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的逻辑》书摘四，于是今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讨论西方普世价值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时，我们首先需要破除一种思维定式，这也是许多切身感受西方民主自由的人常有的思维模式，即认为公开的民主与自由不会潜藏任何阴暗事物；他们将批评西方民主、自由和经济制度的某些理论定性为阴谋论，并加以鞭挞和嘲讽，他们认为公开的、透明的民主制度不存在阴谋的可能，阴谋论者，不是无知就是不能证伪。我们认为，这些精英对西方社会民主制度的感受不是过于片面，就是过于在已知理论中体验精神的满足。我们对西方社会民主和自由制度并非全面否定，在此制度下西方社会在不断进步，这是事实。但是，在复杂社会现象中，往往各种因素和动机交织在一起，表面看来正当的行为并不能否认没有自私的动机，在看到西方社会制度产生良好作用的同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制度完全是本着正当动机向发展中国家输送的。我们来看下面一段摘要：
“一个自由民族应当经常警觉，提防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同胞们，我恳求你们相信我），因为历史和经验证明，外国势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不过这种提防，要想做到有效，必须不偏不倚，否则会成为我们所要摆脱的势力的工具，而不是抵御那种势力的手段。对某国过度偏爱，对另外一个过度偏恶，会使受到这种影响的国家只看到一方面的危险，却掩盖甚至纵容另一方所施的诡计，成为我们所喜欢的那个国家的爪牙和受他们蒙蔽的人，利用人民的赞赏和信任，诱骗人民放弃本身的利益时，那些可能抵制该国诡计的真正爱国志士，反而极易成为怀疑与憎恶的对象。”
这是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的忠告之语，放在当今中国似乎是再合适不过的评论了。华盛顿没有天真到相信外国势力不会使用阴谋诡计的地步，他反复强调要防止外部敌人与国内部分人有同盟、依附和阴谋串通的关系，因为这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国内的）对抗”，他认为统一政府是美国的支柱，联合一致是美国自由的支柱。他以政治家的睿智指出：“经验是最可靠的标准，应当记住，仅凭假设和意见便轻易变更，将因假设和意见之无穷变化而招致无穷的变更”，“外国影响和腐蚀可以轻易地通过派系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借用华盛顿的智慧，当今时代，中国是否存在那些“对某国过度偏爱而使他们成为那个国家爪牙和受他们蒙蔽的人”呢？那些即便是爱国的、自认为心底无私的西方普世价值的宣扬者，是否在引诱人民放弃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呢？
2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某些精英却停留在西方民主自由政策都是和平美好的幻想之中。我们不能将别人的所有行为视为阴谋，这与常识和现实不符；但我们也不能在关键问题上认为其他国家的政策都是出于善意，这同样与常识和现实不符。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西方所宣扬的理论与实践如果完全相符，那么国际政治经济的探讨研究也会成为多余的了。从自身状况出发，我们在很多问题中同样具有自私动机，扩展后就是民族利益。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自私动机与其理论和实践所能拓展的空间几乎没有，自私动机更大程度上无非是维护国家的合法权利，而非获取不当利益。但发达国家不同，为了获取不当利益，它们无法像100多年前一样明抢明夺，于是发展出似乎合理的、符合人类情感的理论，这是必需之举，但其理论往往掩盖更深层次的动机，只是身在其中的人难以理解和察觉。往往是，逻辑的范围越大，个人在其中的感觉越与实际不符，就像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之前，人类虽然“坐地日行八万里”，但仍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静止不动的一样，人们看不清全貌，只因身在其中。因果关系链越长，越容易在其演化过程中掺入其他因素，这为各种不同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条件。
