47.7%。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几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很高，2005年为22.8%，2006年为16%，2007年为17.9%。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达到10.1%。与上述情况不同，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严重偏低，2003—2011年，分别只有35.9%、39.1%、39%、40.3%、39.6%、44.2%、49.8%、43.1%和56.5%。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不利于经济的内生增长，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经济增长主要靠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推动，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相对滞后。2012年，我国GDP从2002年的12.03万亿元增加到51.93万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增长了1.62倍，已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本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应逐步上升，但是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却在这十年期间，没有上升多少。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4.6%，只比2002年的41.5%提高3.1个百分点。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比世界上与我国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低十个百分点以上。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造成我国就业弹性偏低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一些工业部门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几大高资源投入高排放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都严重过剩。资料显示，2012年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1.6亿吨以上，钢铁产能利用率仅为72%左右。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占总产量的15%左右。有色金属的产能利用率已由2007年的90%降至65%左右，电解铝、氧化铝产能利用率均不到80%。多晶硅产能利用率目前只有50%左右。不仅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风电设备、太阳能光伏等新兴行业也面临较大过剩压力，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60%。

第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多年来一直高于0.4的警戒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3—201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0.47~0.49之间，2008年达到最高的0.491后，开始小步回落，但仍在高位徘徊。有研究报告指出，1988—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7.3倍上升到23倍，贫富分化在发展。有经济学家发表文章，推算2008年中国有9.3万亿元隐性收入（其中灰色收入5.4万亿元）没有统计在国民收入中，这两个数字都比2005年增加了近一倍。文章还指出，如果把隐性收入计算进去，则以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来衡量，其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23倍，扩大到65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并不像有的经济学家说的那样是由于民营经济发展太快、公有制受到削弱，而在于分配不公、权钱交易、腐败盛行、分配秩序混乱、政府调节不力甚至逆调节等。因此，当前在收入分配环节，特别需要伸张公平正义，加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让人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以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经济失衡问题近两年略有缓解，如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2012年已下降到2.6%，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有所提高，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略有缩小等。但是，经济失衡问题总的来说还比较严重，有的问题如产能过剩问题还在恶化、近期通货膨胀压力不小等，说明中国调结构、促平衡任务还很重。同时，解决比例失调问题应尽可能快一点，不宜久拖不决，因为拖长了会加大解决的难度。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还面临中长期转型升级的繁重任务。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和粗放扩张，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以2011年为例，当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10.48%，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这样巨大的资源消耗是不可持续的。由于资源大量消耗，而我国资源特别是人均资源拥有量低，我国一些主要矿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这几年的50%以上。资源的大量消耗也带来了环境生态的破坏。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全国33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近2/3的城市达不到二级标准要求，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华北地区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多年来我国的节能减排和治理环境的计划指标都没有实现。

科技进步不够快，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低，2000年才占0.9%，2008年才占1.47%，2012年占1.97%，低于创新型国家至少占2%的要求。与此相对应，我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占50%以上。我国是世界生产汽车第一大国，但几乎所有核心技术和品牌都是外国的。我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没有一个世界名牌产品。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资源、环境、生态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真正的硬约束，是关系子孙万代的大问题，我们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需要指出，经济再平衡能够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而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能有力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然，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有较长时间的努力，没有十年八年的攻坚克难是不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三、适当放缓经济增速，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近两位数增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显突出，目前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沿着过去粗放扩张的老路走下去，必然使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更加收紧，经济将有一天被强制硬着陆，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要摆脱上述困境，只有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转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为此必须适当放缓经济增速，集中精力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中国经济需要适当放缓增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经济在进入新世纪后不时处于过热或偏热状态，经济从2003年起连续五年以两位数增长，2007年增速达14.2%，使“三过”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问题突出，大量透支资源、环境和过分压低劳动报酬。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讲到当时面临的问题时也指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使2008年不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调整经济也势在必行，而调整经济必然带来经济减速。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建国以来，由于急于求成推动经济盲目跃进后，为纠正经济失衡都付出了经济减速（20世纪60年代初甚至是大幅度负增长）的代价，看来这次也不会例外。

第二，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投放的货币数量过大，加重粗放扩张和通货膨胀压力。我国在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有点过度，中央四万亿元的投资刺激计划，带动地方20万亿元的投资热潮，近十万亿元的天量贷款，引发了又一轮的大规模粗放扩张，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负增长、其他国家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我国2009年经济增速达到9.2%，2010年达到10.4%，2011年达到9.3%。与此同时，能源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连续三年反弹，2008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41，反弹至2009年的0.57、2010年的0.58和2011年的0.76，2008年的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为0.58，反弹至2009年的0.78、2010年和2011年的1.27。通货膨胀压力也不小，2009年和2010年中国商品房均价分别同比上涨23.2%和7.4%，2010年和2011年CPI则分别上涨3.3%和5.4%。这就使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变得刻不容缓。2012年，经济开始被迫回调，全年经济增速降至7.8%，比上年回落1.5个百分点。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由于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在下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模型预测：2011—2015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7.8%~8.7%；2016—2020年，降至5.7%~6.6%；2021—2030年，进一步回落至5.4%~6.3%。有的经济学家也撰文提出，中国潜在GDP年增长率将下降至“十二五”时期的7.2%和“十三五”时期的6.1%。看来，中国今后很难再维持两位数经济增长了。

第三，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超过5 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我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1年人均GDP超过5 000美元，2012年人均GDP达6 000美元，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根据世界银行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史的研究，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如果继续沿袭粗放扩张的经济发展方式，一味追求经济增速，不更新发展思路和战略，不协调好经济增长与保护资源环境的关系，不认真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让老百姓普遍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就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跨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从2003年就提出科学发展观，接着又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这些都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和战略举措。

但是，知易行难。这几年转方式、调结构进展并不顺利，主要是各方面仍把追求GDP的快速增长放在首位。因此，要真正使社会经济转移到科学发展的轨道，就必须放弃唯增长主义，适当放缓经济增速，告别两位数增长，逐步进入中等增速阶段，把主要精力用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力图做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中国经济增速现阶段以多少比较合适，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近中期，即在2020年前似乎以7%~8%为宜。这个速度一点也不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中国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国内需求强劲，市场空间很大，经济增速不会一下子掉到7%以下。我们在顺利推进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2010年美元）以上，接近或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当前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速会降得太多，而在于在现有体制下，各地大干快上的劲头很足，一些地方仍然大上产能已过剩的重化工项目，甚至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就强行上马，为的是追求GDP的短期高速增长。到今年3月止，全国已有24个省市今年GDP增长目标设定在10%及以上，远高于全国7.5%的预期目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适当超前也可以理解，但是要量力而行，不能太超前，不能企求毕其功于一役。比如，在经济欠发达、人口稀少地区就没有必要急于修高铁，否则大量的投资会造成浪费甚至反而成为沉重的负担。

四、推动经济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深化改革

中国现阶段要推动经济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许多途径，如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推进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管理创新等，但最重要的是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为我国今后加快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指明了方向和途径。

深化改革包括的范围很广，这里主要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对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与作用，简要讲一些想法。

十八大报告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过去我们一直说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没有错，国有企业改革至今仍需攻坚克难。但是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碰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问题，也就是要碰到政府改革的问题。特别是当要求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时，政府职能转换问题显得很重要。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我体会，这里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主要的是政府改革，是政府职能的转换。中国多年的实践证明，要推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要点正在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改革，使政府真正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而不只是限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建设发展的实践，已开始把政府改革推到了改革的最前列。

推进政府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解决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特别是其中的“越位”问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减少和规范审批，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今后，要以政府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各项经济改革。

第一，政府应当从介入过深的经济领域逐步退出，不再充当资源配置主角。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不少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首脑充当当地经济活动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于我国长时期都以GDP增速作为政府官员政绩大小的主要考核指标，而政府官员实行任期制，一般五年一任期，不少官员为了追求政绩，都全力以赴使任期内GDP增速最大化，往往利用手中权力搞粗放扩张，拼资源、拼环境，其恶果已于2013年春天在中国中东部大片地区包括北京市在内显现出来，很大一部分日子都是雾霾天气，甚至重污染。对此，李克强总理在会见采访两会的记者并回答提问时说：“我和大家一样，心情都很沉重。”我国一些高耗能产业已经过剩，但是至今还有一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继续发展这些产业，地方政府擅自降低电价，鼓励当地发展这些产业，使产能过剩问题加剧。国务院有的领导同志曾说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调控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因此，要推进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坚决抛弃政府经营城市的想法和做法，政府不再以主力运动员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不再带头搞粗放扩张，不顾后果地追求GDP短期最快增速。

第二，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应主要搞好宏观调控或贯彻中央宏观调控举措，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稳定的环境，基本上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真正实行政企分开。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做好的事，就放给市场和社会，政府自己要削权，包括取消各种各样的行政垄断让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平等进入市场和参与市场竞争，政府主要是制定标准和规则并认真进行监管，不必替企业进行微观决策，不必事事审批。审批过多过滥往往扼杀创新活动，降低微观经济活动效率。李克强总理3月17日会见记者时说，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 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1/3以上。减少审批会直接影响那些有审批权力的官员的利益，因此常常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因此，中央必须下大决心，强力推进，政府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三，财政要加快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转型看起来属于财政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如果政府是经济建设型全能型政府，那么财政必然是经济建设型全能型财政，财政支出尽量用于搞经济建设。现在政府要向服务型转轨，财政自然要跟着向公共服务型转轨。我国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严重偏低，离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要求还很远。比如，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4%，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0.9%，两项合计为15.3%，比人均GDP为3 000~6 000美元阶段国家平均31%左右的水平，低了一半多。2011年，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当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支出仍只占财政支出的16%，比发展程度大体相同的国家低一半。这说明我国财政向公共服务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坚持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与此同时，还要积极推进有利于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税收制度改革，包括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逐步降低增值税税率、开征房产税等。

第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目的在于推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资金是最重要的资源，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就是要使稀缺的资金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为此，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因为利率市场化能促进资金配置到效率和效益最高的领域。要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使大中小企业、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都能在市场上平等融资和开展竞争。要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中国作为经济增速最快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的逐步国际化是必然趋势。要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第五，政府减少对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中国粗放型增长方式之所以很难转变，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重要资源产品价格受政府控制，长期偏低或严重偏低，即使破坏了环境也不必付费，从而鼓励对它们的滥用和浪费，效率很低。我国不少产品之所以有竞争力，往往是因为尽管消耗大但成本低。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就必须改变这种情况，不能任意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压低土地和资本的价格，同时要使资源产品价格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2005年，在制定我国“十一五”规划时，世界银行向我国有关部门报告，提出根据他们对2 000多个公司的调研，发现能源使用量的降低，一半多归功于价格的调整。这说明，要节约和高效使用能源和其他资源，就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杠杆，提高能源资源产品价格至合理水平。这就需要政府放松对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理顺它们的价格，用经济手段逼迫各经济主体节约集约使用各类资源，从而推动经济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当前，我国物价基本稳定，CPI上涨率比较低，正是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好时机，希望这次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

第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现象，不断做大的“蛋糕”没有切好分配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因素。由于居民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进入21世纪后连年下降，从2000年的46.4%降到2011年的34.9%，致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经济增长过分倚重投资和出口，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太低且在下降，199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这几年已降到40%以下。这种情况不利于劳动者素质与技能的提高，从而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不能使大量低收入群体很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不能很好落实以人为本，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因此，今后应认真贯彻十八大提出的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需要说明，除上述各项改革外，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都属于重要领域改革，需作专门论述，本文限于篇幅，只好从略了。 

原载张卓元主编：《十八大后十年中国经济走向》，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